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的終結（1）

　　哈耶克親身經歷了超級通貨膨脹，1919～1924年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戰爭經歷和年長他16歲的凱恩斯非常不同。1914年戰爭爆發時，哈耶克不過是個15歲的中學生，可惜他個頭挺高，陌生人看到他，總問他為什麼不入伍。馮·哈耶克一家都是愛國的奧地利人，19世紀末維也納的完美產物，毫不懷疑皇帝要和德國人並肩作戰的決定。不過，弗里德里希·哈耶克要到1917年3月快滿18歲時（他是三兄弟中的老大），才進了部隊當上軍官。

　　他的父親奧古斯特是名醫生，也是個郁郁不得志的大學講師，因為沒能成為全職學者，總懷著一種失敗感。為了安慰自己，他在維也納大學兼職教授植物學。和凱恩斯家族一樣，哈耶克一家也多是知識分子。奧古斯特的父親古斯塔夫是中學的自然老師，他的嶽父弗朗茨·馮·尤拉舍克（Franz von Juraschek）是奧地利最知名的經濟學家之一。奧古斯特受挫的雄心似乎遺傳給了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他入伍服役時，打算一恢復和平就努力到大學當講師。“我小時候一直懷著這樣的念頭—人生中沒有任何職業比大學教授更崇高，雖說我並不清楚想要鑽研哪個科目……我甚至想過當個心理醫生。”他回憶說。1

　　和學業出衆的凱恩斯不同，哈耶克是個差生，兩次被學校除名，他坦言：“（那是）因為我跟老師惹出了些麻煩，我本來有能力，但懶惰，顯得缺乏興趣，老師生氣了……我始終不做作業，指望著上課攢夠足夠的分數，好胡亂應付過去。”2讓他感到寬慰的是，哈耶克發現，超群的智力讓他在軍官訓練班上脫穎而出。“雖說沒什麼特別的天賦，甚至還有點笨手笨腳，但我在七八十名候補軍官里總能排進前五六名。”3到他訓練結束時，戰爭已進入最後一年，他到意大利前線當通訊官。他至少有4次差點送了命，有一回，彈片割開了他的頭蓋骨。另一次，他完全暴露地去攻擊南斯拉夫的機槍陣地，事後，他幹癟癟地形容說，（那是）“挺不愉快的經歷”。4他從觀測氣球里往外跳傘，卻忘了摘下耳機，差點兒給勒死。他搭乘的偵察機遭意大利戰鬥機的狠狠開火。

　　但大多數時候，戰爭意味著無止境的等待、拖垮人的無聊。哈耶克通過閱讀尋求慰藉，他讀完借來的經濟書之後，找到了自己激情所寄的學科。“（我碰到的）前兩本經濟書……糟糕透頂，沒把我的激情永遠澆滅，倒叫我驚訝。”5他說。哈耶克感到好奇，當自由市場讓位給國家需求，和平時期的經濟怎樣轉化為戰時經濟。他讀了瓦爾特·拉特瑙（Walter Rathenau）的著作，瓦爾特本來是經濟學家，後來進入政界，負責奧地利戰爭期間的原材料供給。“我認為，他關於如何重組經濟的設想，是我對經濟學發生興趣的源頭，”哈耶克說，“這些想法，都絕對有些輕微的社會主義傾向。”61

　　“我從來不算正式的社會民主派，但要是在英格蘭的話，我會被算成是費邊社會主義[1]者。”7哈耶克回憶說。故此，他比終身的自由黨人凱恩斯偏左。自由黨是一個呼籲在社會民主主義（目標是以民主的方式在主要產業中引入公有制）和保守主義（以追求自由市場為目的）之間走中間路線的進步黨派。“馬克思社會主義從沒吸引過我，”哈耶克說，“拉特瑙筆下溫和的德國社會主義，是我從事經濟學研究的誘因之一。”8輪休時，哈耶克到維也納大學登了記，一等戰爭結束就去修讀經濟學。

　　1918年11月11日停戰後，哈耶克回到了維也納，但它不再是哈耶克記憶中那座豐富多彩、成熟而自信的城市了。戰爭讓哈耶克變得身體欠佳。戰爭的最後幾個星期，他染上了瘧疾。戰敗之後，奧匈帝國（擁有5000萬人口）的皇帝卡爾一世隐匿起來，不再領導以前領土殘存的疆域。戰爭結束後，分裂主義運動在混亂中搶占了優勢，獨立國家相繼成立。奧匈帝國70%的領土都變成了新國家，如捷克斯洛伐克、波蘭和南斯拉夫。匈牙利也脫離了奧地利，宣佈自己是馬克思主義的共和國。劇變甚至影響了馮·哈耶克家族的姓氏：按照奧地利新共和政府的法令，名門望族不得再使用“馮”這個姓氏前綴。

