註重風險管理，為維護信用不惜得罪政府（1）

　　與陳光甫同時期的銀行家可以說是人才濟濟。張嘉璈、李銘、週作民、錢新之等都是有學問、有經驗、有管理手段的一時人傑。他們經營的銀行制度科學規範，重視人才培養，相互之間有合作交流，最值得註意的就是有了風險防範意識和相應的規避風險的舉措。

　　近代銀行家們在發放貸款方面不敢效仿財大氣粗的票號。山西票號一向號稱“海內最富”，與王公大臣等上流社會有很深的淵源，他們放款全憑信用，覺得你這個人值得信賴，那麼借多少銀子隨你開口，能如期奉還，就當交了這個朋友；到時候沒還上，就自認倒黴。近代銀行家們沒有這麼豪爽，更不欣賞這種中國式的信貸情誼，他們只相信抵押貸款。你有值錢的抵押品才能拿到真金白銀，否則一概免談。這樣雖沒有“萬兩銀子一句話”那麼潇灑，卻安全可靠得多。

　　銀行家們逐步摸索出了一套預防風險的理論，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風險要分散。他們認為在放款時，銀行“不可偏於一種職業之顧客，其在平時，雖無任何變動情事，究以採取危險分散主義，俾謀平安之為是”。對於選擇抵押品來說，“如抵押品偏於一種物件，則經濟界一有變動，其市價跌落時，勢必難於立即脫手，故抵押品不偏於一種，其危險分散，較為平安也”。所以無論是放款還是選擇抵押品方面，都把“風險分散”作為指導思想。

　　以陳光甫一貫謹慎的作風，當然更加重視對於風險的防範。20世紀30年代初，市場出現動蕩，陳光甫立刻向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所有分行發出了通告，明文規定放款時“不可多放同樣工廠”。在投資民族工商業上，陳光甫也堅持風險分散的原則。1934年，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分別對70多家企業進行過投資，但是超過5萬元的只有10家。

　　“北四行”之一的金城銀行曾經邀請過專業人士來指導銀行的調查部如何更好地展開調查工作。那位叫劉大鈞的專家就提出“各廠號之信用，非一成不變者。今日信用為一等，明日或以虧蝕而降為二、三、四等，反之如營業有進步則本來為三四等者亦可升為一等。至於經理人之品行才力，與信用有密切關係，此皆非一兩次調查所能得其梗概者也，必須詳知該人該號以前之歷史及隨時營業情形，然後方能確定其信用之程度”。在他的指導下，金城銀行調查部對信用調查的動態把握有了深刻的了解，由調查部職員提交的正式報告深受銀行高層重視。總經理週作民就指示每週的“經濟調查報告”分寄平、津、滬、漢、鄭五分行副經理參閱，足見其重視程度。

　　1928年，天津瑞通洋行發生了一起金融詐騙案，涉案金額高達500多萬元。起因是天津協和洋行的總經理祁乃溪因經營失誤，導致了大額的虧空。他不願意面對現實，就和美商串通，造了假的銷售單據，以瑞通洋行的名義向各大銀行申請貸款。騙局揭穿時，很多銀行在天津的分行都有不同程度的損失，只有談荔孫領導下的大陸銀行沒有被波及，這與他平時註重風險管理大有關係。

　　商業情報調查是企業正常運作的基础，對於商業銀行來說，沒有全面、準確、及時的情報支援，可以說是一步也邁不開。因此，商業情報信息的收集與調查能力的高低也是西方銀行的一個重要的軟實力。例如，如今舉世聞名的國際投行高盛銀行，其在經濟情報領域的收集與分析能力，比西方大國的國家級情報機構如美國的中央情報局、以色列摩薩德等還要強大。

　　早在90年前，陳光甫就發現了商業情報調查的重要作用，並將其運用到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的發展之中。在1920年，上海商業儲蓄銀行首先扛起了市場調查的大旗，成立了調查部。陳光甫為調查部分派了兩項最重要的任務：一是商情調查，即調查國內外當前的政治、經濟形勢；二是客戶調查，包括國內各重要企業的資本、信用、營業甚至企業老闆的性格、家庭、社會關係等情況。具體而言，要完成這兩項調查一般會遵循三個環節：放款前審查、放款後控制、信用風險補救。

