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供給主義經濟理論和改革思想（2）

　　四、新供給主義的改革思想和增長理論

　　“新供給主義經濟學”把供給學派的政策主張歸納為“放鬆供給約束”，把80年代中國經濟改革的精髓概括為“解除供給抑制”，進而提出全面提升經濟潛在增長率的經濟思想和改革措施。

　　1.以“放鬆供給約束”為核心的短期改革主張。

　　新供給主義經濟學認為，供給學派就是在凱恩斯主義盛行若幹年後的特定背景下產生的，他們的大部分政策主張都是在解除凱恩斯主義遺留的 “供給約束”，比如，稅收約束、成本約束、壟斷約束、政策管制因素、公共財政和國有企業的低效率約束等。

　　1981年里根政府提出著名的“經濟复興計劃”，該計劃內容包括如下四個方面：

　　（1）大幅降低個人所得稅率、減免企業稅負；

　　（2）削減社會福利等非國防領域的政府開支；

　　（3）放鬆政府對企業的行政管制，減少國家對企業的干預；

　　（4）嚴格控制貨幣供應量的增長，實行穩健的貨幣政策以抑制通貨膨脹。

　　事實證明，上述政策從供給的角度入手，刺激了私人部門的投資和生產積極性，促進了就業，同時以擴大產出的方式化解了通脹壓力，成功地使美國經濟實現了复蘇。

　　新供給主義經濟學將上述傳統供給學派經濟學的核心思想歸納為放鬆“供給約束”，提高經濟潛在增長率，並結合中國經濟情況提出“解除供給約束”的具體措施。比如：

　　（1）從結構性減稅到大規模減稅；

　　（2）放鬆政府管制，減少行政審批；

　　（3）減少壟斷，促進市場自由競爭；

　　（4）依託資本市場，推進國有企業股權多元化改革；

　　（5）改進資源和基础服務價格形成機制；

　　（6）有效控制基础設施和基础服務成本，等等。

　　如同羅斯福新政以後幾十年中，總需求管理政策遺留給美國經濟大量的“供給約束”一樣，中國經濟從1996年以來類似於凱恩斯主義需求管理的所謂宏觀調控，也造成了較嚴重的“供給約束”，包括高稅收約束、高社會成本約束、高壟斷約束、高管制約束等。因此，中國只要下決心通過減稅、降低社會福利成本、放鬆壟斷、減少管制等措施，放鬆“供給約束”，就可以提高經濟的短期增長率。

　　有調查說中國企業平均綜合稅負40%，那如果把綜合稅負從40%降到30%，能夠承受30%~40%綜合稅負的企業就可以存活下來，經濟總產出就會大幅增加。當然，稅收受益者、社會福利成本受益者、壟斷者、管制政策受益者等都是有利益剛性的。打破這些剛性利益，需要執政者的改革勇氣和決心，新供給主義經濟學天然就是改革的經濟學理論。

　　2.以“解除供給抑制”為核心的長期經濟改革主張。

　　如果說80年代里根政府為代表的美國傳統供給主義政策的核心在於解除經濟增長的“供給約束”，那麼80年代鄧小平同志領導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就在於解除“供給抑制”。

　　多年的計劃生產、平均分配和政治動亂，造成中國經濟在70年代末已經嚴重缺乏活力：不僅勞動者被禁锢在土地和“單位”而沒有積極性且不能流動，大量資源處於閑置狀態，財政資源和儲蓄資本低效使用，而且整個社會分工和微觀企業組織都處於低水平，知識和創新更是不被尊重。鄧小平同志提出“改革是解放生產力”，通過以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體制替代計劃經濟體制、在農村以聯產承包責任制取代集體生產、鼓勵開放市場和國際貿易、推動科學教育事業發展，使長期受到抑制的生產要素潛力得以釋放——我們將上述中國經濟改革的核心思想歸納為“解除供給抑制”。

　　那麼，如何進一步發揚光大鄧小平理論，通過解除供給抑制來解放生產力呢？按照“新供給主義經濟學”理論研究框架，經濟的長期潛在增長率取決於五大財富源泉，解除供給抑制，也必須從這五大財富源泉出發。

　　第一個財富源泉是人口和勞動力。雖然學界對中國人口紅利尚存爭論，但我們認為，農村還有“相對剩餘勞動力”和“相對人口紅利”。目前中國農村人均GDP與城市人均GDP相差五倍，也就是說一個農業人口一旦在城市找到工作，其對經濟的貢獻就提高四倍。因此，只要解除人口和勞動力供給抑制，比如短期適當放鬆戶籍制度、促進人口自由流動，長期適當調整人口政策，中國的相對人口紅利就會進一步得到充分釋放。

　　第二個財富源泉是土地以及附著在土地上的資源。如果中國的土地一直不能自由流轉，農業就將一直停留在小農經濟階段，而小農經濟產出效率顯然很低。如果土地可以自由流轉並適當集中，農業生產效率就會大幅提高。礦山也是一樣，如果煤礦、石油等資源是壟斷的，礦產交易市場發育不完善，其開採就會比較粗放，資源利用效率就不會高。應該說中國的資源和土地供給抑制還比較嚴重，未來產權優化和釋放資源供給還有很大空間。

