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助工商，救濟農村（2）

　　除此之外，上海商業儲蓄銀行還有著一系列放款的規範措施。例如，成立放款委員會。這就是說，是否放款要經過委員會成員們的集體協商才能決定，只有一半及以上成員都同意放款，才可以採取行動。這就避免了單個人作出決定的盲目性和思維誤區，使放款的風險降到最低。再如，在放款的過程中，他們堅決按照章程辦事，絕不會因為某位股東的一己私利而為其放款。

　　不過，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從開業起就一直秉承“服務社會”的原則，放款的對象不局限於實力雄厚的工商業，對農業和中小企業也都一視同仁。按照中國 “士農工商”的傳統觀念排排座，農民的社會地位並不低。可是在20世紀30年代，中國的農村生活非常貧窮。天災、戰亂再加上農村沒有像樣的金融機構，導致農民們“豐產不豐收，豐收無溫飽”。

　　舊中國的農民確實是在外國資本主義、本國地主階級和官僚資本主義的三重壓迫下艱難生存。南京政府成立之後，天下也沒有太平，蔣、桂、馮、閻四派軍閥相爭，戰亂殃及大半個中國，致使農民的生命財產安全得不到保證；政權更叠頻繁，農民遇到自然災害時不但得不到國家的救濟，各種苛捐雜稅反倒層出不窮，說農村經濟濒於崩潰絕不是危言聳聽。好不容易等蔣介石鞏固了自己獨裁統治，一場世界性的經濟危機又席卷中國，西方大量的過剩農產品傾銷到中國，造成了中國農村出現谷賤傷農的局面。

　　 如果說這些都算是人禍的話，在那個年代，天災也頻頻降臨在中國大地上。從1928年起，水災、旱災、風災、冰雹、蟲害等天災不斷，侵襲的範圍非常大，背後又沒有強大的、職能完善的政府支撐，農民只能眼睜睜地變成難民、災民。民不聊生，心眼活的人就想往外走，看看外面的世界能不能活人。數不清的農民離開家園導致土地荒蕪，農業生產萎縮。這樣的惡性循環使得民生凋敝，農村經濟一年不如一年。

　　南京政府也意識到了這一點，為了鞏固其統治，也出台了一些挽救和复興農村經濟的舉措。比較重要的有制定土地法規，根據當年孫中山先生提出的“平均地權”和“耕者有其田”的思想頒佈了《土地法》，規定了地租限額，防止了地主無限制地剥削佃戶，還對農村的無主荒地加重稅率，對促進農業發展、提高農村土地使用率都有積極的作用。可惜的是《土地法》雖好，卻沒有貫彻落實，成了一紙空談。針對全國大面積的旱災，政府建設委員會的張靜江提議興修水利，加強土地灌溉工程的建設。政府採納了張靜江的建議，將全國的水利工程建設督導權交給了新設立的全國經濟委員會，還命令各省建設廳務必負起本省的水利工程建設責任，接受經濟委員會的安排。1937年之前，全國共完成了13個灌溉工程計劃，這一舉措收到了一定的成效。

　　 除了興修水利，政府還設立了中央農業試驗所，在中央大學、金陵大學、北京大學、中山大學等高校陸續增設了農學院，著力培養農業技術人才。

　　關於舊中國的農村金融狀況，提起來就是一部貧苦農民的血淚史。農村資金短缺、金融機構太少、農業經濟停滯不前等問題是舊時農村的普遍現象。農民借錢，除了親戚朋友之間互相接濟之外，就是向地主、土豪、奸商等借高利貸了，稍微發達一些的地方有少量的農村信用合作社和銀行。但是，相比較工商業貸款而言，農村貸款的利率更低，而且往往數額小、手續多，再加上農民都是靠天吃飯，還貸能力不穩定，所以一般銀行都不願意發行農村貸款。

　　不過，陳光甫對此事卻很上心，他說：“此種貸款不特時短，具有流動性，數量零星，甚為穩妥，而且對繁榮農村、輔助農業經濟之發展有很重要意義。”⑩他認真思考過怎樣把錢貸給農民才能發揮更大的意義，因為此前並沒有哪家銀行有過農業貸款的經驗，所以農民能否接納貸款；銀行是否要承擔巨大的風險；銀行的營業機構都在各大城市，貸款到底委託誰發放到農民手里，這些都是必須面對的問題。