　　其實，要想做好詳盡的市場調查，僅僅憑借調查部的力量是遠遠不夠的。陳光甫深谙此道理，於是讓銀行所屬各部、處，以及各地的分行也加入到向總行報告當地市場情況的行列。除此之外，上海商業儲蓄銀行還常常召開各種專業研讨會，預測市場，以供領導決策參考，盡可能地減少經營的風險。

　　除了加強商業調查以減少經營的實際風險外，陳光甫還十分重視銀行的無形資產——聲譽，凡是有損銀行形象的業務，他一概不接手。

　　當時，煙土生意十分火爆，而且收益也很高，不少人為了巨額財富而沾染煙土生意，而事實上，也確實有很多“名流”是靠著煙土生意發家致富的。也曾有不少人勸說陳光甫接手煙土生意，但他認為煙土是個害人的東西，堅決不允許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與煙土生意有來往，更不接受煙土押款業務，以免降低銀行信用。

　　1928年，漢口的煙土商們開始對陳光甫進行遊說，用極其誘人的高額回報勸其踏足煙土業，並向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提出了押款申請。但陳光甫態度很堅決，以“土押款不合本行宗旨，決勿承做”為由一口回絕了所有人。

　　在陳光甫致楊介眉函中，他這樣寫道：

　　“前次比期風潮實因土幫解散關係。據是比應解三百萬，而僅解兩成，以致各莊受擠。此間土號共有六十家，禁煙局限令減三十家，兩家合並一家，零售、雅室一律禁絕。而土幫之煙均在錢莊做押，並放與雅室之賬一時不能收齊，且有藉故不交者，故市面銀根驟緊。據花幫雲，是日若非我做出押款五十餘萬元，錢莊必尚有倒閉者。聞漢上存土有一千餘萬，倘土幫問題不解決，恐市面當有變動。宏裕、聚興誠均仍吃緊，是日倒閉者尚有協聚一家。興同、大同為南昌幫，賬面僅二三萬；同勝、永美和亦已停業，連同德勝賬面共計約二十萬，由湯子敬請理，擬分四期還清。德勝經理汪耀光因個人做棉花吃虧，當時即行逃避。我行對於存放各莊之款，除裕中、永福近數日內有來商以煙土做押款，連來數次，均經回絕。聚興誠亦託劉文欽來請通融，當告本行宗旨向不承做此項押款，實無從維持。日前陳化平介紹特業商會會長王君來與順元商做押款，謂如不幫忙，市面必受極大影響。順元告以與本行宗旨不合，無法幫忙，只能代為介紹中南、大陸，至該行等能否承做尚不可必。王君不滿意而去，且雲當由陳化平來談。弟已堅囑其堅持到底，即得罪陳化平亦所不計。陳為十九軍經理處處長，極力代土幫幫忙，諒因軍饷有關之故。土幫連日在太平洋會議，聞尚無辦法也。”

　　由此可見陳光甫維護上海商業儲蓄銀行信譽的決心之大。陳光甫在開辦上海商業儲蓄銀行之初就表明：“辦銀行者第一在於信用。”他認為，銀行的業務精髓就是信用，一旦缺乏了信用，銀行就不可能長遠發展，甚至有可能無法生存下去。他主張“金融貴在流通，流通貴在信用”以及“唯一是要恪守對顧客的信用”，以此求發展，穩固經營。就這樣，在陳光甫的一再強調下，“誠信為本”成為了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最基本的經營之道，並一直堅持了下來。

　　

本文摘自《一個領先時代的銀行家》

　　陳光甫，是中國近代最成功的企業家之一，是一位卓越的銀行家，是一個金融奇才。他為人清高，熟悉專業，先後整理國家法幣，與美國進行金融外交，維護了國家利益，他所創辦的上海銀行創造了我國近代金融史上的一個奇迹，他被譽為“中國的摩根，他對中國近代銀行業發展做出的重要貢獻。他的一生崎岖坎坷，最終成就功業。他直到七十多歲還在國際間奔走，事迹具有傳奇色彩。他還開創了中國近代旅遊業的先河，辦旅行社、辦招待所、辦旅行雜志、修繕國內景點、開設境外旅遊，他因此被稱為“中國旅遊業之父”。
　　本書從陳光甫的重要商業活動、與外商、與政府、與商界週旋等各個方面，挖掘精彩的商界博弈故事，重現民國金融業的種種真相與角力。具有可讀性與話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