壟斷競爭是新供給經濟學的理論基础之一

　　本文作者為姚餘棟、李宏瑾。

　　美國供給學派具有強烈的政策含義，但並未形成一個完整的理論體系。就其政策主張背後的理論而言，實際上是秉承了源自“看不見的手”為資源配置核心與決定性機制的自由主義傳統。美國供給學派的理論基础似乎僅僅有拉弗曲線（Laffer Curve）。Kydland和Prescott(1982)在完全競爭微觀研究框架基础上對宏觀經濟波動進行了研究,逐步形成了完整的實際經濟週期理論,他們認為技術進步等實際因素是構成宏觀經濟波動的主要因素。但在國際金融危機中，Kydland和Prescott(1982)的模型受到廣泛批評。

　　在全球經濟發展的現實中,不完全競爭的假設更加現實。賈康等（2013年）在《中國需要構建和發展以改革為核心的新供給經濟學》一文中指出，“至於西方研究者對於‘華盛頓共識’的理論支撐——新自由主義，也有積極的反思”。如倫敦市前副市長約翰·羅斯義指出：“新自由主義是錯誤的經濟政策，因為它從根本上拒絕遵循從實際出發的科學規則，用中國話來說就是——它拒絕‘實事求是’。新自由主義創建了一種根本不存在的經濟模式。他們設想了所謂的‘完全競爭’的企業組成的經濟體，在這個經濟體中，價格可以自由上下浮動、投資只占經濟總量的很小比例。而現實的經濟卻根本不是這樣。銀行業‘大而不倒’，汽車、航空、計算機、金融以及醫藥——都不是依照‘完全競爭’模式運行的，而是壟斷或者寡頭。中國學者固然可以從新自由主義的思想與學術成果中獲得營養和啟示，但上述直率與尖銳的批評所針對的新自由主義陷入‘完全競爭’理論假設而不能在‘理論聯繫實際’時有效矯正還原的弊端，卻更值得我們在讨論經濟發展問題尤其是中國問題時充分重視。本文所持的新供給分析視角，一個重要的理論前提就是把‘非完全競爭’及其應引入的政府行為作為始發命題”。

　　本文就是沿著新供給經濟學思路來探讨，把壟斷競爭看做新供給經濟學的理論基础之一，試圖超越美國供給學派的理論基础。盡管這個探讨僅僅是開始，也表明發端於中國的新供給經濟學有理論基础的廣闊前景。

　　一、壟斷競爭革命

　　傳統上，主流的新古典經濟學都假定市場是完全競爭的，存在著大量同質的市場參與者，生產要素可以無任何障礙地自由流動，所有的廠商和消費者只能是價格的接受者。同時，作為經濟學分析的黑箱，廠商的生產技術也是規模報酬不變，產出隨著投入等比例增長。新古典經濟學關於市場結構和生產技術的假設，很多情況下更像是物理學中不存在摩擦力的真空狀態的理想假設，實際上是為研究提供了一個分析的基準。不過，這些基本的假設實際上並不完全與現實情況相符。

　　在市場結構方面，微觀經濟學很早就註意到了市場不完全競爭的情況，馬歇爾最早提出完全競爭與壟斷的分類。英國經濟學家E.H.張伯倫認為，實際的市場既不是競爭的，也不是壟斷的，而是這兩種因素的混合。在他看來，許多市場價格都既具有競爭因素，又具有壟斷因素，因此企業家心目中沒有純粹競爭，只有壟斷競爭的概念。市場的整個價格制度，是由純粹競爭市場、壟斷市場以及由壟斷和競爭力量相混合的各種市場上的價格關係組成的。1933年，張伯倫出版的《壟斷競爭理論》一書中首次提出了關於資本主義市場結構和價格形成的理論。同年，J.V.羅賓遜出版了《不完全競爭經濟學》，兩者共同構成了壟斷競爭論，成為現代微觀經濟學的重要組成部分。

