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供給主義宣言

　　本文作者為滕泰。作者系萬博經濟研究院院長，中國新供給經濟學研究小組成員，原文發表在和訊網，2012年11月9日。

　　一、凱恩斯主義和貨幣派交替誤導中國

　　凱恩斯主義的全部理論基础都是建立在三大假設基础上，邊際報酬遞減、邊際消費傾向遞減和貨幣流動性偏好。如果這些假設都正確，需求不足一定會週期性出現，因此凱恩斯主義認為政府必須階段性通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刺激總需求才能維持經濟增長和就業。

　　而貨幣主義則堅信一切通脹歸根到底都是貨幣原因造成的，因此只要物價指數超過他們的舒適點，他們就毫不猶豫地要求政府緊縮貨幣。

　　在以上兩種思想的交替指導下，每當經濟增速有所下滑，中國決策部門就會高舉凱恩斯主義的大旗，拼命刺激“踩油門”；每當通脹有所擡頭，決策部門就會舉起貨幣主義的大旗，拼命緊縮“踩刹車”——頻繁地踩油門和踩刹車的結果，中國經濟越來越颠簸，經濟週期也越來越短。

　　在每一輪財政和貨幣擴張中，傳統產能過剩等經濟結構性問題都越來越嚴重，中國經濟對政府投資、低端出口的依賴都越來越強；而每一輪劇烈的緊縮，都伴隨著金融壟斷加劇、高利貸泛濫、中小企業的大批倒閉和股市的劇烈下跌。

　　此外，一旦決策部門把頻繁的週期性調控政策當成其日常專職工作，就會對中國經濟的深層次矛盾和長期增長動力問題視而不見，任其不斷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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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實上，中國經濟整體平穩增長的主要動力，根本不是來自於凱恩斯主義的政策刺激，物價得到控制也不是貨幣主義的功勞。

　　就增長而言，中國經濟的增長動力源自中國人口本身的活力、城市化進程、資本和資源的持續投入、技術的進步和制度的改進——任何內部或外部的力量都不可能壓制這種強大的內生經濟增長動力。印度人說，我們的經濟是在政府睡覺的時候偷偷增長的；中國呢？人們的確看到“政府之手”粘在中國經濟列車的尾部，但到底是這只手在推著列車前進，還是列車在拼命掙脫這只手的控制而前行？

　　可怕的是，越來越多的人在看清了凱恩斯主義危害的同時，卻錯誤地相信了貨幣派。比如，坊間流傳的中國超發了多少萬億貨幣，並嚴厲要求政府長期保持偏緊的貨幣政策，以防止通貨膨脹。問題是，中國從90年代中期就逐步進入了“過剩經濟”階段。在制造業產能嚴重過剩的背景下，怎麼可能有嚴重通貨膨脹？貨幣主義同凱恩斯主義錯誤的根源同樣在於他們只看到硬幣的一面——需求，而不去分析硬幣的另一面——供給。事實上，只有超出過剩產能的貨幣量才可能造成一般物價水平的上漲，連“單位產能貨幣供應量”都不去計算的貨幣派，怎麼有資格談論一般物價水平的上漲呢？

　　事實上中國90年代中期以來的每一輪所謂通脹都只不過是“食品通脹”，而食品通脹的根源在於糧食、蔬菜和豬肉的週期性供給波動。盡管任何的貨幣緊縮都不能說明母豬生小豬，但是貨幣派們照樣一次又一次地選擇在母豬大批生完小豬、小豬長大、豬肉價格大幅回落的時候，慶賀他們緊縮貨幣、從而控制豬肉價格（China Pig Price）的光輝業績，卻從來沒有人為高利貸泛濫、中小企業倒閉和股市暴跌承擔責任。

　　好在越來越多的中國人開始厭倦了這種來回折騰，甚至玩遊戲的人自己也厭倦了在上下一兩個百分點的GDP增速和物價波動範圍內，一會兒踩刹車，一會兒又踩油門。

　　然而，這些人放棄了凱恩斯主義的調控之手，卻並沒有放棄其對中國經濟的不良影響：比如，當他們意識到其調控範圍越來越窄，甚至玩不下去的時候，他們就宣稱經濟增速下滑是必然的，甚至是理所當然的。因為按照凱恩斯主義的總需求分析框架，出口不可能長期高速增長，投資也不能長期高速增長，消費還面臨著邊際消費傾向遞減，經濟增速回落不是很自然嗎？