　　《聖日耳曼條約》（Treaty of Saint-Germain-en-Laye-EN-Laye）之於奧地利，並不比《凡爾賽和約》之於德國更輕鬆。奧匈帝國解體後殘存的“德國人的奧地利，”就像是一具沒有身軀的頭顱。戰勝國禁止它把自己稱作“德語地區”，未經國聯許可，它不得與德國結盟。奧地利人民因為軸心國在戰爭沖突中破產而遭到掠奪，可戰爭結束後，這掠奪卻變本加厲了。哈耶克回憶說：“維也納，歐洲最偉大的文化和政治中心之一……成了農民和工人共和國的首都。”9沒了帝國的供應線，維也納很快用光了匈牙利小麥和捷克煤炭的儲備；面包和電力等基本商品價格奇貴；婦女和兒童上街乞讨。

　　就在這場地獄般的風暴里，凱恩斯的《和平的經濟後果》降臨，讓哈耶克和朋友們如饑似渴地捧讀起來。一如既往，凱恩斯懷著減輕痛苦的願望，形容奧地利人經受的貧困是戰後安排明顯最不平等的地方。他控訴協約國領導者對奧地利人的困境冷血地袖手旁觀。“在他們眼里，歐洲的饑餓和瓦解問題，不可能喚起（協約國）四巨頭的興趣。”10他寫道。四國成員彻底痴迷於复仇，對戰敗國陷入混亂和革命風潮似乎視而不見。“我們面臨的危險，”凱恩斯寫道，“是歐洲群衆的生活標準，已經降到一些人真正會挨餓的地步（俄國已經到了這一步，奧地利大概也快了）……這些痛苦的人，恐怕會推翻政府的殘餘，淹沒文明本身。”11奧地利人沒有能力償還強加給他們的沉重債務，“因為他們什麼也沒有。”凱恩斯寫道。12在奧地利，“饑荒、嚴寒、疾病、戰爭、謀殺、無政府狀態，就是實實在在的現狀。”13

　　凱恩斯援引了德國政府的觀點：賠償金會讓時光倒流半個世紀，讓德國回到前工業化經濟，只能維持當前人口比例中的一小部分。“簽署這份條約的人，就是簽署了數百萬德國男女的死刑判決。”他寫道，“對奧地利人的處置結果，和德國人至少相當。”凱恩斯援引維也納《工人報》上發表的社論：“《聖日耳曼條約》的每一條款，都充斥著殘忍無情的氣息，覺察不到人類的同情心，踐踏了人之為人的一切意義，是對人類本身、對一群飽受苦難和折磨的人的犯罪。”凱恩斯評論說：“我對奧地利條約的細節很熟悉，起草它時，我也看過部分條款，但我很難反驳（奧地利人）這股怨氣里的正當之處。”14

　　凱恩斯指出，物價飛速上漲威脅著德國和奧地利的市民社會。就連哈耶克這樣的戰前維也納小康之家，也免不了生活水平大打折扣。1913年一雙賣12馬克的鞋，10年後轉手竟然賣到32萬億馬克。一杯啤酒需要10億馬克。百萬元的大票子用來點爐子。由於生活用品價格飆升，哈耶克這樣家庭的現金積蓄變得一文不值，不動產的價值也大幅縮水。忠誠而愛國的奧地利人買下的戰時政府債券，更是成了廢紙一堆。

　　對19歲的哈耶克來說，戰爭的結束讓他的事業道路發生了變化。盡管他在維也納大學註冊了經濟學，但他還穿著軍裝時，也為避免戰爭“無限期”持續而安排了備用計劃。15他打算從前線的危險里光榮逃生：參加奧地利外交使團。他申請轉移到空軍，漫長的培訓過程給了他充分的時間研究外交學院的入學考試。“我不希望做個懦夫，所以我最終決定，志願參加空軍，證明我不是懦夫。”他說。“如果我在戰鬥機里活得了6個月，我想我就有資格退伍了。現在，一切都因為戰爭的結束泡湯了—匈牙利分裂了，外交學院消失了，光榮退出戰爭的動機垮了。”16