　　為此，陳光甫專門給金陵農業大學校長寫了一封長信，表達了自己對發展農村經濟的看法，提出信用合作機構是比較適合在農村發展的金融機構，把貸款交給農村信用合作社發放下去比較安全。他還在金陵農業大學設立了獎學金，鼓勵學生畢業後發展農村建設。

　　陳光甫做事一貫謹慎，發放農業貸款也是先在小範圍內試行。1931年，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和北平的華洋義赈會合作，發放了2萬元到合作社，後全都按時收回。然後在江浙兩省較為完善的農業合作社發放，受到熱烈歡迎，後來又進一步推廣到全國各地。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的農村貸款在還貸方面的表現出乎一般銀行的意料。到期之時，全額收回，沒有損失，還贏得了良好的社會聲譽。陳光甫感慨地說：“吾國農民之道德，尚未衰落，不虞外侮，他日中國尚可复興也。”

　　這一善舉並非陳光甫沽名釣譽、心血來潮的一時之舉，他堅持了數十年，在發展農村金融上花費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有了陳光甫的成功在前，幾年以後，其他銀行開始紛紛效仿，相繼開展了農村信貸業。特別是1935年，國民政府幹脆把原來的四省農民銀行改為中國農民銀行，直接介入農業貸款領域。

　　中國農民銀行是國民政府四大國有銀行之一，雖然名字叫“農民”銀行，而且政府明令公佈《中國農民銀行條例》，宣稱該銀行是“經國民政府之特許，為供給農民資金，复興農村經濟，促進農業生產之改良進步，依照股份有限公司之組織設立之”，而且根據條例的規定，農民銀行的營業範圍為為農業發展放款、為農民組織的合作社放款、為水利備荒事業等放款，但是熟悉它的人都知道，這又是國民政府的一個“欺世盜名”的伎倆。蔣介石當初設立豫、鄂、皖、贛四省農民銀行的目的很單纯，就是為“剿匪”籌集軍費。它的前身就是國民黨“剿總”內部設立的一個農村金融救濟處，後因救濟處不能發行钞票而改稱“銀行”。四省農民銀行深受蔣介石重視，蔣介石不僅親任理事長，經常過問營業情況，還下令從鴉片稅款拨出250萬元作為銀行的股金。在實際經營過程中，軍事存匯款業務佔據了整個銀行業務的2/3還要多，放款方面更是以墊支軍費為主要方向，為軍隊籌集軍饷、代購軍糧。

　　至於《中國農民銀行條例》中提到的農貸業務則是順便做做。抗戰爆發之前，該銀行對農業方面的放款比重不到1/5，抗戰之後更是減少到1/10。尤其可恨的是，可憐的放款層層審批下來之後並沒有多少到老百姓手里，而大半被鄉紳包了，變成他們放高利貸的資本。

　　開辦農村信託業務更是空談，中國農民銀行以搞信託為幌子，做起了商業投機生意，主要倒賣食鹽、糧食、棉花等農民生活必需品以謀取利潤。1949年，中國農民銀行被新中國的人民政府接管。

　　其實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在農業貸款上投入的數目並不是很大，但是它的探索，體現了陳光甫的社會責任感以及商業觸覺，同時對農村經濟的建設、農村金融制度的形成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本文摘自《一個領先時代的銀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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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光甫，是中國近代最成功的企業家之一，是一位卓越的銀行家，是一個金融奇才。他為人清高，熟悉專業，先後整理國家法幣，與美國進行金融外交，維護了國家利益，他所創辦的上海銀行創造了我國近代金融史上的一個奇迹，他被譽為“中國的摩根，他對中國近代銀行業發展做出的重要貢獻。他的一生崎岖坎坷，最終成就功業。他直到七十多歲還在國際間奔走，事迹具有傳奇色彩。他還開創了中國近代旅遊業的先河，辦旅行社、辦招待所、辦旅行雜志、修繕國內景點、開設境外旅遊，他因此被稱為“中國旅遊業之父”。
　　本書從陳光甫的重要商業活動、與外商、與政府、與商界週旋等各個方面，挖掘精彩的商界博弈故事，重現民國金融業的種種真相與角力。具有可讀性與話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