　　此時，貨幣派的也站出來幫著說話，“過去的高增長是印钞票造成的虛假繁榮；印钞票長期不能促進增長，所以中國經濟高增長結束了。”

　　中國經濟高增長的時代，真的結束了嗎？

　　二、供給創造財富，新供給創造新需求

　　事實上，凱恩斯主義的被埋葬，在美國已經是30多年前的事了。盡管“二戰”以後以凱恩斯主義為指導思想的“羅斯福新政”的確對美國經濟复蘇起到積極作用，但是持續擴張需求而忽視供給能力的增長，終於使得美國經濟在20世紀70年代陷於“滞漲”的困境。

　　在中國，凱恩斯主義的三大假設其實都是不成立的：所謂邊際消費傾向遞減、邊際報酬遞減、貨幣流動性偏好等三大假設只存在於傳統經濟的傳統產業領域，而在任何一次技術革命、產業升級、消費升級、城市化、工業化階段，尤其對於中國這樣的起飛經濟而言，新技術、新產業、新需求、新資產結構都會阻止居民消費傾向遞減，提高邊際報酬，改變貨幣流動性偏好，推動經濟的供給結構和需求結構不斷進化，因此用凱恩斯主義“三大定律”來長期看空中國是不正確的。

　　用投資、出口、消費的總需求的分析框架看空中國同樣是錯誤的，從本質意義上講，需求僅僅是價值實現的條件，供給創造財富的能力，才是經濟增長的源泉。確切地說，制度、人口、技術、資本、資源等五大財富源泉才是經濟增長的根本動力。

　　中國80年代的經濟飛速增長，很大程度上都是制度變革的結果。最典型的案例是農村“人民公社”到“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改革，在農村總人口、技術水平、耕地面積、資本等其他要素沒有明顯變化的情況下，僅承包制的改革就帶來多少糧食產量的提高？

　　所以說，制度本身就是財富的源泉，制度變革也是生產力。中國的市場經濟體制還不成熟不健全，中國的制度還孕育著巨大的改革空間，那些壟斷的、管制的、國有的低效率部門一旦湧進自由市場經濟的空氣，就如同80年代、90年代改革一樣，一定能煥發出巨大的經濟活力。

　　另一個能夠支援中國經濟長期增長的是人口要素。根據中國當前農村人均產出和城市人均產出比較可以發現，每一個勞動者從農村轉移到城市就業，其對GDP的貢獻增加5倍以上。那麼，城市化率剛剛50%的中國，還將有數億人口進城市的中國，高增長時代怎麼可能結束呢？

　　再比如資本，中國無論外匯儲備還是國內居民和企業儲蓄，都讓那些發達國家羨慕。可是我們的這些豐富資本都充分“就業”了嗎？為什麼作為全球資本最豐富的國家，我國的企業和資本市場卻如此的資金緊張？為什麼在全球資本最豐富的國家，高利貸泛濫成災？中國的金融系統到底是在儲蓄者和企業之間架起了一座橋梁還是挖了一道深深的鴻溝？中國的金融自由化和資本要素的解放，將帶來多麼巨大的增長潛力？

　　當然還有技術引進和技術創新。無論是全球技術向中國的轉移，還是中國自主創新的技術進步，都還有巨大的空間，能夠推動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

　　最後是土地和資源，中國不僅可以通過貿易的方式解決資源投入的問題，而且更面臨著軟財富時代的巨大機遇。農業生態財富的創造受制於耕地資源限制，工業硬財富的創造也面臨著地球資源的約束，而以信息產品、知識產品、金融產品為載體的軟財富創造卻不受任何資源約束，只依賴於人的思維創造。類似於微軟、蘋果、Facebook這樣的財富創造難道還會受到土地和地球資源的約束嗎？

　　可見，如果能夠把眼光從短期需求移開，分析一下供給層面，就會對未來中國經濟增長的潛力充滿信心。事實上，連凱恩斯本人都知道，他的理論只適合短期經濟週期分析，而不適合長期。當有人用長期問題來質問凱恩斯的時候，他幽默地並有些偏執地說“長期？長期人們都死了。”所以，對於那些用凱恩斯主義三大需求來分析中國長期增長的觀點，連凱恩斯本人都會反對。

