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人的稅是如何收上來的

　　身為美國總統，如果他只能用一句話來表達他的政治主張，那麼這句話的內容一定是——怎麼向美國人徵稅。

　　2008年的美國總統選舉，民主黨候選人奧巴馬和共和黨候選人麥凱恩的政治對決是在一個名叫喬的水暖工身上發生的。奧巴馬到社區拜票，水暖工喬擠了上來，向他提出了這樣一個棘手的問題：我正打算盤下老闆的水暖公司，自己做老闆，實現我的美國夢，但你卻主張要向高收入者增稅，你說我的老闆夢還要做嗎？奧巴馬用一套稅收如何改善大衆的福利最終又如何讓所有人受益的大道理回答了喬的提問。之後，支援率一直落後的麥凱恩似乎找到了奧巴馬的死穴，他想用喬的提問喚醒美國人內心深處對稅收的厭惡和恐懼。但最終，美國人用選票表達了他們的態度——盡管他們從來不認為稅收是個好東西，但富人真的應該為國家多作些貢獻。

　　當年，正是因為厭惡稅收，美國人決定和英國人“分家”。1763年，英國人終於贏得了他們和法國長達七年的戰爭，但戰爭卻帶來了國庫高達1.3億英鎊的虧空。從哪兒弄這筆錢呢？英國人把目光投向了越來越富裕的新大陸。英國先後頒佈了《糖稅法》和《印花稅法》，向北美殖民地徵收糖稅和印花稅。1765年10月，殖民地代表會議在紐約通過了《殖民地人民權利及其不滿的宣言》，反對英國向殖民地徵稅，從此開始了獨立戰爭。1773年英國議會通過《茶葉法案》，取消了英格蘭的茶葉進口稅，但保留了北美殖民地的此項稅收。北美愛國者被再次激怒，他們偷偷潛入波士頓港，將停靠在碼頭上東印度公司輪船上的342箱茶葉倒進了大海。這就是著名的波士頓傾茶事件。這一事件引發了英國的報復，1775年，北美殖民地和英國之間開戰。1776年，美國獨立。

　　1781年，獨立後的美國頒佈了美國憲法，憲法第一條就與稅收有關。《憲法》第一條第八款規定：“國會有權課徵直接稅、關稅、輸入稅和貨物稅”，目的是“以償付國債，提供合衆國的共同防務和公共福利”。美國憲政因抗稅而開始，美國因抗稅而獨立。

　　此後，直到美國南北戰爭，美國聯邦政府的實際財政來源只有一個，就是關稅，也就是只有外國的商品進入美國才需繳稅。

　　在漢字中，“稅”字，由“禾”和“兌”兩個偏旁構成，“稅”的意思就是要把田里的一部分收成繳納給統治者。在兩千多年的中國封建歷史上，向統治者繳納“皇糧國稅”是每一個人天經地義的義務。而在獲得獨立的美國人那里，“稅”和普通人無關，百姓沒有供養政府的義務。

　　1862年，在南北戰爭打響的第二年，美國人第一次聽說了“所得稅”。又是因為戰爭!為了支援戰爭開銷，林肯決定向年收入達到600美元的富裕家庭徵收所得稅。當時的所得稅稅率是：收入從600美元到10000美元者3%，10000美元以上者5%，最高10%封頂。戰爭結束後，當時的美國首富威廉·阿斯特向最高法院起訴聯邦政府，認為所得稅違憲。1872年，執行了十年的所得稅徵收被廢止。

　　從美國獨立到20世紀初葉，美國一直依靠關稅養活聯邦政府。客觀上，這種稅收政策既使美國企業和富人無稅一身輕，獲得了快速發展的條件；也給歐美工業品進入美國設定了貿易保護壁壘。可以說，從建國開始，貿易保護主義就是美國的基本國策。但高關稅在保護了美國工業和壟斷企業的同時，卻讓普通百姓承擔了高關稅帶來的高物價，百姓要用比歐洲人高得多的價格來購買來自歐洲的工業品，而企業和富人們卻從中不斷得到好處。

　　從19世紀末開始，一場長達三十年的“進步主義”運動在美國風起雲湧，要求向富人開徵所得稅並降低關稅的呼聲越來越高。但這種努力遭到保守勢力的頑強抵抗，他們祭出美國憲法，並鼓吹向企業和富人徵收所得稅是受共產主義思想的影響，萬萬要不得。

　　爭論一直持續到1913年。1912年，民主黨人伍德羅·威爾遜當選美國總統。作為美國歷史上學歷最高的總統，曾經擔任過普林斯頓大學校長的哲學博士伍德羅·威爾遜最終促成了關稅的降低和所得稅在美國的確立。稅收改革和聯邦儲備系統的建立是這位高學歷總統所宣揚的“新自由主義”最重要的組成部分。

　　1913年10月4日的《紐約時報》用細膩的筆觸報道了威爾遜簽署新關稅法的細節：“總統的簽字被有意地推遲到晚上9點。他向聚集在一起的旁觀人群解釋說，之所以把簽字放在晚上，是因為聽從了司法部長的忠告。部長說，最好在全國的海關都關閉之後再簽署法案，以免法案生效後對海關造成混亂，現在連西海岸的舊金山海關也下班了，全國的交易應當都結束了。然後總統在他的辦公桌前坐下，從兩支他專為此事購買的金筆中拿起一支，寫下了他的名字和日期。”報道中的細節描寫，足以顯示出這個法案對於美國人的重要性。