　　壟斷競爭一直是經濟學家們讨論的熱門話題，根據壟斷程度的不同，將市場結構又分為完全壟斷、寡頭、壟斷競爭和完全競爭等四個類型。寡頭和壟斷競爭符合大部分市場的情況，而且兩者之間實際上也存在一定的聯繫。例如，在寡頭市場中，有一類價格同時競爭的所謂伯川模型，其結論是，只要市場上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生產同樣產品的企業，沒有一個企業可以控制市場價格獲得超額壟斷利潤，其價格競爭結果接近於完全競爭市場，而這顯然是難以讓人信服的，這又被稱作“伯川之謎”或“伯川悖論”(Bertrand Paradox)。對此，經濟學家們認為，產品的差異可以解釋這一現象，因為伯川模型假定企業間的產品是同一的，是完全可以相互替代的，這會引發企業的價格戰，從而使價格接近於完全競爭價格。但實際上，企業間在產品上是有差異的，即使是出售同一產品，在服務上也有很大差別，而這實際上也就屬於壟斷競爭的市場結構分析了。經濟學理論已經證明，競爭均衡下的價格和產量可以使得全社會福利最大化，即同時滿足生產者利潤最大化和消費者效用最大化，從而生產者剩餘與消費者剩餘總和最大化，實現全社會帕累託最優。而完全壟斷市場的產量低於完全競爭的均衡產量，壟斷價格則高於完全競爭的均衡價格，由此導致的全社會福利損失。

　　事實上，產品差別是導致壟斷的原因之一，這恰是張伯倫的理論精髓之處。他認為，壟斷與競爭力量的混合來源於產品差別，產品差別是造成壟斷的一個決定性因素。一種產品具有差別，就意味著賣者對他自身的產品擁有絕對的壟斷，但卻要遭受非常接近的替代品的競爭。這樣每一個賣者都是壟斷者，同時也是競爭者，因此是“壟斷的競爭者”。根據產品差別的概念，張伯倫建立了壟斷競爭的價值理論。

　　亞當·斯密以後的一兩百多年里是市場經濟發展的鼎盛時期，那時壟斷還是個別現象。當市場進入壟斷階段之後，經濟學理論已無法對其進行解釋，現實世界中的普遍壟斷現象開始引起經濟學家的關註。從19世紀初的西斯蒙第、穆勒、麥克庫洛赫，到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的馬歇爾、古諾、埃奇沃思、西奇威克，尤其是庇古和斯拉法，他們早已對壟斷理論和市場的不完全性作了大量的研究。但問題在於，他們始終沿襲著“斯密傳統”，即將自由競爭作為普遍現象而把壟斷作為例外來構造他們的理論框架。正是由於張伯倫及羅賓遜等人的工作，使經濟學家們摈棄了長期以來新古典經濟以“完全競爭”作為普遍的而把壟斷看作個別例外情況的傳統假定，認為完全競爭與完全壟斷是兩種極端情況，提出了一套在經濟學教科書中沿用至今的用以說明處在兩種極端之間的“壟斷競爭”的市場模式，並在其成因比較、均衡條件、福利效應等方面運用邊際分析方法完成了微觀經濟革命，促進了產業組織理論等經濟學科的迅速發展，因而也被稱作“壟斷競爭革命”或“張伯倫革命”。

　　二、Dixit-Stiglitz模型對宏觀經濟學的貢獻

　　“壟斷競爭革命”不僅促進了微觀經濟學，特別是產業組織理論的大發展，也對宏觀經濟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可以說，除了“理性預期革命”外，宏觀經濟學之所以能夠得到長足的發展，主要得益於對壟斷競爭理論的分析，迪克西特(Dixit)和斯蒂格利茨(Stiglitz)在1977年發表的《壟斷競爭與最優產品多樣性》一文，則是這方面研究的代表性論文。在這篇經典的論文中，他們指出，外部效應、規模經濟和分配公正，是導致不完全競爭的市場結構的主要原因。為此，他們提出了一個針對規模經濟的壟斷競爭模型，對不同假設條件下的市場均衡與社會最優的關係進行了對比。他們首先將規模經濟問題巧妙地轉換為產品種類和產品數量的關係問題。在存在規模經濟的條件下，通過減少產品種類、增加每種產品的產出數量，能夠降低企業成本、節省社會經濟資源；與此同時，產品種類的減少將使得消費者產品消費種類的減少，從而引起社會福利損失(消費者更偏愛消費的多樣性)。由此，他們將規模經濟問題變為產品種類和產品數量問題，且其社會福利性質依賴於消費者效用函數的形式(因為效用函數反映了消費者對產品種類多樣化的偏好狀況)。