　　歷史表明，任何一個國家的長期持續經濟增長動力均來自於供給端的革命性突破，而絕非現有經濟結構下的總需求管理。200年前人們對一匹更快的馬的需求或許是有限的，殊不知汽車的誕生又能夠創造多少交通運輸的新需求？在喬佈斯創造了風靡全球的蘋果手機之前，這個世界對此類電子產品的需求原本是不存在的。如今每天離不開新浪微博或微信的中國人，他們在兩年前對新浪微博或騰訊微信的需求也是不存在的。凱恩斯主義的總需求分析框架，僅僅看到老的產品需求不足而看不到新供給能夠創造新需求，不是很可悲嗎？

　　三、新供給主義——讓財富的源泉充分湧流

　　在幾百年的經濟學史上，所有長期增長理論都是圍繞供給層面展開，比如亞當·斯密的增長理論重點在於研究制度和社會分工的作用，熊彼特的增長理論重點在於制度和技術的創新，庫茲涅茲的增長理論重點在於研究投入和產出的效率。

　　中國過去30多年的經濟高速增長也是以上三種增長模式的綜合體現，其中80年代的制度改革開啟了中國經濟的“斯密增長”時代，而90年代以後更多的是持續的人力、資源、資本、技術投入所換來的“庫茲涅茨增長”。展望未來，原有的庫茲涅茲增長模式仍然能夠延續，而且中國將進入新的“熊彼特增長階段”，包括技術和制度的破壞性創新（Discruptive Creation）都將成為經濟增長的動力。此外，通過進一步深化改革，重啟“斯密增長”，更須從刺激新的有效供給著手，讓一切創造財富的源泉充分湧流。

　　當然，重視供給、重視改革、重視釋放經濟增長的財富源泉，不要隨意踩刹車或者油門，並不代表政府在經濟上不作為。從這個角度講，新供給主義不僅區別於新自由主義，也區別於早期供給學派或70年代美國傳統供給學派。

　　自由主義和早期供給主義都相信“薩伊定律”——供給創造自己的需求，認為人們在向社會提供商品的過程中自然會創造出多方面的需求，在信用貨幣制度下，不會出現購買力不足而發生商品過剩或需求不足的問題，因此經濟不需要人為干預。

　　誕生於70年代末的美國傳統供給學派代表人物是芒德爾、拉弗、萬尼斯基，以及肯普、羅伯茨等人，他們認為，在供給和需求的關係上，供給居於首要的決定性的地位；決定經濟長期增長潛力的是供給而非需求，產出的增長最終取決於勞動力和資本等生產要素的供給和有效利用；經濟研究的首要任務應當是研究如何促進生產、增加供給。

　　與早期供給學派不同的是，傳統供給學派並不認為經濟完全不需要干預，而是認為干預的重點是在於供給方面，而非需求方面，具體地說，就是通過財政政策，強化對生產活動的刺激和支援。當然，由於供給學派認為企業家精神和自由市場是創造財富的關鍵因素，所以其提出的干預措施同自由主義比較接近，比如反對壟斷、支援解除各種管制、主張經濟的民營化和自由化。

　　以拉弗曲線為代表的供給學派理論重點研究了稅收對經濟主體的影響，認為減稅特別是降低邊際稅率能夠刺激生產增長，並且能夠抑制物價上漲。他們甚至認為降低稅率後政府稅收長期反而會增加。為了推動減稅，他們宣稱無論是公共支出還是轉移支付，都會效率低下，浪費資源，甚至阻礙生產。

　　帶領美國經濟在80年代走出危機的里根總統，採納了供給學派的主張（同時還有貨幣派的控制貨幣供給主張），喚醒了經濟內在的巨大增長潛力，促進了就業，成功引領美國經濟走出了“滞漲”的泥淖。重振英國經濟的撒切爾主義也在刺激生產方面幾乎完全採納了供給學派的政策主張。在中國，從計劃經濟體制中脫胎出來的鄧小平經濟思想，堅持經濟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逐步推進經濟上的自由化和市場化，其採取的承包制等刺激生產措施與供給學派殊途同歸。