　　按照新的關稅法案，所有進口商品的平均稅率從37%降到了27%。估計這將使聯邦政府每年減少5000萬美元以上的收入。這個虧空怎麼補上呢？10月31日，威爾遜簽署了另外一項法案——《所得稅法》。《紐約時報》1913年11月1日的報道寫道：“規定要求，該稅款額將由企業人員從其支付的工資及其他收入中扣除。” 法案規定，年收入超過3000美元者繳納所得稅，稅率在1%至7%之間。

　　非常有意思的一個插曲是，在當初的美國，所得稅法一頒佈，人們首先想到的竟然是演藝界人士。《紐約時報》為所得稅法案通過配發的社論中就有這樣的論調：“所得稅法案使我們高興地確認，將來我們會較少地聽到有關演員們的巨額薪金。有關條例中說演員也必須在其收入來源中扣除所得稅。現在，演員們對他們的收入將不會像以前那麼炫耀了。這個事實證明，即使是所得稅，也有光明的一面。”這個評論透露出的思維邏輯有些黑色幽默的味道，顯然評論員對於所得稅這個怪物的出現還是心存懷疑，但因為能夠打擊那些他認為不配獲得高收入的群體（比如演員）的得瑟行為，那就忍了吧。這不禁讓我想起了當年因為偷稅而險些入獄的歌手毛阿敏。原來遠隔一個太平洋的距離和八十多年的時空，中美兩國人民的心是相通的，他們都認為應當對靠張張嘴、演演戲獲得的高收入課以重稅。

　　至此，所得稅在美國終於獲得了名正言順的地位。

　　用來說服最高法院修改憲法，承認所得稅合理性的理由是：人們從屬於自己的財產中拿出一部分來繳納個人所得稅最能引起納稅人的“稅痛”，最能增強其公民意識，這將使納稅人對稅率提高都會極為敏感，並對政府如何使用稅收的問題更加關切，因而也只有以個人所得稅為主的稅制結構，對憲政民主的轉型具有特殊的意義，有助於在私人財產權和國家稅收之間構建起憲政性質的聯繫。個人所得稅會加強人們對政府的監督，防止政府對稅收的揮霍，這個推論獲得了美國人的認可，個人所得稅的繳納和使用成為美國式民主最重要的一部分。

　　為了讓美國人了解稅收和民主制度之間的重要關聯，美國中學在八年級的歷史教學計劃中，安排了稅收在美國歷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歷史沿革的內容。在高中教學計劃中，安排了內容來解釋怎樣填寫簡單的納稅申報表，闡述美國稅制與政治、經濟制度變遷的關係。在歷史學、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公民學和商務教育等課程中都設有關於稅收的知識。

　　在此後的歷史上，稅收政策也成為美國政治和經濟發展的晴雨表。基本規律是，共和黨上台通常會推行減稅政策以刺激經濟，民主黨上台通常會加大對富人的徵稅額度以加強社會福利。在稅收政策左右的搖擺之間實現經濟和社會的平衡，里根減稅、克林頓增稅、小佈什減稅、奧巴馬增稅，如此反复。

　　在所得稅剛剛獲得合法地位的時候，主要是向富人徵收。經過近百年的演變，中產階級成為納稅的主角，而富人則可以通過各種避稅手段免除他們應當繳納的稅收。這成為中產階級的心病。同樣在中國，當年為調節貧富差距而開始徵收個人所得稅，起徵點定為800元人民幣，一年下來，主徵人群正好是“萬元戶”的收入人群；演變到現在，較低的個稅起徵點使現在普通工薪族變為稅收主體，而很難從真正的富人身上徵到足額的稅。

　　這樣看來，不管是哪種政體，政府只願意徵收容易徵收的稅，至於當時徵稅的理由，很容易在花錢的爽快之中忘掉。

本文摘自《改變美國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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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本作者閱讀美國百年商業史時的筆記，與一般的閱讀思考筆記不同的是，作者沒有將目光放在那些大而籠統的框架上，沒有讨論枯燥的規則、制度、理論，也無意搭建一個龐大的歷史架構，而是從細節入手，關註那些不為人知的商業故事，並運用生動有趣的文字和大量來自《紐約時報》的歷史報道，將20世紀美國的另一個真實侧面展示給讀者。在書中，你能了解到美國所得稅和FDA的由來、黑人與婦女走進職場的坎坷經歷、尼龍襪和呼啦圈發明的經濟學意義、通用汽車和柯達破產失敗的教訓、洛克菲勒和福特這樣的大企業家對歷史的影響、米老鼠和羅斯福如何挽救美國經濟……這些故事在浩蕩歷史中，也許僅僅只是沧海一粟，但假如沒有這些小事件，我們今天所看到的美國，會是另外的樣子。
　　本書延續了作者一貫的財經寫作的風格，從細節入手，鞭辟入里，見解不俗，讓人有耳目一新之感，行文中旁徵博引，開阖自如。透過作者的精彩描述和深刻評點，我們將了解到一個真實而豐滿的美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