　　為了反映產品種類的多樣化在消費者效用函數中的作用，並體現產品替代對消費者效用、從而對社會福利的影響，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構造了效用函數(後被引申為D-S生產函數)，並分別對固定替代彈性、可變替代彈性和非對稱情形下的效用函數及其市場均衡同社會最優的對比進行了讨論。他們的研究表明：在固定替代彈性的情形下，壟斷競爭市場的市場均衡和約束最優完全一致，即具有相同的企業數目、同樣多的產品種類和產量；無約束最優擁有比市場均衡和約束最優更多的企業和更多的產品種類，但仍沒有企業達到平均成本曲線的最低點。因此，社會最優並不是將產出擴大到窮盡全部規模經濟的情形。此外，他們還在固定替代彈性情形下，嚴密地推匯出了人們熟悉的張伯倫dd曲線和DD曲線。

　　三、壟斷競爭在宏觀經濟學的應用

　　在迪克西特(Dixit)和斯蒂格利茨(Stiglitz)將張伯倫壟斷競爭形式化之後，在四個領域產生了革命性影響。以D-S模型為基础,20世紀80年代興起的新貿易和新增長理論在解釋行業內貿易、專業化和無限增長方面獲得長足進展，對傳統貿易與增長理論做出了具有重大意義的補充。同時，用不完全競爭、報酬遞增和市場外部性等理念構建出新的經濟地理模型,將空間因素納入了主流經濟學的分析框架中,新經濟地理學由此而產生。在宏觀經濟學領域，D-S模型也引發了一場重大變革，有人稱為“新凱恩斯主義革命”。

　　1936年凱恩斯《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的發表標志著宏觀經濟學的誕生，經希克斯、漢斯等人對凱恩斯的宏觀經濟理論用IS/LM框架加以表述及總供求(AS/AD)分析，確立了1950—1960年代凱恩斯主義在宏觀經濟與貨幣政策領域的主導地位。傳統凱恩斯理論像貨幣主義模型那樣，主要集中於回答何種因素決定總需求水平。不過，凱恩斯主義自誕生之初就面臨著以哈耶克等為代表的奧地利學派和以弗里德曼為代表的貨幣學派的批評，而且理論和現實也使人們逐漸抛棄了傳統的凱恩斯理論。

　　傳統凱恩斯主義的最大問題在於，理論往往僅關註於總體宏觀變量之間的聯繫，並沒有考慮微觀主體的決策過程及政策對微觀主體行為所造成的影響。而且，在傳統凱恩斯理論中，經濟當事人的預期通常被假定為適應性預期，這主要取決於過去該變量的數值，也就意味著人們並不利用有關將來的信息來謀求最大的利益，不過這樣實際上違背了理性經濟人的基本假設。1970年代以來，理性預期學派對傳統凱恩斯學派適應性預期和系統性預期誤差的內在缺陷及缺乏必要的微觀基础提出了強烈批評，這也是著名的“盧卡斯批判”(Lucas Critique，Lucas，1976)的關鍵之處。在實踐中，在奉行凱恩斯主義政策的作用下，盡管各國在“二戰”後經歷了持續增長，但1960年代中後期至1970年代，美國經濟陷入了痛苦的“滞漲”，通貨膨脹與經濟停滯並存，這是傳統的凱恩斯理論無法解釋的。因此，在學術界，傳統凱恩斯理論逐漸失去了其誕生後所帶的光環。

