大部制改革的減法效應

　　《美麗心靈》的經濟啟示：在一個遠離了魯賓遜時代的互聯世界里，個體理性往往會導致集體非理性，局部控制往往會導致整體失控，減少政策決策者則往往能提升政策效應。

　　“Fact is stranger than fiction.”（現實比虛構還離奇）大千世界，無奇不有，一個曾經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卻拿到了1994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而根據這段真實故事改編的電影又摘得了2002年奧斯卡最佳影片的桂冠。這位傳奇人物就是約翰·納什，這部經典電影叫《美麗心靈》。作為一位正兒八經的數學家，納什在與病魔戰鬥多年並遠離學術圈的背景下，還能獲得經濟學界的最高榮譽，只能說他做出的經濟學理論貢獻實在太大。納什證明了納什均衡的存在，納什均衡則構成了博弈論的基石之一，而博弈論則讓分裂的經濟世界連接為一個整體。每一個經濟主體，無論是個人還是政府，都不是魯賓遜，其經濟行為總是相互作用、相互影響，個體理性的集合往往對應著集體非理性。納什均衡及其代表的博弈論就像打開了一扇窗戶，透過它，糾葛複雜的經濟世界變得更加清晰起來，諸多經濟現象也能由此得到更深一層的解釋。

　　對於國務院機構改革這個足以引發無盡思索的經濟現象，如果我們從納什提供的互動分析視角去解讀，則別有一番深意。

　　從1982年到2013年，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務院機構多次瘦身，從100到61，到59，到40，到29，到28，到27，再到25，機構個數不斷有序減少。十八大報告中則進一步強調，要繼續“穩步推進大部門制改革”。縱向回顧來看，機構數量與政府效率之間似乎存在著某種潛在的負向相關關係。橫向比較也對這種微妙關係提供了另一種支撐，與大部分內閣機構動辄超過20、甚至30的轉型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相比，效率相對較高的主要發達國家一般只有20個以下的內閣機構，比如美國是15個，日本則是12個。

　　如何解釋這種“減法改進”的有趣效應呢？為了回答這個看似簡單膚淺、實則複雜深奧的數字問題，我們先將問題放得再大一點，那就是政府存在的作用。這里我們簡單地從經濟學視角把政府看作宏觀政策的“供給者”，如果其供給是有效的，即宏觀政策能夠實現其既定政策目標，那麼政府這個“供給者”的作用就是顯著的。

　　必須強調的是，這里所說的宏觀政策並非單一政策，而是政府制定的全部政策組合，即政策搭配。對於單一政策有效性我們已經很熟悉了，畢竟這是一個歷史悠久、引人入勝的經濟學研究領域，其中曾經產生過名聲斐然的“鹹水與淡水”之爭。但對於政策搭配的有效性，似乎沒有吸引過太多的主流研究的興趣，實際上兩者概念大相徑庭，相比“單對單”的單一政策有效性，“多對多”的政策搭配有效性是一個更加“全局性”的強勢概念，強調的是政策供給者對政策目標的整體控制力。

　　雖然市場總有失靈的時候，也就是說政府調控理論上有可能成為“市場調節資源配置的有效補充”，但這並不意味著政府調控就一定能夠實現效率的帕累託改進。抛去政策調控水平等一系列外生因素，就算政策供給者是完全理性的，它也不一定能夠生產出有效的政策搭配。為什麼呢？答案很可能是：也許壓根就沒有這樣一個能夠實現效率改進的“有效政策搭配”存在!既然沒有，再英明睿智的供給者也只能面臨“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的尴尬。那麼現在，我們的思考進入了真正的核心環節，即有效政策搭配的“存在性”。

　　如果存在有效政策搭配，那麼政府開發、運用各種政策工具對經濟變量施加直接或間接影響就有理論依據，如果不存在有效政策搭配，那麼政府進行政策搭配將由於無法達到政策目標而變得師出無名，在後一種情況下，政策搭配很可能由於其“經濟外生擾動”的性質而失去“凱恩斯革命”以來的存在必要。事實上，存在性問題（existence problem）是如此重要，以至於經濟學研究傳統從來都將其作為科學性基础而投入大量研究工作。如果稍微沉浮於經濟學史海，就能輕易發現“存在性”的核心意義。自瓦爾拉斯1874年第一次於《純粹政治經濟學綱要》中系統描述斯密《國富論》里“看不見的手”理論以來，阿羅和德佈魯等人於20世紀中葉之後運用拓撲學中不動點定理對“一般均衡存在性”的證明，才讓整個微觀經濟學得以建立在一個較為完整和牢固的基础之上。而納什運用拓撲學對“納什均衡存在性”的證明也讓博弈論在科學、系統發展道路上邁出了堅實的一步。納什及其他經濟學大師們都很清楚，如果缺乏支援其主要概念“存在”的論證，他們的理論都將是空洞無力的。