　?第三個財富源泉是資本。中國是全世界資本最多的國家，我們有3.5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居民、企業加上政府的儲蓄有100多萬億人民幣。然而，作為外匯儲備和國內儲蓄最多的國家，中國的利率水平卻是全世界最高的。美國是零利率，日本是零利率，只有中國利率高，中小企業私募債利率高達14%~15%，民間借貸成本更高。為什麼在全球資本最多的國家出現了最嚴重的資本短缺和最貴的資本價格？原因就在於資本抑制和金融抑制。假定把金融抑制放開一下，逐步把中小企業資金成本從14%~15%降低到5%，有多少中小企業會煥發出生機勃勃的生命力？

　　第四個財富源泉就是技術和創新。中國還沒有形成創新型的科教體制。高中、大學培養的都是知識型人才，很多國有科研機構白白耗費了大量財政資源卻缺少真正有市場價值的創新技術。不僅強化市場導向和創新活力的教育科研創新體制改革迫在眉睫，在企業研發、金融支援、政府管理等層面解除技術和創新抑制，中國也還有很多功課要做。

　　第五個財富源泉是制度本身。制度決定了一個國家宏觀的社會分工效率和微觀的企業生產效率，而社會分工和管理效率的提高自然帶來財富的增長。正因為如此，我們才看到中國80年代的經濟體制改革所帶來的巨大增長動力。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從農村人民公社到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改革，在人口、土地資源和生產技術沒有太大變化的情況下迅速提高了糧食產量。目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空間還很大，李克強總理指出，每一個制度改進的地方都孕育很大的潛力。舉例來講，很多國有企業所占有的資源很多，但單位資源、資本的產出都遠遠低於自由競爭的民營企業，改革這些低效率的部門自然會提高經濟潛在增長率。

　　綜合這五個方面的財富源泉來看，中國的經濟制度還存在普遍的“供給抑制”。鄧小平說，“改革就是解放生產力”；新供給主義認為，解放生產力的核心就是“解除供給抑制”；只要通過改革，解除對人口和勞動的供給抑制、制度和管理的供給抑制、土地和資源的供給抑制、資本和金融抑制、技術和創新抑制，中國的經濟增長潛力就會源源不斷地湧現出來；越是供給抑制嚴重的領域（比如醫療、教育、金融、房地產），供給價格越高，而且供給效率和質量越低，改革的空間也越大。

　　3.五大財富源泉，三種增長模式。

　　除了上述基於五大財富源泉的增長理論，新供給主義經濟學還提出三種長期經濟增長模式的劃分。

　　新供給主義經濟學認為，歷史上所有的長期增長理論都是圍繞供給層面展開的。亞當·斯密關於制度和社會分工對生產力促進作用的研究奠定了資本主義經濟增長理論的基础；熊彼特以“創新理論”解釋經濟增長過程，認為生產技術的革新是驅動經濟螺旋式發展的核心力量，認為技術和制度的破壞性創新（Destructive Creation）才是經濟增長的長期動力；庫茲涅茨則更多地從投入產出角度分析經濟增長，並將經濟長期增長要素歸納為人口增長、生產效率提升、經濟結構升級、社會結構轉變等。上述理論無一例外地從“供給”的角度解釋經濟增長並提出各自的政策主張。

　　新供給經濟學認為，中國經濟過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長是上述三種經濟增長理論的綜合體現：80年代的制度改革開啟了中國經濟的“斯密增長”時代，而90年代以後持續的人力、資源、資本、技術投入換來了“庫茲涅茨增長”為特徵，兼帶著“熊彼特增長”的時期。

　　新供給主義經濟學認為，未來中國“庫茲涅茨增長模式”仍然能夠延續，但應該通過“放鬆供給約束、解除供給抑制”的系列改革措施，刺激新的“熊彼特增長”階段，並通過深化制度改革，重啟“斯密增長”，讓一切創造財富的源泉更有效率地充分湧流。

　　五、以“優化供給結構、提高供給效率”為核心的房價、物價管控政策

　　在居民收入水平提高、人口城市化進程加快、房地產金融剛剛起步、居民資產配置需求、住房供給結構性短缺等多種因素影響下，中國房價持續上漲，調控效果多年不達預期，其原因就在於政策著力在打壓需求，而不是擴大房地產的有效供給。

　　新供給主義經濟學認為，未來只有從供給侧著手，以“優化供給結構、提高供給效率”為核心，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給、增加房地產土地供給、改善房地產供給結構，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城市居民住房問題。

　　對物價的調控也一樣，中國從1996年以後就告別了短缺經濟，進入過剩經濟階段。在產能過剩的背景下，物價波動的根本原因並不在需求方面，而在供給方面，十多年來的每一輪通脹幾乎都由原材料漲價、工資成本推動、食品供給沖擊等供給方面原因造成，而政府卻一次又一次地通過緊縮總需求去進行干預，結果難免誤傷經濟。