　　而建立在軟價值論、軟財富論理論基础上的新供給主義，著重於從財富創造源泉的角度挖掘經濟增長的長期動力（參見《新財富論》（2006），《財富的覺醒》（2009））。

　　新供給主義認為，農業生態財富的源泉受制於地球表層生態環境、動植物生長規律、人們的生理需求等約束，其增長前景是有限的；同時認為工業硬財富源泉因為受到地球非生態資源和人們的需求限制，其增長前景也是有限的；只有知識產品、信息產品、金融產品為代表的軟財富增長空間是無限的。

　　新供給主義認為，在農業生態財富和工業硬財富的領域，無視供給和需求約束，盲目擴張生產必然造成產能過剩、資源浪費、環境不可持續等問題，只有大力發展軟財富，增加新產品供給，才能不斷優化供給結構、創造新需求，引導經濟進入供給、就業、需求、創新互相促進、不斷優化的良性循環。

　　新供給主義還認為，傳統硬財富由於產能過剩一般不存在惡性價格上漲的可能，只有食品價格會因為供給沖擊而週期性地上漲，因而，控制物價的本質手段不應該是緊縮貨幣，而應該是增加新供給，包括食品供給、硬財富中的新產品供給、軟財富供給，這樣既可以平抑物價，又可以促進經濟增長，還可以推動經濟結構調整，宏觀政策兩難矛盾彻底消除。

　　新供給主義主張大規模減稅並優化財政開支，反對擴大低效率的財政支出，但是不支援無限度地誇大減稅的效應——無論是財政支出還是減稅，都應該重點支援新產業、軟財富。

　　與傳統供給學派一樣，新供給學派主張破除壟斷與管制，認為中國急需進行新一輪類似90年代末期的大力度的國企改革，彻底釋放被僵化體制長期壓抑的增長活力。而搞活國企的本質手段是產權的民營化，只有民營企業才是市場經濟體系中最活躍的財富創造主體。新供給學派認為人口也是財富的源泉，這就要求政府進一步提高人口質量，促進人口流動，從控制人口數量轉移到提高人口素質和勞動效率的道路上來，並主張逐步放開戶籍制度，促進勞動力不斷從農村轉移到城市。

　　多年來，在凱恩斯主義和貨幣派的交替誤導下，中國經濟已經積累了很多深層次的問題，如果繼續按照老套路一腳油門一腳刹車踩下去，中國原本良好的經濟就可能錯失良好的發展機遇。

　　我們此時提出新供給主義，希望更多人從財富源泉的層次看到中國長期增長的潛力；希望政府放棄短週期管理，著眼於解決經濟運行中的中長期問題；我們反對完全的自由主義，主張政府刺激新供給、創造新需求；我們支援政府不遺餘力地推動放鬆壟斷、放鬆管制的進程，推進經濟自由化、產權民營化；我們認為中國必須盡快壓縮並嚴格限制政府支出，盡快從結構性減稅過渡到大規模減稅；我們相信，只要能夠盡快啟動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改革，讓一切創造財富的源泉充分湧流，中國經濟完全可以長期可持續高速增長。

本文摘自《經濟學理論的中國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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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現代100多年來，埋藏在中國經濟學家們心中始終不泯的願望,就是要構建、創造出中國人自己應運而成的現代經濟學。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歷代中國經濟學人薪火相傳，砥砺前行，不懈奮鬥，待成大願。2011年初以來，來自財政部、發改委、人民銀行、國家開發銀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清華大學、重陽投資等機構的十餘位人士，滿懷當代經濟學人的強烈責任感，在前人基础?和經濟學界諸多前輩和同行鼓勵下，面對改革開放新階段“黃金發展”與“矛盾凸顯”交織而成的現實挑戰，組成了“中國新供給經濟學研究小組”，會同陸續加入的數十位特邀研究人員，力求在理論密切聯繫實際的取向上，深刻反思近幾十年歐美主流經濟理論框架，踐行“求真務實融匯古今，開放包容貫通中西，努力打造與未來中國經濟地位相適應的一流智庫”的指導思想，積極研讨構建中國的“新供給經濟學”理論。
　　研究小組明確提出，中國改革開放35年的成功實踐需要系統地給予“中國式創新的經濟學解釋”，未來“中國夢”的實現需要高度重視構建創新型的經濟理論支撐；更多註重供給端、基於生產力和競爭力的以改革為核心的“中國新供給經濟學”框架，是實踐基础上的理論創新,可以適應於、服務於這種現實需要，支援“中國夢”願景的實現，同時也可以為全球經濟發展，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提供有益的思想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