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的力量

　　《十二怒漢》的經濟啟示：“去××化”有的寓意深遠，有的纯屬瞎編，它們既不會帶來經濟世界的精彩劇情，也不具有改變危機演化的真實力量。

　　如果將美國和俄羅斯放在一起，你會想到什麼？是不是曠日持久的爭鬥，歷史厚重的對抗，截然不同的價值取向和延綿至今的沖突？其實，除了這些，美國和俄羅斯之間還存在一個有趣且溫和的聯繫，兩國導演都拍過一部名為《十二怒漢》的電影。確切地說，2007年俄羅斯版的《十二怒漢》是1957年美國版《十二怒漢》的翻拍。翻拍前後的兩個版本雖然相似，卻有很大的不同，類似的情節背後講述的分別是美國故事和俄羅斯故事；翻拍前後的兩個版本雖然迥異，卻又有很大的共鳴，兩部電影都非常成功，且令人印象深刻。

　　作為電影，兩部《十二怒漢》的成功都因為它們充分彰顯了語言的力量。簡單的場景，封閉的空間，十二個貌不驚人的男人，是語言的張力讓這些簡單的元素融合成充滿懸念、震撼感十足的劇情。作為時代的鏡子，十二怒漢們的語言張力則源自其對時代精神的真實映射。美國版《十二怒漢》里的精彩論辯映射了美國上下協同的法制精神，公平的司法制度尊重每一個個體的意見表達，每一個個體則珍視法律賦予的尊嚴，從而避免了多數人的民主演化為多數人的暴政，以制度保障了司法的公平正義。俄羅斯版《十二怒漢》里的激烈爭議則映射了俄羅斯莊重包容的民族精神，每一個個體在社會演化中能夠做到以己度人，仁慈的社會能在法理之中融入人本主義，從而激勵了少數人的寬容放大為多數人的寬容，以人文關懷保障了社會的法里有情。

　　兩部《十二怒漢》充分表明：語言是有魔力的，它讓簡單的影像變得引人入勝、魅力四射；語言也是有力量的，它能影響人的認識，它能改變人的命運。而賦予語言魔力和力量的，則是時代和社會。尊重歷史、尊重時代、尊重社會的語言才是改變歷史、改變時代、改變社會的利器。

　　從影像世界回看經濟世界，危機時代物質貧乏，語言創新卻異常富足。帶著對“去危機”的深切期盼，去庫存化、去槓桿化、去貨幣化、去美元化和去全球化之類的詞匯變得流行起來。但這些流行的語言是否具有改變危機時代、引致复蘇到來的力量？在筆者看來，“去××化”深層地反映了市場在恐慌中的心煩意亂和手足無措，其內在的無力恰恰印證了伯格森的危險預言：“語言叛離觀念，文字謀殺精神。”

　　先從去庫存化開始。顧名思義，這個經濟學家和分析人士經常挂在嘴邊的詞匯其實是指經濟主體減少庫存的一個過程，至於經濟主體的定義則因人而異，最常見的一種解釋認為是微觀企業，也有人將其進一步引申為中觀行業或是宏觀經濟整體。相對於不同的經濟主體，所謂庫存的含義也會發生變化，微觀的商品和宏觀的產能都被納入解釋範圍中來。去庫存化之所以流行，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它經常和另一個詞匯相伴相隨，這就是危機中人人望眼欲穿的“复蘇”。复蘇是經濟週期的一部分，而去庫存化的完成則被很多人視作週期轉向的前兆。這其中的道理很直白，作為商業波動的天然緩沖器，衰退階段銷售的萎靡讓企業產生減少庫存的動機，而复蘇階段需求的恢復則讓企業產生再積累庫存的欲望。