　　1970年代以後，宏觀經濟理論越來越強調模型的微觀基础，“宏觀模型要有微觀基础”這一思想逐漸被主流經濟學界所接受。由於現實中確實存在著傳統凱恩斯理論所強調的現象，這與新古典的完全價格彈性假設相違，而且這些現象也確實存在著微觀基础，“菜單成本”就是非常好的例證，因而1980年代以來，很多學者都將註意力投向了為傳統的凱恩斯理論尋找微觀基础這一工作上，希望能夠找到某種機制，使得價格的剛性是微觀個體最優化行為的結果，也就是所謂的“新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學”(New Keynesian Macro Economics，NK)。

　　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特徵表現為不完全競爭、不完善市場和不對稱的信息，而且經濟主體經常關心著公平。因此，在新凱恩斯主義者看來，“實際的”宏觀領域具有協調失效和宏觀經濟的外部影響的特性，而壟斷競爭的主動定價特徵引起了貨幣經濟學家們的關註。

　　國內也有很多學者利用壟斷競爭的新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學，對中國的宏觀經濟進行了深刻的分析，例如李春吉和孟曉宏（2006年）運用新凱恩斯主義壟斷競爭模型來研究中國經濟波動問題，模型校準的結果表明就暫時沖擊而言，消費偏好沖擊、投資邊際效率沖擊、技術沖擊、名義貨幣、供給增長沖擊和政府支出沖擊都能產生明顯的暫時經濟波動;就沖擊的持久性而言,只有消費偏好沖擊和技術沖擊的持久性對經濟波動變化具有較明顯影響，但持久的正向消費偏好沖擊是不可信的，技術沖擊才是經常性的。

　　四、新供給經濟學侧重於壟斷競爭的結構性因素

　　傳統凱恩斯主義主要關註於總需求分析，對總供給關註得並不多。經濟處於均衡狀態時，決定了價格水平、工資水平、均衡就業量和產出水平。這一思想表明傳統凱恩斯主義的理論缺乏微觀基础，其宏觀經濟理論無法與一般均衡的微觀經濟理論相協調。

　　新凱恩斯主義理論認為當價格水平上升後，勞動者並不存在貨幣幻覺，勞動者能夠理性地預期到工資水平將上升，並且會認為當前的勞動成本大於勞動收益，於是勞動者的理性決策是減少勞動供給。但是，勞動者的這種由成本和收益比較後做出的理性決策卻不能實現，原因在於，微觀的市場是一個不完全市場，工資的調整是要付出代價的。如果勞動者撕毀勞動合同的成本大於減少勞動供給所得到的收益，勞動者就會在價格上升後選擇不減少勞動供給，這樣勞動供給曲線不發生移動。總之，當價格水平上升後，勞動需求曲線向右上方移動，勞動供給曲線不改變位置，由勞動市場決定的均衡就業量增加,經濟中供給方面決定的國民收入增加，由此得到一條向右方傾斜的總供給曲線。雖然新凱恩斯主義與傳統凱恩斯主義得到的總供給曲線在形式上是一樣的，但形成的原因並不一樣。

　　Blanchard and Kiyotaki (1987)首先把貨幣加入壟斷競爭模型中，具體考察了壟斷競爭所產生的無效率和總需求的外部性。他們也是直接採用了D-S效用函數，這樣可以對個體需求直接進行加總進而得到總需求。Blanchard and Kiyotaki(1987)指出，由於壟斷力量的存在，廠商和工人所制定的價格和工資會高於完全競爭市場下的價格和工資。由於總需求的外部性，在壟斷競爭模式中，就業和產出都不能達到完全競爭的水平，經濟中存在著福利損失。同時，在壟斷競爭的模型下，廠商和工人都按照相對價格來提供產品和勞動。這時，如果所有廠商和工人同時降低價格和工資率，那麼相對價格以及產出和就業水平也就保持不變，但價格水平的降低卻可以使得消費者持有更多的貨幣餘額，從而增加了消費者的效用。由於每個代表性個體按照邊際成本加成定價，因此總需求的上升提高每個代表性個體的產量以及相應的利潤和福利水平。以上這些都表明壟斷因素的存在使得交易量被限制在一個過低的水平上，而經濟中存在帕累拖改進的餘地，這也就為擴張性需求管理政策的作用提供了可能性。Blanchard和Kiyotaki（1987）以來，對貨幣因素的分析大多集中在需求方面，對供給方面考慮得比較少。

