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強聯合：聯營的“北四行”（2）

　　鹽業銀行還有一項“悶聲發大財”的特殊業務，就是利用在京津的區位優勢，結交了大量晚清的遺老遺少，這些人都有很多珍貴的文物，甚至末代皇帝溥儀大婚的資金也是在鹽業銀行辦理文物押款籌集的。押款的古物中不僅有大量的精美瓷器、玉器、金冊頁、金塔，還有一套號稱國寶的金編鐘。這些寶貝說是用以抵押貸款，但因原來的主人都沒有能力贖回去，他們只能眼看著鹽業銀行將其拍賣，大發其財。

　　然而，作為民國著名的銀行家，吳鼎昌的眼光是很長遠的，他並不滿足於鹽業銀行眼下取得的一點成績。他曾特意請假半年去歐洲考察，為的就是學習西方先進的經營管理手段。他認為當時中國的金融界各自為謀、互不干涉，導致無論哪一家私人銀行都稱不上真正的強大，因此能聯合起來共同發展才是出路。憑借鹽業銀行的實力和吳鼎昌在業界的號召力，金城銀行和中南銀行同意了“三行聯營”，後來大陸銀行總經理也主動申請參加聯盟，就有了著名的“四行聯合營業事務所”，簡稱“四行”，也即“北四行”。大家共推吳鼎昌為主任，協調一切業務。

　　後來，因為銀行辦得紅火，吳鼎昌還引起了蔣介石的註意。1935年，他被蔣介石任命為南京政府實業部部長，後因“奉旨”調查上海“紗交風潮”牽扯出了孔祥熙、宋霭齡，惹怒了蔣介石，事後被免去實業部部長的職務，發配到偏遠的貴州做了7年省長。在這7年間，吳鼎昌繼續發展經濟實業。可是不知怎的，後來他又得罪了蔣介石，最後連省長的官也丢了。新中國成立前夕，吳鼎昌去了香港，不久就發現身患癌症，最後在香港病逝。

　　在“北四行”中，大陸銀行既有政府背景，又不缺專業人才，各地分行也一個個開展起來。上海分行別出心裁，偷師陳光甫的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把學校儲蓄當做重點工作來抓，分別在大學、中學設立服務網點，以辦理獎學金、開辦子女教育儲蓄金的方式招攬了很多儲戶。新中國成立後，大陸銀行被公私合營，1952年關閉。

　　至於中南銀行，其最厲害的地方，就是開業不久，便爭取到了钞票發行權。不過，“發行钞票”也是一柄雙刃劍，一方面能降低銀行成本，方便籌措資金，另一方面也容易因控制不好發行量而引發擠兌風潮。所以，這件好事，中南銀行沒有獨享，而是在召開董事會分析讨論後，決定聯合金城、鹽業、大陸銀行成立“四行聯營事務所”，聯合發行中南銀行钞票。這樣一來，中南銀行不僅規避了風險，還取得了穩步上升的業績。

　　日軍開始大舉侵華後，中南銀行沒能逃脫厄運，在戰爭中蒙受了巨大損失，到戰爭結束也沒有緩過勁來。新中國成立後，除中南銀行上海總行被收歸國有，中南銀行的香港分行卻保留了下來，直到2001年被並入香港中銀集團。

　　不同於“南三行”的是，“北四行”形成了聯營的運作機制，也就是上述鹽業銀行、中南銀行共同倡導成立的聯營聯盟，“南三行”則沒有統一的組織形式。

　　“北四行”形成之初，其實只有鹽業、金城和中南三家銀行在1921年達成了聯營協議。後來，大陸銀行總經理也意識到，在政局動蕩、金融風潮頻發的情勢下，銀行間建立起一個共同的聯盟，密切合作，相互扶持，各家銀行才能真正強大起來。於是，到了1922年，大陸銀行也主動參與聯營，原來的三行聯營從此發展成為四行聯營，即“北四行”。

　　在當時的社會，金城、鹽業、大陸、中南四大銀行的聯營，無疑是一種強強聯合的銀行經營方式。四家銀行簽訂聯營協議後，隨即成立了聯合事務所，並創建了一個聯合準備庫。因為聯合事務所本就是為發行钞票而成立，所以，聯合事務所下轄的準備庫，主要職責就是辦理中南銀行钞票的發行、準備金的存儲及钞票兌現等事務。因四行已經聯營，那麼發行钞票之事就由這四家銀行共同負責，這不僅大大降低了發行钞票要承擔的風險，還壯大了四家銀行的聲勢。自此以後，社會各界都認為“北四行”是穩妥可靠的商業銀行，信譽度很高。到國民政府實行法幣政策前夕，四行聯合發行的钞票總額已僅次於中國銀行，這為“北四行”其他業務的開展創造了十分有利的條件。

