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的終結（2）

　　哈耶克用了差不多的時間學習經濟學、心理學和法律（他認為法律是自己的“副業”），1921年11月，他用了不到兩年時間拿到了學歷，從大學畢業。老師維塞爾把哈耶克推薦給米塞斯，到監管奧地利和其他國家之間戰爭債務處置問題的政府機構去做法律助理。故此，哈耶克得以在一個類似凱恩斯的領域里工作。哈耶克與米塞斯的第一次見面並不愉快。維塞爾在推薦信里對米塞斯說，哈耶克是個“有前途的經濟學家”，而自負的米塞斯卻對哈耶克說：“有前途的經濟學家？我從沒在我的講堂上看到過你。”23但不管怎麼說，米塞斯還是把工作給了哈耶克，1921年10月，哈耶克正式上崗。

　　每個月領薪水支票的時候，哈耶克都要領受一番奧地利失控的通貨膨脹。他第一個月的薪水是5000舊克朗倫（奧地利的舊制金幣），但接下來的一個月，他拿到了15000克朗倫，作為幣值下跌的補償。到1922年7月，哈耶克的薪水漲到了100萬克朗倫，才跟得上超級通貨膨脹的腳步。24短短8個月里，哈耶克享受了200次漲薪。1919年1月，1美元可兌換16.1奧地利克朗，1923年5月，1美元則可兌換70800克朗。25為了跟上需求，奧匈銀行（Austro-Hungarian Bank）夜以繼日地加印钞票。

　　在《和平的經濟後果》中，凱恩斯指出了通貨膨脹失控造成的威脅，但他所用的語言日後遭到了哈耶克及其“健全貨幣”追隨者的驳斥。凱恩斯意識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貨幣與黃金價格挂鈎的固定關係，但由於政府超發貨幣來為戰爭提供資金，這種關係業已失效。凱恩斯提醒讀者，貨幣破產相當於在邀請革命的到來。凱恩斯寫道：“通過持續的通貨膨脹，政府得以神不知鬼不覺地悄悄沒收相當大一部分的國民財富。”26他寫道：“要颠覆現有的社會基础，再也沒有比破壞貨幣更微妙又穩妥的手段了。”27按凱恩斯的推算，1918年11月，“俄國和奧匈帝國（印刷钞票）進入這個階段後，貨幣對外貿易的目的其實已經沒用了。”但凱恩斯告誡說：“然而，用法律的力量進行價格控制，維持貨幣的虛假價值，本身就孕育了經濟最終崩潰的種子。”28對像哈耶克那樣蜷縮在公寓里，因為買不起燃料而裹著冬天大衣的人來說，凱恩斯的警告是完全真實的。

　　凱恩斯又把思路轉到物價通脹和幣值猛跌的實際補救措施上。《曼彻斯特衛報》（Manchester Guardian）的編輯C.P.斯科特（C.P.Scott）委託他編輯了系列副刊，建言解決歐洲重建的問題。很快，凱恩斯提出的這套新論點在國際上大獲成功。副刊翻譯成了德語等其他語言，哈耶克、米塞斯和其他學者熱切地拜讀了每一卷。

　　“我們全都熱切地捧讀他的名作……他在《貨幣改革論》（A Tract on Monetary Reform，凱恩斯1923年出版的書，大部分內容都來自他在《衛報》上發表的文章）中預料到了我最初的小小發現，叫我更是好生欽佩。”29哈耶克回憶說。凱恩斯“預料”到的“小小發現”指的是將貨幣價格跟黃金挂鈎，也就是“黃金本位”，國內價格就會出現波動，並無法控制。各國政府都面臨著以下選擇：是要價格穩定的貨幣，還是要穩定國內價格。正如凱恩斯所說：“如果外部價格水平不穩定，我們就無法維持自己的價格水平和匯率。我們必須做出選擇。”30這時候，凱恩斯和哈耶克是順著同樣的線索在思考（或許是同時冒出了靈感）—盡管米塞斯警告哈耶克，凱恩斯“在用一些非常糟糕的經濟論據支援一樁善良的事業。”31

　　凱恩斯接受了《衛報》副刊極其優厚的報酬。C.P.斯科特常常在面對凱恩斯時感到挫敗，他說凱恩斯是“才華橫溢的原創思想家”，但同時“是我遇到的最頑固、最以自我為中心的人”。32凱恩斯說服了一大群名人供稿，其中有英國的戰時首相H.H.阿斯奎斯（H.H.Asquith）；未來的英國工黨首相拉姆齊·麥克唐納（Ramsay MacDonald）；日後連任三屆法國總理的萊昂·佈魯姆（Leon Blum）；英國費邊社會民主運動及倫敦經濟學院創始人西德尼·韋伯（Sidney Webb）和他的妻子比阿特麗絲；美國記者沃爾特·李普曼；33俄羅斯作家馬克西姆·高爾基；倫敦經濟和政治科學學院的哈羅德·拉斯基（Harold Laski）；牛津歷史學家理查德·託尼（Richard Tawney）和G.D.H.科爾（G.D.H.Cole）；德國在巴黎和會上的首席談判代表卡爾·梅爾基奧（Carl Melchior）；甚至還有羅馬尼亞的王後。凱恩斯又為這事兒增添了一絲佈魯姆斯伯里的花邊：他委託鄧肯·格蘭特和凡妮莎·貝爾繪制圖書的封面。

