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供給主義經濟理論和改革思想（1）

　　本文作者為滕泰、馮磊。原文題目是：“從供給著手重啟經濟改革”，發表在《經濟觀察報》，2012年5月24日。

　　摘要：“新供給主義經濟學”認為“供給自動創造需求”是一個理想的經濟運行機制，也可以作為新供給主義的短期經濟管理目標，然而實現這個短期目標的辦法既不是刺激總需求，也不是計劃經濟手段或傳統產業政策，而是“刺激新供給、創造新需求”；“新供給主義經濟學”從80年代以來中國的改革開放實踐出發，結合鄧小平“解放生產力”理論，以及經濟學供給學派思想，提出以“放鬆供給約束（supply-side constraint）、解除供給抑制（supply-side restriction）”為核心的一系列刺激新的有效供給的經濟政策措施，以“優化供給結構、提高供給效率”為核心的房價、物價配套管理辦法，以及以“供給貢獻和邊際報酬”為標準的收入分配思想，最終達到短期穩定經濟運行、長期提高潛在增長率並促進效率和公平分配的宏觀經濟管理目標。

　　一、總需求管理無計可施，新供給主義峰回路轉

　　從過去十多年來看，中國的總需求管理有很多教訓值得總結；從當下來看，靠政策進一步擴大內需或擴大外需都很難；從長期來看，總需求管理對經濟增長是無效的。

　　1.過去，總需求管理效果不理想。

　　過去十年中國經濟增長動力原本不是問題，但從十年後回顧歷次干預的結果可以發現，總需求干預之手頻繁出擊事實上並沒有熨平週期，反而從某種程度上放大了經濟的颠簸，而且使經濟週期越來越短。不僅如此，每一輪“踩油門”過後，都難免遺留下大批的過剩產能、銀行不良資產和地方政府債務；每一輪“踩刹車”下去，都客觀上造成高利貸泛濫、中小企業大批倒閉和股市暴跌。

　　更進一步講，當經濟政策的眼光被過多地吸引到總需求和短週期管理方面，就難免造成對供給面和經濟深層次改革措施的忽視。從一些具體經濟領域來看，過去十多年對房地產、對物價的需求管理效果也不甚理想。

　　2.當前，擴大內需或擴大外需都很難。

　　李克強總理在談到當前經濟發展問題時曾指出，靠刺激政策、政府直接投資實現預期目標的空間已經不大。中國過去十多年來為擴大內需或外需，能夠使用的政策資源正在消耗殆盡：連續多年超額貨幣發行之後，在大量銀行不良資產亟待消化的背景下，再擴張貨幣政策來刺激經濟不可行；在多次大大小小的財政刺激之後，在地方政府債務亟待消化的背景下，再通過財政政策擴張投資後遺症越來越多；在多年匯率保護、出口補貼等刺激後，在歐美日經濟緩慢增長的背景下，進一步擴大外需更不現實。

　　此外，在當前二元金融體制、高利貸泛濫的背景下，民間投資也很難增長；在社會保障體制沒有根本變化、利率較高的背景下，居民消費也難以進一步擴張。

　　因此，當下無論刺激投資還是消費，其實都很難；“擴大內需”很難落到實處。

　　3.長期，總需求管理無效。

　　總需求理論本來就是研究經濟短週期的理論，凱恩斯作為總需求管理理論的鼻祖，也並不用總需求理論分析長期經濟增長。

　　即便總需求管理理論提出的財政或貨幣政策能夠產生一定效果，也註定是短期的。因為政府在這一時期通過低利率等貨幣政策或財政赤字擴大投資的財政政策吹大的泡泡，會在下一時期癟下去；反之，這一時期被壓抑的總需求，也會在下一時期彈起來。無論總需求管理政策把投資和消費提前還是延後，最終都不改變經濟長期潛在的增長率。