　　毫無疑問，數據支援了這種潛在的相關關係，但筆者認為，人們將去庫存化和經濟週期關聯在一起時，很容易忽視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即去庫存化的進展預示的是哪一種經濟週期變化？是的，經濟週期並不是一個確切的概念，也就是說，經濟週期有很多種，早在幾十年前，經濟學家們就已經在探讨不同頻率經濟週期的區別。這些經濟週期表面上是由於覆蓋時限不同而分為長週期、中週期或短週期，但實際上深層的分類標準則是週期核心驅動要素的不同，一個跨度幾十年的長週期的驅動要素可能是全要素生產力，一個跨度十年左右的中週期的驅動要素可能是房市投資，一個跨度三四年的短週期的驅動要素則可能是庫存變化，每一個更長的週期中可能會包容幾個更短的週期，這種嵌套實際上兼容了實體經濟的短期運行特徵和長期發展規律。

　　由此可見，以去庫存化為標準，以銷售庫存比等指標為先行指標判斷經濟週期變化，必須了然於胸的是相應短週期的性質。發人深思的是，百年難遇的金融危機對經濟發展格局的影響僅限於一個短存貨週期嗎？如果不是，那麼可能市場在使用和理解去庫存化這個流行詞匯的時候需要更加謹慎一些。

　　再看去槓桿化。想找到一個權威和規範的去槓桿化的定義並不容易，因為經濟意義上的“槓桿”廣泛應用於金融機構、尋常企業、一般家庭，甚至整個宏觀經濟，以至於人們很難分清與去槓桿化對應的是哪一個層次的經濟行為。筆者以為，追根溯源還是要從物理學的槓桿原理尋找去槓桿化的內涵，阿基米德說過，“給我一個支點，我將撬動整個地球”，槓桿是說明較小施力成就較大功效的機制。在論及去槓桿化這一流行詞匯的時候，人們往往會陷入這樣一種邏輯，即槓桿之所以失去平衡，是因為槓桿率太高，桿子太長以至於被託起的那個物體變成不可承受之重，因此，增加施力或是減輕託起物體的重量並縮小桿子的長度成為“化解風險”的可選對策。

　　也就是說，去槓桿化理所應當地被認為是維持槓桿長期平衡的首要選擇，但市場可能忘記了一點，槓桿曾經有過平衡的歷史就表明槓桿機制並非從一開始就是失效的，盲目地去槓桿化反而容易陷入風險激增的“去槓桿化悖論”。以金融機構為例，即“風險資產價格下降—減持風險資產—風險資產價格進一步下降—槓桿反倒無法減輕槓桿率—風險進一步激化”的惡性循環；以一般家庭為例，則是“儲蓄率上升—整體消費下降—宏觀經濟萎靡—個體收入下降—儲蓄量下降”的“節儉陷阱”。

　　筆者以為，也許我們從一開始就忽略了槓桿原理的核心要素，槓桿本身是很重要，但支點才是阿基米德神奇力量的根源。無論是微觀還是宏觀，之前引致繁榮的高槓桿之所以失去平衡，是因為金融危機破壞了支點的穩定性，而這個支點就是信用。對於金融機構而言，信用的崩壞是信貸緊縮產生的源泉；對於實體經濟而言，以增長模式可持續性為表徵的整體信用的缺失則是經濟結構需要深度調整的原因。所以，去槓桿化只是風險管理的一個可選途徑，而非根本途徑，增強宏微觀的信用基础，讓槓桿重新擁有穩定的支點，才是治標治本的選擇。

　　最後再看去貨幣化、去美元化和去全球化。這是一組適用於全球經濟，流行度稍顯遜色，且彼此之間關聯甚高的詞匯。去貨幣化大多意指以實物資產取代貨幣資產的過程，去美元化一般意指國際貨幣體系遠離美元核心的過程，而去全球化則是指保護主義取代自由主義的過程。與去庫存化和去槓桿化不同，這一組詞匯在本次金融危機前很少被人提及。事實上，筆者甚至認為，在危機之後它們也將同樣很少被提及。因此，它們只是短期市場混亂和恐慌背景下思維叛逆的產物，它們的共同點是短期內雖有星星點點的迹象，但都不會成為真正的主流，它們的不同點則是有些甚至在長期中也不會變成主流。