　　“存在”才是合理的，而決定“存在”與否的，是制度。有效政策搭配存在性需要種種條件才能滿足，而制度安排是決定這些條件變化的核心要素。如果制度改進能夠使得這些存在條件更為滿足，那麼這種制度改進很可能就起到了增強政府調控效率的潛在基础性作用。現在，在大費週章的邏輯接力之後，我們似乎可以將大部制改革與有效政策搭配存在性聯繫在一起，來解密有趣的“減法改進”了。

　　關於有效政策搭配的存在性，丁伯根通過對矩陣性質的考察開創了一代研究先河。他將有效政策搭配存在性研究有條不紊地分成變量劃分、總量關係方程構建、政策目標均衡值確定和最優化過程分析四個步驟，並得出了著名的“丁伯根法則”，即只有當政策工具數量大於政策目標數量的時候，有效政策搭配的存在性才得以滿足。對“發展和應用動態模式於經濟過程分析”的如此開創性貢獻，讓丁伯根毫無懸念地摘取了1969年首屆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花冠。

　　如果僅僅從這個經典理論出發，那麼大部制改革與政府政策供給效率提升之間的關係難以解釋。但理論是發展的，博弈論工具的應用性開發讓這一領域在2005年和2006年重新結出累累碩果，Acocella和Bartolomeo完成了至關重要的理論創新，他們將傳統方法與博弈方法有機融合成一體，初步建立了靜態和動態多決策者丁伯根博弈模型，“將丁伯根法則”和“納什均衡”有機結合成一體。在對這一領域的深入研究和跟蹤綜合之後，我將新的政策搭配有效性條件稱之為“有約束的多工具原則”，這一原則充分考慮了多個決策者之間目標重疊可能帶來的抵消性影響。如果兩個或多個政策決策者對同一個（些）政策目標具有控制力，那麼控制力沖突之下將不存在有效政策搭配保障靜態經濟目標的全部實現和動態經濟演化的路徑最優。

　　根據“有約束的多工具原則”，為了滿足宏觀調控整體控制力增強的需要，政策供給者全部的政策工具數量需要不斷增加，並時刻保持其總量超過政策目標總量；但與此同時，為了滿足內部政策和諧的需要，單一政策供給者的政策目標數量要盡可能大於其政策工具數量，並避免目標交叉。為了達到這個雙向約束的存在性條件，基础性的制度改進一方面需要致力於豐富整體的政策工具數量，另一方面需要在減少可能沖突的前提下，擴大其個體的政策目標範圍，這樣才能滿足整體調控能力和博弈納什均衡的同時存在。

　　大部制改革正是符合“有約束的多工具原則”的政策改進。在政府部門數量較多的背景下，整個博弈結構非常複雜，許多單一政策供給者對特定政策目標可能具有局部控制力，而當兩個或兩個以上單一部門對同一政策目標具有控制力的時候，沖突就無法避免，結果可能是整體有效政策搭配存在性的模糊。讓博弈回歸均衡的制度改進有幾種方式：一是明晰單一部門政策目標邊界，擴大其政策目標範圍，弱化局部控制力；二是避免政策目標重疊，減小控制力沖突的可能；三是減少政策供給者數量，化外部博弈為內部博弈，將控制力沖突內部化。三種促進有效政策搭配存在性滿足程度的制度改進方式，我們在不同國家都能看到一些端倪，在中國最易察覺的是後兩種方式。通過減少部門數量，政策供給的局部控制力沖突不斷被內部消化，政策搭配的全局效率增強；通過對金融監管部門各自政策目標的清晰劃分，未成立大金融部也能實現有效政策搭配存在性的改善。而這些，正是大部制改革在中國方興未艾的深層原因。

　　相關電影：《美麗心靈》（A Beautiful Mind）

　　程實微評：玩模型的納什遠比玩籃球的納什更有魔術師般的魅力。《美麗心靈》講述了數學家、經濟學家納什富有傳奇色彩的人生經歷。在納什身上，我們看到了天才的光芒，也看到了人生的磨難，更看到了天才走出磨難所付出的艱辛。《美麗心靈》實際上是一個關於愛的故事，因為心靈的美麗之處，恰在於它是愛的源泉。在我看來，支撐納什走出陰暗和混沌的，不僅是妻子的愛。還有他內心深處對數字的愛，這種愛，太讓人羨慕。

本文摘自《與亞當·斯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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