　　筆者在2010出版的《透視通脹》一書中詳細分析了中國物價的驅動結構，書中指出，過去十年70%以上的CPI波動都來自於食品價格變化，而在居民對食品的需求總量基本不變的現實下，食品價格波動主要來自供給總量波動和供給結構變化；研究還表明假定我國每年平均工資上漲15%，將推動CPI上升1.94個百分點；假定原油等原材料價格上漲15%，對CPI的影響只有0.2個百分點；此外較高的流通成本也是造成物價上漲的重要因素。

　　因此，新供給主義經濟學認為，增加有效供給，既能夠挖掘增長潛力，也能夠平抑物價，不存在所謂“穩增長與控通脹的矛盾”。新供給主義經濟學從供給面去管理物價的措施包括：降低稅收成本，控制人工和原材料成本上升的速度，穩定農產品生產和供給機制，控制流通環節費用，建立穩定的消費品物價形成機制。

　　六、以“供給要素貢獻和邊際報酬”為核心的收入分配機制

　　在國民收入分配政策方面，新供給主義經濟學主張從供給出發，按照勞動、資源、技術、管理、資本等五大要素的貢獻和邊際報酬，讓市場完成收入分配。誰創造的財富多，誰獲取的報酬就多。

　　新供給主義提出的收入分配改革政策的六個核心主張包括：

　　（1）遏制公共權力直接或間接參與財富分配。從未創造任何財富的行政權力參與財富的分配不僅是腐敗的源泉，也會影響到其他要素創造財富的積極性。

　　（2）減少壟斷對財富的瓜分。很多看似利潤豐厚的企業，其實是靠壟斷獲取財富，這也是非常嚴重的收入不公平問題，所以反壟斷、放鬆管制，促進市場自由化、產權民營化，不僅是“放鬆供給約束、解除供給抑制”的必然要求，也是促進公平收入分配的必然選擇。

　　（3）控制利用公共資源過度獲取個體收入的現象。比如對於在經濟制度不健全的階段通過各種方法占有的土地和礦產資源、公共設施資源、海洋空間資源等等，應通過以資源稅為代表的稅收政策予以調節，促進公平和效率。

　　（4）對於創業企業或雇員人數、銷售收入較小的小微企業應大範圍免稅。比如，是否可考慮對符合某些條件（如雇員在20人以下、銷售收入在100萬元以下）的創業型企業在一定的創業期限內全部或部分免除所得稅？只有這樣才能刺激新供給、創造新需求。扶持大批小微企業成長、做大以後，政府的稅收總額甚至還會增加。

　　（5）政府可以通過稅收調節收入分配，但調節的重點應該是嚴重偏離要素邊際報酬的收入，比如房產持有和遺產繼承等等。

　　（6）無論是公共投資還是轉移支付，長期來看都是低效率的，因此應該盡量減少公共支出和轉移支付。

　　總之，新供給主義經濟學認為，只有通過“放鬆供給約束，解除供給抑制”，重視熊彼特增長，重啟斯密增長，整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才能夠得以不斷提升；只有放棄傳統產業政策，讓“新供給創造新需求”，才能恢復“供給自動創造需求”的理想經濟運行機制；只有從“改善供給結構、提高供給效率”入手，才能真正解決房價物價等頑疾；只有從“供給貢獻和邊際報酬”出發，才能確保收入分配的效率與公平。

　　以上新供給主義經濟學體系初建，歡迎各界同仁多多批評，共同為中國經濟長期穩定發展，為推動中國改革開放事業，為复興“中國夢”添磚加瓦！

本文摘自《經濟學理論的中國創新》

　　近現代100多年來，埋藏在中國經濟學家們心中始終不泯的願望,就是要構建、創造出中國人自己應運而成的現代經濟學。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歷代中國經濟學人薪火相傳，砥砺前行，不懈奮鬥，待成大願。2011年初以來，來自財政部、發改委、人民銀行、國家開發銀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清華大學、重陽投資等機構的十餘位人士，滿懷當代經濟學人的強烈責任感，在前人基础?和經濟學界諸多前輩和同行鼓勵下，面對改革開放新階段“黃金發展”與“矛盾凸顯”交織而成的現實挑戰，組成了“中國新供給經濟學研究小組”，會同陸續加入的數十位特邀研究人員，力求在理論密切聯繫實際的取向上，深刻反思近幾十年歐美主流經濟理論框架，踐行“求真務實融匯古今，開放包容貫通中西，努力打造與未來中國經濟地位相適應的一流智庫”的指導思想，積極研讨構建中國的“新供給經濟學”理論。
　　研究小組明確提出，中國改革開放35年的成功實踐需要系統地給予“中國式創新的經濟學解釋”，未來“中國夢”的實現需要高度重視構建創新型的經濟理論支撐；更多註重供給端、基於生產力和競爭力的以改革為核心的“中國新供給經濟學”框架，是實踐基础上的理論創新,可以適應於、服務於這種現實需要，支援“中國夢”願景的實現，同時也可以為全球經濟發展，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提供有益的思想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