　　去貨幣化之所以流行起來，一方面是由於次貸危機引發了金融恐懼症，人們對貨幣體系衍生的種種金融風險充滿擔憂，將遠離貨幣視作遠離危機的根本方式；另一方面則是由於危機後期全球範圍內一系列超常規的寬鬆貨幣政策引發了通脹恐懼症，人們對現在的貨幣超發導致未來的高通脹充滿擔心，將減少貨幣頭寸視作防止資產縮水的理性選擇。實際上，這顯然是一種矯枉過正的市場反應，至少在2015年之前，產出缺口的廣泛存在將使通縮成為主要趨勢，通脹的發生，即便有也只可能在更遠的將來，而且各國業已表現出對回收擴張政策的考慮，為虛無缥缈的通脹而去貨幣化並不令人信服。至於對貨幣體系的不信任則更加有失理性，退出貨幣體系不僅是歷史荒謬的倒退，更會帶來無盡的社會成本。所以，去貨幣化只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

　　相比之下，去美元化更加實際一點，危機爆發後的數據顯示，部分重要的美國中長期債券持有者進行了階段性減持，市場普遍將其視作“去美元化”的重要證據。但值得強調的是，去美元化雖然是“國際貨幣體系多元化”長期發展趨勢的必然結果，但在短期內並不會出現突飛猛進的變化，不僅所謂多元化的具體發展格局存在較大爭議，而且美國經濟复蘇領先於歐日的中期趨勢也可能會放緩國際市場遠離美元的步伐，所以，去美元化更像是一種水中望月般的長期願景。

　　至於去全球化，連願景都算不上。雖然危機爆發後旨在自我利益最大化的貿易保護行為時有發生，美歐甚至將中國告上世界貿易組織，但筆者以為，隨著危機的緩解和週期的轉換，貿易保護持續擡頭的土壤將日益疏鬆，而長期去全球化更加不可思議，就連反全球化論者卡斯特羅都不得不承認，“全球化不是某個人的異想天開，也不是某個人的創造發明，而是人類歷史現階段正在發生的最重要和最有決定意義的問題之一，是讓人又愛又恨的雙面問題”，人類在融合中尋覓自由、平等和互利的希望和努力將向保護主義的肆意妄為發起強力挑戰。

　　總之，“去××化”有的寓意深遠，有的纯屬胡編，將每一個流行的“去××化”都視作趨勢的表徵毫無疑問將陷入思維的混亂。從本質上看，“去××化”只是危機恐慌的表現，而不是時代精神的體現，所以，“去××化”和《十二怒漢》里的語言截然不同，它們可能既不會帶來經濟世界的精彩劇情，也不具有改變危機演化的真實力量。

　　相關電影：《十二怒漢（1957）》（12 Angry Men 1957）

　　程實微評：每一個人都珍視法律賦予的尊嚴，就能避免多數人的民主演化為多數人的暴政。這個美國版的《十二怒漢》在電影史上非常有分量，屬於那種乍看一眼容易立刻轉台，耐心看一段就會沉迷進去的好電影，劇情有起伏，演員大出彩，思想很深邃。沒有絕對的公平、正義和民主，這部電影就像一面鏡子，折射出這些道義的另外一面，也折射出美國社會和人類自身深層次的矛盾、沖突和妥協。

　　相關電影：《十二怒漢（2007）》（12 Angry Men 2007）

　　程實微評：每一個人都以己度人，就能激勵少數人的寬容放大為多數人的寬容。這個俄羅斯版的《十二怒漢》並不如美國版那般名聲斐然，但卻是我相對更喜歡的一個。簡單的佈景、不多的人物、大量的對話，不僅讓一個孩子的命運變得跌宕起伏，也通過這個孩子的命運折射出國家、時代和社會的變革與演化。以人為鏡，不僅可以知功過，也可以知興替。在大時代興替之中，個人的小小功過變得模糊起來。《十二怒漢》的型男們，用行動告訴我們，有的時候，在某些方面太認真，在另一些方面不太認真，都是負責任的表現。

本文摘自《與亞當·斯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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