　　在1922年4月出版的第一期副刊里，凱恩斯獨自寫了三篇文章，其中兩篇都收入了《貨幣改革論》。文章的主題激起了戰敗國讀者的極大興趣，因為這些國家的貨幣自1914年以後無不大幅貶值。凱恩斯認為，要是這些國家將貨幣恢復戰前的幣值，必將付出高昂的代價。他建議，這些貨幣以當前價格和英鎊挂鈎，英鎊每年價值上浮不得超過6%。34這和英?財政部及英格蘭銀行的意見相反，後兩者都希望英鎊恢復戰前幣值。

　　貨幣回到戰前匯率的代價是巨大的通貨緊縮（價格持續下跌），此外還伴隨著高利率，進口多少商品就要出口多少商品。正如凱恩斯所說，“辛苦工作，如同奴隸。”盡管米塞斯心存疑慮，但哈耶克贊同凱恩斯絕大部分的分析。凱恩斯主張，只有價格穩定，才能讓歐洲家庭避免更多不公正的傷害—通貨膨脹（價格上漲）和通貨緊縮都做不到。事實上，他筆下所說的“很少花錢，也不‘投機’，為‘家人提供適當的儲蓄’……這樣的人卻遭受到最沉重的打擊，”35這正是哈耶克一家的遭遇：愛國心把他們帶到了近乎赤貧的狀態。

　　凱恩斯在增刊中推薦的補救措施第一步，是由政府管理經濟。這一思路，讓他與米塞斯、哈耶克及其他自由市場信徒區別開來。歐洲政府被迫要在通脹和通縮之間做出選擇。在凱恩斯看來，這證明了放任政策不再合適。他主張，政府要採取行動，避免價格波動。

　　米塞斯以及後來哈耶克相信，市場走向“均衡”的“自然力量”能夠讓波動的經濟恢復秩序。對凱恩斯而言，“袖手旁觀”以及受“因故意取消中央控制而帶來的機會”敲打，這樣的做法不可接受，因為它會嚴重傷害不可動搖的價格水平。凱恩斯認為：“我們必須擺脫對‘有意識地決定監管價值水平’的深刻不信任。”36

　　凱恩斯無情地批評了美國為維持美元幣值而將之與黃金挂鈎的做法，他說：“蘭德的礦工們辛辛苦苦地把黃金挖出地面，華盛頓卻又把它埋進了白宮。”37與此同時，他評論了自由市場與管制經濟的相對優點。根據他的推算，金本位（即貨幣價格與金價挂鈎）並不是真正的自由市場機制，因為它的交易價格是由中央銀行規定的。“現代世界使用紙幣和銀行信貸，不管我們願意與否，沒人能離得開‘管制’貨幣。”他辯稱，“（貨幣）可兌換成黃金，並不能改變以下事實—黃金本身的價格取決於中央銀行政策。”38未來的哈耶克亦採納了這一思路。

　　凱恩斯還著手檢驗了經濟會隨時間達到休止點、人人都上崗就業這一概念背後的邏輯，這是阿爾弗雷德·馬歇爾（Alfred Marshall）傳授給他的“真理”，也是奧地利學派的主要信條。凱恩斯診斷了貨幣和價格隨時間推移的關係之後，得出結論說，“就長期而言”，系統內的貨幣數量和穩定價格之間必然存在一個恒定的關係。然而，“這一長期，對當前事務而言起到了誤導作用”，39他認為，隨著時間的推移，改變價格與貨幣數量關係的是貨幣的花銷速度（“流通速度”），它能調整價格與貨幣數量的比例。均衡狀態固然取決於“長期”，但他話鋒一轉，給出了自己最出名的一句評論，“長期而言，我們都會死的。”40

　　盡管凱恩斯旨在觀察貨幣與價格的關係，但他發現，對所有意圖評估均衡理論在經濟中所扮演角色的人來說，“長期而言，我們都會死的”具有更普遍的意義。雖然要到幾年後凱恩斯才逐漸放棄對均衡理論的信念，但此刻的他，找到了一種解釋的途徑：為什麼理應出現的均衡狀態無法治愈居高不下的失業率。均衡理論認為，從長期來看總會達到人人都就業的狀態，凱恩斯卻發現，長期是一個可望不可即的時限，總是設定在未來某個不確定的地方。這就像棍子上拴著胡蘿蔔哄驢往前走一樣，長期永遠遙不可及。所以，當後來者提出，長期而言，用公共支出解決失業率會造成通貨膨脹，用凱恩斯的這句話來還擊方便又好用：“長期而言，我們都會死的。”