　　哈耶克回到了自己先前的打算，進入維也納大學法律系。當時，法律系教經濟學。他開始熟悉奧地利經濟學派。哈耶克開始學經濟學的時候，奧地利學派還不像它後來那麼特立獨行。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奧地利學派碰上了馬克思主義者，於是它開始大力宣揚自由市場的美德，要對經濟採用放任自流的方法。奧地利學派特別關註價格，尤其是產品的“機會成本”，也就是說，消費者在購買競爭貨品時可選擇的替代品。如果有人買了啤酒，而放棄了買紅酒；如果有人拿錢進行投資，而放棄了存款所得的利息；如果有人變賣投資，而放棄了投資稍後可賣到的價格—後者就是他們選擇前者所付出的機會成本。諸如此類。這就是蘊藏在資本理論背後的機會成本概念：在不同的“生產階段”，生產者為稍後提供更有價值的貨品而放棄了制造另一種貨品。哈耶克最開始讀的是卡爾·門格爾（Carl Menger）17的《經濟學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和《社會學方法探讨》（Investigations into the Method of Social Sciences）。門格爾最先提出了邊際效用的概念：商品的數量越多，人們就越覺得它價值不高。哈耶克師從弗里德里希·馮·維塞爾（Friedrich von Wieser），18後者主張：價格是理解市場運作的關鍵，企業家是確保開拓新市場取得進展的關鍵環節。

　　對哈耶克來說，戰後的維也納是一個探讨經濟的完美所在，他免不了要受身邊洶湧的通貨膨脹（物價上漲）影響。他的父親是醫生，可以隨行就市，上調出診費，供得起兒子上大學，但沒有閑錢資助他到別處遊學了。1919～1920年，由於取暖燃料短缺，維也納大學整個冬天都不開學，哈耶克到瑞士蘇黎世過了8個星期，出錢的是他父親的植物學家朋友們。哈耶克說，這些朋友“想對營養不良的德國和奧地利孩子表表心意，給老朋友剛從戰場上回來的兒子幫幫忙，他雖然不需要養活，但也同樣得了瘧疾”。19

　　“1919年到1920年的蘇黎世，讓我在戰後時期頭一回品嘗到‘正常’社會是什麼樣子，那時候，維也納仍處在通貨膨脹和半饑荒的陣痛當中。”20哈耶克說。因為仰慕在慕尼黑大學執教的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Max Weber），21他曾打算到那兒去修第二學位。可1920年6月，56歲的韋伯因為流感過世，這個計劃泡湯了—雖說這並不是哈耶克改變主意的主要原因。他解釋說：“到了奧地利通貨膨脹的後期，我的父親無論如何都付不起讓我去德國留學一年的費用了。”22但失望里也帶來些好處。他沒去巴伐利亞讀一年書，而是盡力找了份工作。在這個過程中，他遇到了對他人生和事業最重要、影響最大的人，維也納大學的經濟學?師路德維希·馮·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米塞斯在奧地利政府有些過硬的關係，得以研究席卷全國的漲價。米塞斯鼻子長，性格自戀，難打交道，留著卓別林式的小胡子，後來成為市場經濟之父，為相信經濟體中貨幣數量是理解通貨膨脹關鍵的後世學者帶來了靈感。

　　

本文摘自《凱恩斯大戰哈耶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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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論》、《通往奴役之路》，這些思想的兩位奠定者—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和弗里德里希·馮·哈耶克，隔著一道巨大的深淵，凝視著彼此。這道深淵，拉開了我們這個時代最轟轟烈烈的經濟學之戰：政府是否應當干預市場。兩人同時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廢墟之上研究商業繁榮和蕭條的週期，卻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結論。哈耶克認為，改變經濟的“自然平衡”會導致嚴重的通貨膨脹。凱恩斯認為，標志著一個週期結束的大規模失業和困難，可以靠政府開支來緩和。終其餘生，兩人始終無法認同對方的觀點。
　　二十多年中，兩人通過信件辯論，通過公開發表的文章辯論，通過激烈的私下對話辯論，最終又通過他們熱心的弟子約翰·肯尼思·加爾佈雷思和米爾頓·弗里德曼代為辯論。
　　凱恩斯口才和魅力過人，對世界持有一種樂觀的願景：政府計劃和管控能撑起經濟。這一觀點很快為大西洋兩岸整整一代政治家和經濟學家所接受。
　　與此相反，哈耶克是個一絲不苟的邏輯家，他頑強地逆流而上，在市場倡導者和自由意志者中找到了支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