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的“中西醫結合療法”

　　本文作者為中國新供給經濟學研究小組。本文發表於《第一財經日報》，2013年3月18日。

　　摘要：需求管理相當於西醫，供給管理相當於中醫。中國經濟政策應該採用“中西醫結合，中醫為主，西醫配合”的綜合療法，為長期可持續較快增長奠定堅實基础。

　　2010年，在華盛頓召開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聯合年會上，人民銀行週小川行長談到人民幣匯率問題時說，研究中國匯率問題有“中醫”和“西醫”之分。從更廣泛的視角上看，研究中國經濟問題也有“中醫”和“西醫”之分——“任何比喻都是跛足的”，但有比喻的好處是更為形象化和有助於加深理解。

　　首先，我們看一看在醫學上兩者的區別。著名老中醫任應秋先生曾經對“病”的概念作了一個詳細的說明，我們不妨重溫一下任應秋老先生這段精辟的論述：“西醫所稱的病，大多數是取決於病原體，或者就某種特殊病變的病竈而命名，或者就生理上的某種特殊變化而命名。總之，西醫的病名，必取決於物理診斷和實驗診斷，是比較具體的。”“中醫的病，或與病因的性質而命名，或與突出的症狀而命名，或從病機的所在而命名，雖然比較抽象，但它卻往往能從整體觀出發，局限性比較少。”

　　其次，西醫治病有一定的理論和實證基础，所以可認為某一味藥有效，而且服後很快見效。但反复用，會產生抗藥性，使正常劑量的藥物不能再發揮應有的效果，甚至使藥物完全無效。而中醫對一個人體有機系統，水、空氣、食物等要素供給到一個複雜生命系統中，欲望、情緒、環境等參數調節系統的運行，影響合成與排洩，從而影響系統健康。中醫開出的一副藥里，往往有幾味、十幾味藥，是一種稍慢的療法。中醫可能不像西醫那樣有很完整的實證分析，主要依靠應用檢驗，同時有些方面要憑借長期、廣泛的經驗。如果在應用經濟學領域，以中醫式的長期、廣泛的經驗而言，其積累既要建立在統計的基础上，也要憑借對經濟運行的體會與全局性綜合，在某些方面有可能做得不一定非常準確，但卻具有系統性的優點與好處。

　　我們認為，需求管理可以比喻成“西醫”，而新供給所強調的供給管理更像是“中醫”。“西醫”有較好的理論基础，且每一個具體組成部分都有單項論證，但西醫副作用也大，主要是經濟自身的抗藥性逐漸增強。著名的“盧卡斯批評”，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這種耐藥性的表現。除了20世紀促使凱恩斯主義“破產”的“滞脹”困局之外，近期一個經典的例子是，2007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後，全球經濟面臨著經濟衰退的危險，其中最大的威脅便是有效需求不足，這基本符合凱恩斯經濟學對短期經濟增長困境的描述。在這種情況下，世界主要發達國家幾乎都同時實施了西醫療法，即經濟刺激計劃，一方面採取了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推出了程度不等的刺激性投資；另一方面採取了寬鬆的貨幣政策，甚至量化寬鬆。但西醫療法的副作用已經表現出來了，就是歐洲債務危機和美國債務懸崖，貨幣政策退出也不容易，可能產生突然間的“流動性幹枯”和債券價格下降。如果以後再出現大的經濟衰退，西醫治療的空間已經很小了。

　　對於宏觀經濟決策而言，短期和中長期的政策目標和主要任務不盡相同。“西醫”的指向主要在於力求熨平短期經濟波動，逆週期調節，重點在於解決短期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包括抑制通貨膨脹和產能過剩等；“中醫”主要是防微杜漸，“不治已病治未病”，培育有效供給，著重解決與中長期經濟增長動力缺失相聯繫的結構問題與制度性的問題。

　　然而，在現實政策操作中，“西醫”和“中醫”常常出現沖突，集中表現就是：在長期視角內，短期需求過度用西醫式刺激可能造成債務增加和通貨膨脹風險加大，要素跨時錯配，投資過度，從而降低經濟潛在增長率；過度強調中醫式調控，可能會遭遇到短期有效需求不足的困境，甚至陷入金融體系面臨崩潰的險境，造成經濟週期性波動頻繁，進而損害經濟在長期增長過程中的平衡和穩定。對一個具體的經濟體，需要兩方匹配、有所侧重地對症下藥。

　　實踐中，政策決策者容易過分使用西醫，對西醫越抗藥越加大藥劑量，產生“西醫依賴症”。因為當經濟突然下行時，往往產生“病急亂投醫”的心理，容易馬上使用西醫，因為療效快，成為社會上“流行性智慧”，而且在政策上容易產生共識。與之相反，堅持中醫療法不容易。深層次問題都是不容易察覺的，是個“溫水煮青蛙”過程。凱恩斯在《和約的經濟後果》中意味深長地指出，“歷史上的重大事件常常是由像人口增長或者其他根本性經濟因素的長期變動所引起的，但是由於這些變動具有漸進性，所以容易被同時代的人忽略”。特別是，深層次問題，在治療上不容易產生政策共識，與社會上“流行性智慧”可能背離，難以得到公衆支援，大都可能導致久拖不動，即使能正式議論起來，也往往議而不決，不了了之。