　　說到匯率在決定通脹中所扮演的角色，凱恩斯的觀點對哈耶克及其他奧地利學派信徒尤為切題。大多數歐洲政府允許貨幣自由浮動，視整個大陸是否能恢復到1914年的經濟狀況而決定，奧地利政府卻打算立刻提高克朗倫的幣值。政府以削減公共開支為條件（包括削減70000個政府崗位，取消食物補貼），從國際聯盟貸到了一筆款項。1925年，克朗倫以高幣值和金價挂了鈎。凱恩斯的《衛報》文章點明了包括匯率管理在內的原則，哈耶克和同事們則從近距離見證了提高克朗倫幣值等舉措帶來的惨痛後果。

　　哈耶克很快感到不安，決定親自到美國去看一看不受約束的資本主義如何運作。多虧了政府薪金一直按通貨膨脹加以調整，他的收入跟得上漲價的步伐，還能省下來一點點。1922年春，米塞斯把哈耶克介紹給了紐約大學教授耶利米·惠普爾·傑肯斯（Jeremiah Whipple Jenks），後者正隨同包括凱恩斯在內的一群金融專家訪問維也納，他們受德國政府的聘請，為如何穩定馬克幣值提供建議。41傑肯斯打算寫一本有關中歐國家經濟飽受戰爭蹂躏的書，便邀哈耶克到曼哈頓做該專案的研究員。

　　因為手頭的錢太緊了，哈耶克買的是橫跨大西洋的單程票—往返票他買不起。為了節省電報的費用，他也沒告訴傑肯斯自己到的日子。1923年，哈耶克口袋里揣著僅僅25美元，在曼哈頓西城的客輪碼頭下了船，趕到傑肯斯在紐約大學的辦公室，接待人員卻告訴他，教授暫時聯繫不到。哈耶克站在一塊陌生的土地上，身無分文，一個人也不認識。他決定在傑肯斯回來之前先找份工作，就到第六大道上的一家餐廳去洗碗了。他剛把雙手埋在泡沫里一個小時，就接到了傑肯斯辦公室打來的電話，說經濟學家回來了。這是哈耶克最後一次從事?力勞動。事實上，他活了整整92個年頭，從來沒為私營部門工作過。

　　哈耶克立刻有滋有味地在美國展開了新生活。他在紐約大學經濟學教授J.D.邁吉（J.D.Magee）手下進修博士；參加了商業週期（即經濟快速增長、興旺繁榮的時期過後總跟著經濟衰退、經濟活動收縮的時期）權威韋斯利·克萊爾·米切爾（Wesley Clair Mitchell）大受歡迎的講座；42還到哥倫比亞大學參加了德國社會學家J.B.克拉克（J.B.Clark）舉辦的講座。哈耶克對聯邦儲備委員會的詭秘運作很感興趣，凱恩斯曾詳細說明了該機構囤積黃金、操縱貨幣的做法。接下來，哈耶克還為威拉德·索普（Willard Thorp）短期工作過，索普是威爾遜總統在巴黎和會上的經濟顧問。這一時期，他收集了德國、奧地利和意大利的工業績效波動信息，並開始對商業週期的性質和可預見性展開思考。

　　1924年5月，用光了金錢和運氣，哈耶克再度起航橫跨大西洋。剛回到家，他便收到一封授予自己洛克菲勒獎學金的信，要是這封信來得早些，他還能再在美國多待一年。但獎學金來得太晚了。接下來的25年，哈耶克都沒回過美國。

本文摘自《凱恩斯大戰哈耶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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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論》、《通往奴役之路》，這些思想的兩位奠定者—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和弗里德里希·馮·哈耶克，隔著一道巨大的深淵，凝視著彼此。這道深淵，拉開了我們這個時代最轟轟烈烈的經濟學之戰：政府是否應當干預市場。兩人同時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廢墟之上研究商業繁榮和蕭條的週期，卻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結論。哈耶克認為，改變經濟的“自然平衡”會導致嚴重的通貨膨脹。凱恩斯認為，標志著一個週期結束的大規模失業和困難，可以靠政府開支來緩和。終其餘生，兩人始終無法認同對方的觀點。
　　二十多年中，兩人通過信件辯論，通過公開發表的文章辯論，通過激烈的私下對話辯論，最終又通過他們熱心的弟子約翰·肯尼思·加爾佈雷思和米爾頓·弗里德曼代為辯論。
　　凱恩斯口才和魅力過人，對世界持有一種樂觀的願景：政府計劃和管控能撑起經濟。這一觀點很快為大西洋兩岸整整一代政治家和經濟學家所接受。
　　與此相反，哈耶克是個一絲不苟的邏輯家，他頑強地逆流而上，在市場倡導者和自由意志者中找到了支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