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強聯合：聯營的“北四行”（1）

　　在民國初年到新中國成立前的37年里，還存在著一個與“南三行”相對應的銀行集團，即包括金城銀行、鹽業銀行、中南銀行和大陸銀行在內的“北四行”，這四家銀行基本上控制了民國時期中國北方的所有金融業務，可以視作北方的金融集團。“北四行”早期的股東多為軍閥官僚，名義上是商辦銀行，但是跟政府高層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這一點與“南三行”大不一樣。

　　1917年開業的金城銀行，總行設在天津，取“金城湯池永久堅固之意”。金城銀行由中國近代金融界的知名人士週作民擔任總經理，因其經營得法，銀行業務發展得十分迅速。1936年，該行存款額達到近兩億元，一度超過陳光甫的上海商業儲蓄銀行，位居私營銀行的首位。

　　鹽的利稅一直是國家重要的財政來源，歷朝歷代的鹽官都是肥缺。所以北洋政府時期，財政總長梁士诒提出設立鹽業銀行，此提議馬上就得到了贊同。鹽業銀行比金城銀行早兩年創辦，總行設在北京，由袁世凱的表弟、總統府顧問張鎮芳出任經理。銀行創辦之時，以“輔助鹽商維持鹽民生計、上裕國稅、下便民食”為經營宗旨，起初也是官商合辦，由鹽務署拨官款經營。可是，袁世凱一死，鹽務署就不往外拿錢了，銀行不得不重新招商入股，於是鹽業銀行就變成了普通的商辦銀行，總部也從北京遷到了天津，第一任經理張鎮芳因參與張勳复辟被捕，之後銀行的當家人改為吳鼎昌。

　　“北四行”中的大陸銀行，創辦於1919年4月，它的誕生跟一個軍閥有很大的關係，那就是中華民國代總統馮國璋。當年發生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的擠兌風潮時，江蘇無錫人談荔孫正擔任中國銀行南京分行的行長，而馮國璋正是江蘇都督。在這場席卷全國的“京钞風潮”面前，談荔孫表現出了一名出色銀行家的素質，當機立斷兌現了印有“江蘇”字樣的中國銀行钞票，減少了當地百姓的損失，也維護了中國銀行的信譽，他的表現，馮國璋一直看在眼里、記在心上。

　　金融風潮過去沒多久，張勳复辟失敗了，副總統馮國璋成了代理大總統。此時，馮國璋還惦記著談荔孫，認定他是個不可多得的金融人才，就把他從南京帶到了北京，做了北京中國銀行行長。別看馮國璋是軍閥出身，他對經商聚財的事情可是很有興趣，被稱為軍閥之中最會斂財的人。他在江蘇稱霸一方時，就購房置地投資商號，想方設法“在其位，謀其財”。當時馮國璋就有這樣的想法：鹽業銀行不是袁世凱的表弟、張伯駒的父親張鎮芳開的嗎？他都能開銀行掙錢，難道我就不能？再說了，那段時間正是中國金融業“短暫的春天”，富商、官僚都爭著開銀行，馮國璋當然不會落後。

　　正好江蘇省警務處處長王桂林是談荔孫的至交好友，馮國璋就委託他開導談荔孫，能不能脫離中國銀行，自己另創一家商業銀行。那會兒談荔孫正幫著週作民規劃金城銀行呢，聽到王桂林的勸說也是怦然心動，覺得年年月月為別人做嫁衣，不如自己創一番事業。談荔孫本身有一身的本事，唯獨沒有開銀行的本錢，於是便同意了依託馮國璋的政治背景向社會募集資本，共同創辦銀行的建議。

　　註冊資金籌集得很順利，銀行很快就能開業。這時，有人建議這個銀行就叫“華北銀行”，可是談荔孫認為“華北”有地域局限性，便取名為“大陸銀行”，意在“立足於廣袤的中國大地”。有了馮國璋的關照，大陸銀行在同政府打交道上有了很多便利，業務發展得相當迅速。談荔孫又順手把中國銀行濟南分行的行長曹國嘉挖了過來，讓他擔任總經理職務，大陸銀行很快步入正軌。

　　相較於金城、鹽業、大陸三行，中南銀行沒有特別深厚的政治背景，也是“北四行”中成立最晚的一家，但它是中國第一家以僑資為主的銀行，創辦人是印尼華僑黃奕住先生。銀行的創辦宗旨是既體現“華僑資本家良多於祖國國家社會各事業抱具執忱者”，也“以為今後為南洋華僑資本家社會各事業發生關係”。不過，黃奕住雖資力雄厚，但對國內情況生疏，在金融領域更屬“門外漢”，而且沒有什麼政治背景，所以他聘請了既了解國內政局又懂行的胡筆江出任銀行總經理。很有意思的是，中南銀行的絕大多數分行都在南方，卻偏偏屬於“北四行”。其總行一開始就設在上海漢口路，後來又在香港、南京、漢口、廈門、杭州、蘇州以及北京、天津開設了分行。

　　在南京現存的老銀行里，最精致的建築非中南銀行莫屬。它明快的外牆顔色，活潑輕巧的建築造型，跟其他銀行四平八穩的建築風格迥然不同。也許因為它的創始人是印尼華僑，人們總感覺熱帶浪漫的氣息充斥在中南銀行中。