　　4.峰回路轉，新供給主義啟動改革。

　　當我們沿著總需求路線走到死胡同的時候，如果能夠換個角度從供給面分析中國長期經濟增長前景，放開供給約束，解除供給抑制，就別有一番天地了。

　　從短期來看，中國經濟受到高稅收、高社會成本、高壟斷、高管制等“供給約束”，只要通過減稅、降低社會成本、放鬆壟斷、減少管制等措施，放鬆“供給約束”，就可以提高經濟的短期增長率。

　　從長期來看，中國經濟在人口與勞動、資本與金融、資源與產權、技術與創新、制度與分工等五個方面都存在“供給抑制”，只要通過放鬆人口生育控制、放鬆戶籍制度、減少資本與金融管制、優化土地與資源產權結構、推動國有企業等低效率領域的制度改革等措施，解除“供給抑制”，就可以提高經濟的長期潛在增長率。

　　二、從古典供給經濟學、傳統供給學派，到新供給主義經濟學

　　19世紀初期英國經濟學家詹姆斯·穆勒和法國經濟學家讓·巴普蒂斯特·薩伊等提出“供給創造自己的需求”的思想，認為“當一個產品一經產出之際，即在它自己的全部價值的限度以內為另一個產品提供了市場”。特定產品的局部的供需不均衡可能存在，但全社會整體的生產過剩或生產不足不會發生。薩伊曾宣稱“除非政府當局愚昧無知或貪得無厭，否則一種產品供給不足而另一種產品充斥過剩的現象，決不會永久繼續存在”。

　　古典學派的上述觀點在短缺經濟條件下更有現實意義。然而，隨著幾次工業革命推動社會生產力快速增長，不斷提高的供給總量與需求總量之間的差距開始顯現，週期性經濟危機往往伴隨著生產過剩、失業率高企，傳統的“供給創造需求”理論已難以解釋經濟發展的現實。

　　對此現象，馬克思認為“供給自動創造需求”是理想中的經濟運行狀態，複雜的流通環節有可能會中斷這個過程。凱恩斯則以其著名的“邊際消費傾向遞減、資本邊際回報率遞減、流動性偏好”三大假說為立足點，認為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形完全可能出現，但同時凱恩斯也表示“只要執行正確的宏觀經濟政策，使投資等於充分就業下的儲蓄，薩伊定律是可以成立的。”

　　雖然都認為“供給自動創造需求”是理想中的經濟運行狀態，但是在面對所謂“相對產能過剩”或“總需求不足”問題時，馬克思和凱恩斯則分別提出了用政府“有形之手”解決問題的不同方法。

　　馬克思從資本主義制度的弊端入手，認為經濟的發展必然導致貧富差距的不斷擴大，造成社會整體購買力的不足，引發經濟危機，他主張用政府計劃手段來解決問題；凱恩斯則提出以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來克服階段性的需求不足。

　　“二戰”以後，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採用了馬克思的計劃經濟體制迅速建立了強大的工業體系；而歐洲、美國等大部分國家都採用了凱恩斯主義的政府干預市場的辦法，也迎來了戰後近30年的繁榮。然而長期執行政府計劃或凱恩斯主義政府干預都使經濟逐漸失去了活力，直到1970年代末，不但中國的計劃經濟嚴重缺乏活力，美國、歐洲經濟也陷入了“滞漲”的泥潭。

　　彼時，中國的鄧小平改革讓中國經濟重新煥發了活力，而美國的里根政府所採納的供給學派經濟政策也開啟了美國經濟繁榮的30年。對於鄧小平時代的改革實踐，我們知之甚多；而供給學派的政策主張又有哪些呢？

　　供給學派經濟學的代表人物芒德爾、拉弗、萬尼斯基、肯普、羅伯茨等人認為，在供給和需求的關係中，供給處於首要的決定地位，決定長期經濟增長潛力的是供給而非需求，產出的增長最終取決於勞動力和資本等要素的供給和有效利用，經濟研究的首要任務是如何促進生產、增加供給。