　　五、壟斷競爭是新供給經濟學的理論基础之一

　　D-S模型對1970年代末以來新貿易理論、新增長理論、空間經濟學起到了非常大的促進作用。例如，作為新貿易理論代表的克魯格曼1979年的經典論文，甚至是直接將D-S模型應用於國際貿易問題；作為新增長理論奠基人的羅默1990年關於人力資本和經濟增長的經典論文，處理方式也是採用D-S模型。與上述各個學派一樣，新供給經濟學認為，壟斷競爭是其重要的理論基础之一。正如新凱恩斯主義理論摒棄了傳統凱恩斯主義的完全貨幣幻覺思想，把理性預期思想作為自己理論分析的一個出發點，並?持利用市場不完全競爭理論建立了一系列有微觀基础的宏觀經濟模型。新供給經濟學更進一步試圖將貨幣因素引入到壟斷競爭的分析框架，重點考慮結構性因素對總供給的影響，並考察貨幣的深層次功能對實體經濟的影響。

　　目前，這方面的研究仍然在進行和不斷完善之中。在宏觀經濟政策方面最重要的推論就是，私人激勵和社會激勵之間的這一差異，部分源於總需求的外部性：當一個企業減價時，它提高了真實貨幣餘額，從而提高了對所有企業的產品的需求。最好的宏觀經濟政策也應當同時是良好的微觀經濟政策。一種開放的與自由競爭的環境對於經濟的重要性是不可替代的，如果各種組織控制了市場而且政府經常按照特殊利益集團的要求進行干預，則不可能找出一種能將經濟理順的宏觀經濟政策。

　　新供給經濟學在考慮貨幣的因素的同時，主要是在壟斷競爭的框架下，關註於結構的分析。壟斷廠商依據邊際收益等於邊際成本的原則確定壟斷產量，這個產量小於競爭均衡產量，由此導致“供給不足”，而且市場給予的價格高於競爭均衡價格。減少壟斷是新供給的基本主張之一。在標準的D-S壟斷競爭模型的分析框架下，分析考慮結構因素的總供給及其政策含義。例如，在D-S模型中，每種產品的生產都具有不變的固定成本和邊際成本，然後結合需求函數和新廠商自由進入的條件，求得每個廠商的均衡產量、均衡價格和產品種類數量。如果放鬆管制和減少行政審批，新廠商進入的成本下降，廠商數目增加，廠商的均衡產量會增加、均衡價格會下降。這有典型的新供給經濟學意味。

本文摘自《經濟學理論的中國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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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現代100多年來，埋藏在中國經濟學家們心中始終不泯的願望,就是要構建、創造出中國人自己應運而成的現代經濟學。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歷代中國經濟學人薪火相傳，砥砺前行，不懈奮鬥，待成大願。2011年初以來，來自財政部、發改委、人民銀行、國家開發銀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清華大學、重陽投資等機構的十餘位人士，滿懷當代經濟學人的強烈責任感，在前人基础?和經濟學界諸多前輩和同行鼓勵下，面對改革開放新階段“黃金發展”與“矛盾凸顯”交織而成的現實挑戰，組成了“中國新供給經濟學研究小組”，會同陸續加入的數十位特邀研究人員，力求在理論密切聯繫實際的取向上，深刻反思近幾十年歐美主流經濟理論框架，踐行“求真務實融匯古今，開放包容貫通中西，努力打造與未來中國經濟地位相適應的一流智庫”的指導思想，積極研讨構建中國的“新供給經濟學”理論。
　　研究小組明確提出，中國改革開放35年的成功實踐需要系統地給予“中國式創新的經濟學解釋”，未來“中國夢”的實現需要高度重視構建創新型的經濟理論支撐；更多註重供給端、基於生產力和競爭力的以改革為核心的“中國新供給經濟學”框架，是實踐基础上的理論創新,可以適應於、服務於這種現實需要，支援“中國夢”願景的實現，同時也可以為全球經濟發展，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提供有益的思想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