　　另外，聯合準備庫創建後不久，“北四行”又成立了一個特殊的金融組織，即“四行儲蓄會”，以實行聯合儲蓄。這種聯合儲蓄與一般商業銀行的儲蓄有著明顯不同，它是由四行擔負保本保息之責的一種儲蓄形式，存款人為普通會員，他們不僅能夠在存款到期後取回本息，還能在年終時獲得銀行的分紅。對於儲金的運用，四行儲蓄會有著嚴格的規定，即只允許用其開展國家或地方有確實基金擔保的債票購入或抵押、各繁盛商埠的房地產押款、生金銀及國外貨幣押款及以該會儲蓄證為抵押的貸款等業務。在四行儲蓄會成立後的許多年里，“北四行”的儲蓄業務都處於蒸蒸日上的狀態。

　　而除實現聯合發行、聯合儲蓄外，“北四行”還進行了聯合投資，更彻底地實現銀行聯營。聯營初期，“北四行”曾對工商企業放款和投資，這一點倒是和“南三行”十分相像。不僅如此，“北四行”還註重在公債方面的投資，既購置國內公債，又買賣外國債券。由於“北四行”聯營的發起人、鹽業銀行總經理吳鼎昌等人都與政界有著密切聯繫，更為後來的蔣介石國民政府所倚重，因此他們的訊息十分靈通，對國民政府發行公債的政策、進程等可謂了如指掌，這就為“北四行”的公債投資提供了便利。此外，“北四行”還積極與外商銀行建立業務合作關係，一同經營外匯、黃金等生意，從中謀取了巨額利潤。有資料顯示，到1933年年底，“北四行”共投資國內公債1500多萬元，國外債券1800多萬元，可見四家銀行在債券投資方面的力度之大。

　　除了銀行的常規業務之外，“北四行”還涉足貿易、保險、信託、工業管理等行業，比較有名的太平洋保險公司就是金城銀行創辦，後來又聯合中南、大陸、交通、國華五家銀行一起投資經營的。黃奕住還兼任了保險公司的董事長，將其業務覆蓋到了全國各主要省份以及新加坡、菲律賓等國家。

　　在中國近代金融史上，“北四行”的聯合經營無疑是一個創舉，這不僅壯大了四家銀行的資金運作實力，提高了其在中國銀行界的地位，也進一步推動了中國銀行業向前發展。因為這種聯合，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國近代商業銀行正傾向於資本主義銀行業的聯合、集中經營模式。

　　說起“南三北四”，其實二者並不是那麼泾渭分明，毫無關係的。北京政府名義上屬於北洋軍閥，但是各派系之間明爭暗鬥，互相牽制，說是政治中心其實已經名不副實。但是上海作為金融中心卻是貨真價實的，江浙財團的實力在全國來看也是最為雄厚的。這不，北方的銀行家們明白過來之後紛紛把工作重心南移，匯合到上海來。

　　交通銀行上海分行的經理先是由浙江吳興人錢新之擔任，錢新之高升到北京總行做總經理之後，改由原浙江興業銀行上海分行的經理盛竹書擔任。如此一來，交通銀行和江浙財團很自然地融合到一起，況且交通銀行的大股東們也多是江浙籍的富商。“北四行”的總行逐漸都轉移到上海後，四行聯合準備庫拉攏從交通銀行離職的錢新之擔任主任，主持四行在上海的一切經營活動，從此“北四行”和江浙財團也拉上了關係。中國銀行上海分行早在1916年就是半獨立狀態，與北京總行聯繫不那麼緊密，總負責人又是江浙財團的核心人物張嘉璈，中國銀行的情況和交通銀行非常相似。

　　這樣一來，為了共同的利益，“南三行”和“北四行”實際上已經結成了經濟同盟。

本文摘自《一個領先時代的銀行家》

　　陳光甫，是中國近代最成功的企業家之一，是一位卓越的銀行家，是一個金融奇才。他為人清高，熟悉專業，先後整理國家法幣，與美國進行金融外交，維護了國家利益，他所創辦的上海銀行創造了我國近代金融史上的一個奇迹，他被譽為“中國的摩根，他對中國近代銀行業發展做出的重要貢獻。他的一生崎岖坎坷，最終成就功業。他直到七十多歲還在國際間奔走，事迹具有傳奇色彩。他還開創了中國近代旅遊業的先河，辦旅行社、辦招待所、辦旅行雜志、修繕國內景點、開設境外旅遊，他因此被稱為“中國旅遊業之父”。
　　本書從陳光甫的重要商業活動、與外商、與政府、與商界週旋等各個方面，挖掘精彩的商界博弈故事，重現民國金融業的種種真相與角力。具有可讀性與話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