　　與古典供給學派不同的是，傳統供給學派並不認為經濟完全不需要干預，而是認為干預的重點在於供給方面，而非需求方面。具體地說，就是通過財政政策強化對生產活動的刺激和支援。當然，由於傳統供給學派認為企業家精神和自由市場是創造財富的關鍵因素，所以其提出的干預措施同自由主義比較接近，比如反壟斷、解除各種管制、主張經濟的民營化和自由化，並建議在國內限制甚至取締工會組織以便降低企業的人工成本，在國際上通過政治力量干預石油價格以便降低企業的原材料成本，等等。

　　作為傳統供給學派核心理論的“拉弗曲線”證明，減稅會在短期減少財政收入，但長期來看，如果較低的稅率刺激了產出，最終一定會增加企業和居民收入，並使政府稅收總額在較低稅率下回升到減稅前的水平。為了推動減稅，當然必須壓縮那些效率低下、浪費資源的政府支出和轉移支付。

　　新供給主義經濟學正是從中國80年代以來的改革實踐出發，結合傳統供給學派和鄧小平“解放生產力”的改革理論，針對中國經濟運行機制、長期增長潛力、國民收入分配以及房價物價等問題而提出的一整套經濟管理理論和改革思想。

　　三、以“新供給創造新需求”為核心的宏觀經濟管理機制

　　雖然新供給主義經濟學認同馬克思和凱恩斯對古典供給經濟學的評價，認為“供給自動創造需求”是理想的經濟運行模式，但是，新供給主義經濟學認為，這種理想狀況有時候不能自發實現的原因並不完全在於分配機制缺陷或需求不足，而在於技術和產品的生命週期。

　　新供給主義經濟學認為，供給與需求循環往复的交互作用是形成經濟週期波動的主要力量，一個完整的經濟週期可以由此劃分為四個階段：

　　（1）新供給形成階段：當新供給隨著技術進步孕育產生，社會舊有需求結構仍在延續，經濟處在新週期的匯入期，經濟潛在增長率開始回升；

　　（2）供給擴張階段：當新供給內容被社會普遍接受，新的需求被創造出來，新供給與新需求形成良性促進，經濟進入快速增長階段，潛在增速不斷提高；

　　（3）供給成熟階段：該階段的生產技術進一步普及，社會資源紛紛湧向該項供給領域，則供給數量迅猛增加，而需求回落，供給自動創造需求的機制出現中斷，但供給仍然維持慣性增長，社會資源配置效率開始降低，經濟潛在增速回落；

　　（4）供給老化階段：過剩供給短期難以消化，過剩產業資本沉澱不能退出；老供給不能創造需求，造成總需求持續下降；新的供給力量尚未產生，經濟陷入蕭條。

　　新供給主義經濟學認為，在新供給形成階段和供給擴張階段，新供給不但能夠自動創造需求，而且所有產品銷售收入最終都會變為要素報酬，而資本、勞動和資源等要素報酬要麼轉化為消費，要麼形成儲蓄並轉化為投資，形成新的需求。

　　然而，一旦一種產業的生產技術普及到一定程度，進入供給成熟和供給老化階段，形成產能和產量過剩，不但原投入的生產要素報酬不能及時回收，而且大量生產要素無法充分就業，供給自動創造需求的過程就會中斷。

　　新供給主義經濟學認為，任何一項社會主流技術和主流產業，早晚都會進入供給成熟和供給老化階段，因此無論通過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刺激總需求，抑或是通過計劃手段增加或抑制老供給，都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技術週期和供給老化問題。

　　比如，財政與貨幣政策刺激雖然可以在短期內吸收部分過剩產能，但長期可能反而進一步鼓勵了過剩產能擴張，從而加劇供需矛盾，阻礙長期的經濟結構調整，並且削弱經濟的自我循環能力。