　　與“南三行”類似，在“北四行”各自的發展過程中，其當家人都表現出了不俗的金融才華，為各自的銀行開創了大好局面。

　　金城銀行總經理週作民，出生在江蘇淮安一個沒落的書香門第家庭。他的父親曾中舉人，在家鄉開館收?，日子很是清貧。他自幼隨父讀書，後考取官費留學，在日本京都第三高等學校深造過。辛亥革命後，週作民走上仕途，回國擔任了財政部庫藏司的一個小科長。

　　金城銀行傾註了週作民一生的心血，他自銀行創辦之日起就擔任總經理，堅持了32年，歷經北洋軍閥、國民政府、汪僞政府三個特殊的統治時期。憑借著長袖善舞的交際手段，週作民讓金城銀行不斷地發展壯大。

　　北洋政府期間，金城銀行大量購買政府公債、國庫券，為自身謀取了巨額利潤的同時，也表示了對政府財政困難的支援，贏得了北洋政府的好感。

　　國民黨上台之後，週作民又積極向國民政府靠攏，不但把銀行的總部轉移到上海，還先後出任了國民政府財經委員會委員、行政院駐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等要職。

　　金城銀行在民族資本主義發展的黃金時期誕生，能夠清醒地認識到“銀行與工商業本有絕大關係，工商業發達，銀行斯可發達，故銀行對於工商業之投資，自系天職”，所以在銀行放款方面多侧重於對工礦企業的資助。像紡織業、化工業、面粉業和煤礦成為金城銀行重點關註的對象，受到華北地區社會各界的贊譽，尤其是對永利制堿公司的資助成為我國金融史上一段美談。

　　永利制堿公司是範旭東一手創辦的，是當時國內唯一的大規模制堿公司。由於當時洋堿壟斷中國市場，所以永利制堿公司能否制出好堿面已經不是單纯的技術活兒，而是上升到了為國家爭面子的高度。洋堿公司想方設法要把永利公司制堿扼殺在萌芽中，但是金城銀行卻敢於在成敗尚未可知的狀態下說明永利公司，允許其透支大量現款開發研究。永利試制纯堿歷經了八九年，期間資金嚴重短缺，債台高築，前途未蔔，誰都不敢把錢貸給他們。但是週作民力排衆議，說範旭東的人品可以信賴，毅然支援這項民族工業，顯示了一個民營銀行家的超人膽識。最後範旭東不負衆望，永利纯堿逐步佔領了國內市場，為此週作民很是得意自己當初的“有膽識、有氣魄”。

　　因為有留洋日本的經歷，1935年全面抗日爆發之前，週作民還被國民黨內的親日派推舉為中日貿易協會的副會長。1942年，日本提出要和週作民合作，週作民誓死都不答應，他不想在抗戰期間戴一頂“漢奸”的帽子。1949年，他和很多銀行家一起到了香港。但是在共產黨政策的感召下，週作民是一大批避難香港的銀行家中第一個回歸大陸的。金城銀行在20世紀50年代接受了天津金融業的公私合營，80年代又接受了中國銀行的投資，成為中國銀行的全資附屬企業。

　　在鹽業銀行，吳鼎昌的上任正趕上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因停兌事件而信譽受損的時期，官辦銀行的失利無疑給商辦銀行提供了發展的良機，北洋政府的各個機關單位都把錢存到了商業銀行。此時的鹽業銀行，本來就有過官辦的背景，再加上吳鼎昌善於經營運作，特別是大量購買善後借款公債、中法五厘美金公債、中比六厘美金公債、滬寧鐵路英鎊公債、克利甫斯以鹽稅擔保的英鎊公債等，使得鹽業銀行獲取了暴利，資金實力雄厚，所以在北洋政府時期，它一直和浙江興業銀行輪流坐私營銀行的頭把交椅。

　　天津鹽業銀行憑借水陸通達的地理優勢、鹽業為主的經濟便利，以抵押、收購的方式掌控了大批實業，觸角伸到了國外，簡直就是當時商業銀行的執牛耳者。鹽業銀行花費120萬巨資建成的辦公大樓彰顯了鹽業銀行曾經的輝煌。這座大樓吸納了中西方建築的精華，成為天津唯一載入西方《建築史》的近代建築實例，屬於世界級的建築精品。

　　

本文摘自《一個領先時代的銀行家》

　　陳光甫，是中國近代最成功的企業家之一，是一位卓越的銀行家，是一個金融奇才。他為人清高，熟悉專業，先後整理國家法幣，與美國進行金融外交，維護了國家利益，他所創辦的上海銀行創造了我國近代金融史上的一個奇迹，他被譽為“中國的摩根，他對中國近代銀行業發展做出的重要貢獻。他的一生崎岖坎坷，最終成就功業。他直到七十多歲還在國際間奔走，事迹具有傳奇色彩。他還開創了中國近代旅遊業的先河，辦旅行社、辦招待所、辦旅行雜志、修繕國內景點、開設境外旅遊，他因此被稱為“中國旅遊業之父”。
　　本書從陳光甫的重要商業活動、與外商、與政府、與商界週旋等各個方面，挖掘精彩的商界博弈故事，重現民國金融業的種種真相與角力。具有可讀性與話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