　　又比如，類似於iPhone手機這樣的新供給從來都不是政府規劃出來的，恰恰相反，很多政府扶持的產業，例如中國的太陽能光伏產業，後來都出現了嚴重的產能過剩。

　　還有，新供給主義也不認為政府限制某些產業的政策有助於恢復“供給自動創造需求”的理想機制，不僅如此，一旦判斷失誤，政府對很多產業的政策限制也可能造成下一階段的需求不足。比如中國90年代末限制電力行業的發展，造成了之後多年的電力供應不足。

　　在實踐中，真正有效的辦法是激發企業家精神，吸引社會資源創造新供給，並讓新供給創造新需求，如此才能使經濟盡快恢復到供給自動創造需求的理想運行軌道。為了刺激新供給，讓新供給創造新需求，新供給主義經濟學提出的正確做法是通過“放鬆供給約束”的系列政策大幅度降低企業生產經營成本，打破生產銷售僵局，讓市場通過成本價格傳導機制快速消化過剩產品，在較短時期內恢復均衡，並通過放鬆供給約束激發企業家精神，吸引社會資源向新供給領域集中，恢復增長活力。

　　新供給創造新需求，不僅在宏觀上是恢復經濟均衡的必然循環，在微觀上也一樣。比如iPhone手機，在喬佈斯創造出iPhone手機之前，世界對它的需求原本是不存在的，而一旦iPhone手機面世，新的需求就被源源不斷地創造出來。一旦資本、資源、勞動開始向新供給集中，老產業的產能過剩將自然消除，整個經濟不但恢復均衡，而且將開始新的增長。

　　總之，新供給主義經濟學認為，供給與需求動態均衡的打破屬於經濟增長過程中的階段性、局部性問題，其與技術擴散和產業生命週期密不可分。生產的過剩是相對的，階段性和局部領域的供需矛盾可以隨著資源逐步向新產業領域配置而消解。當宏觀經濟從供給到需求的傳導過程遇到阻礙時，既不應當用帶有計劃經濟色彩的手段，比如產業政策去彻底破壞市場機制，也不應當用傳統凱恩斯主義的手段人為擴大舊產業和舊經濟的總需求，而應當通過“放開新產業供給約束、減少新經濟供給抑制”的方式，為市場釋放新供給創造條件，引導新供給創造新需求，最終通過供給結構的調整，讓經濟回到“供給自動創造需求”的理想運行軌道，恢復“供給與需求的自動平衡機制”。

本文摘自《經濟學理論的中國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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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現代100多年來，埋藏在中國經濟學家們心中始終不泯的願望,就是要構建、創造出中國人自己應運而成的現代經濟學。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歷代中國經濟學人薪火相傳，砥砺前行，不懈奮鬥，待成大願。2011年初以來，來自財政部、發改委、人民銀行、國家開發銀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清華大學、重陽投資等機構的十餘位人士，滿懷當代經濟學人的強烈責任感，在前人基础?和經濟學界諸多前輩和同行鼓勵下，面對改革開放新階段“黃金發展”與“矛盾凸顯”交織而成的現實挑戰，組成了“中國新供給經濟學研究小組”，會同陸續加入的數十位特邀研究人員，力求在理論密切聯繫實際的取向上，深刻反思近幾十年歐美主流經濟理論框架，踐行“求真務實融匯古今，開放包容貫通中西，努力打造與未來中國經濟地位相適應的一流智庫”的指導思想，積極研讨構建中國的“新供給經濟學”理論。
　　研究小組明確提出，中國改革開放35年的成功實踐需要系統地給予“中國式創新的經濟學解釋”，未來“中國夢”的實現需要高度重視構建創新型的經濟理論支撐；更多註重供給端、基於生產力和競爭力的以改革為核心的“中國新供給經濟學”框架，是實踐基础上的理論創新,可以適應於、服務於這種現實需要，支援“中國夢”願景的實現，同時也可以為全球經濟發展，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提供有益的思想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