　　未來十年是中華民族复興史上非常寶貴、非常關鍵的時期。今後這十年中，乃至中長期，中國經濟該用西醫還是中醫呢？如果說要中西醫結合，其中的結合是以誰為主或怎樣有機地結合呢？這個問題的實質是，中國經濟到底長期中面臨的主要矛盾和最重大挑戰是需求不足（或需求管理）問題，還是供給不足（或供給管理）問題，對策思路中如何把握“需求管理”與“供給管理”的關係？這是一個根本性問題。

　　我們認為，既不能不顧短期經濟平穩增長的需要而忽視需求管理，也不能輕看和忽略供給管理，特別是經濟社會轉軌中制度供給問題。有效需求為什麼釋放不出？那是相關的有效供給沒跟上。妨礙產業增長的制度不改革，潛能如何釋放？在中國現階段，有效需求主要靠有效供給激發，特別是以制度供給的有效性激發活力、創造力而提升產品、服務層面的有效供給去呼應和提升有效需求。

　　中國十八大後的新階段上，更要放眼於長期供給，因為長期供給才是決定中國潛在增長軌迹的關鍵，特別是在中國對沖潛在增長率下行因素、激發其上行因素而追求長期健康較快發展的關鍵問題。

　　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三十多年之後，增速將規律性地向成熟經濟體的水平逐步收斂。這是國際發展經驗的鐵律，不是靠盲目樂觀就可以改變的，必須居安思危，及早應對。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已經從兩位數降到一位數，這是不爭的事實。如果長期經濟增長水平降得過低，就會導致出現類似日本的“失落的二十年”。因此，我國經濟政策要更多以長期經濟發展為重點，以改革為核心，努力做到中西醫結合，“中醫為主、西醫配合”。

　　中藥通常是一副藥里好幾味藥分別具有不同的功能，同時配合起來達到總的療效。我們強調要以改革為核心，在供給侧入手推動新一輪制度變革創新。由此引出的被稱為新供給經濟學探索中的基本政策主張，是以改革統領全局之下的所謂“八雙”。“雙創”——走創新型國家之路和大力鼓勵創業；“雙化”——推進新型城鎮化和促進產業優化；“雙減”——加快實施結構性減稅為重點的稅費改革和大幅度地減少行政審批；“雙擴”——在現在的對外開放格局和新的國際競爭局面之下，擴大中國對亞非拉的開放融和，以及適度擴大在增長方面基於質量和效益的投資規模；“雙轉”——盡快實施我國人口政策中放開城鎮體制內“一胎化”管制的轉變，和積極促進國有資產收益和存量向社保與公共服務領域的轉置；“雙進”——在國有、非國有經濟發揮各自優勢協調發展方面，應該是共同進步，應該摒棄那種非此即彼、截然互斥的思維；“雙到位”——在政府、市場發揮各自應有作用，雙到位良性互動、互補和合作；“雙配套”——盡快實施新一輪“價、稅、財”配套改革，和積極推進金融改革與創新的配套改革。這些舉措都類似中藥，是至少好幾味藥的協調匹配，因為改革是一個系統工程，各項改革需要協同配合中推進。

　　中國經濟好的時候往往會拒絕“吃中藥”，經濟不好的時候“吃中藥”餘地又不大，容易選擇“吃西藥”，而且給中國經濟“吃中藥”的時間比“吃西藥”的時間長，療效也不容易立竿見影，會不習慣和缺乏耐心，遇到挫折，容易放棄。這需要決策者的堅毅和社會廣泛支援，把中醫也吸納成“流行性智慧”，成為全社會共識。日本本應在20世紀70年代末經濟依然較高速度增長時及早採取中醫療法，大膽改革，才能有望避免1991年後的經濟停滯。1991年後，日本採用多次西醫療法，反复財政刺激，結果債務越來越高。即使使用“安倍經濟學”的新西醫療法，沒有中醫的配套式診治，怕也是積重難返。前車之鑒，後事之師！

　　“治大國如烹小鮮”。西藥療法如大火爆炒，一不小心會燒焦；中醫療法如文火慢煮，容易把握火候，會味道濃厚。未來十年，應從之前國際主流上依據的需求管理理論，更多地、更自覺、更積極地轉向供給方面改革，防止對西醫過度依賴，採用“中醫為主、西醫配合”的綜合療法。“中醫為主、西醫配合”的比喻有四層含義：一是慎重選擇需求刺激的西醫療法，而是主要選擇漸進的中醫療法；二是不指望一個單項措施起到特別大的作用，必須堅持採取配套改革；三是要對中醫療法長期堅持不懈，不能在漸進中半途而廢；四是減弱抗藥性，要主動留出西醫空間。面對突發性經濟衰退和金融系統風險，應毫不猶豫，果斷使用必要的西醫手段。

　　十八大報告已經發出明確的號召，“我們一定要堅定信心，打勝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和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這場硬仗，把中國經濟發展活力和競爭力提高到新的水平。”我們相信，中國經濟較長時間內仍有重大發展機遇，關鍵是充分釋放制度供給潛力，進一步激發經濟活力，以新供給經濟學為指導，及時推進改革，堅持“中西醫結合中中醫為主、西醫配合”，促進全要素生產率穩步而持續地提升，為實現兩個“一百年”的戰略目標和“中國夢”奠定雄厚經濟基础。

本文摘自《經濟學理論的中國創新》

　　近現代100多年來，埋藏在中國經濟學家們心中始終不泯的願望,就是要構建、創造出中國人自己應運而成的現代經濟學。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歷代中國經濟學人薪火相傳，砥砺前行，不懈奮鬥，待成大願。2011年初以來，來自財政部、發改委、人民銀行、國家開發銀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清華大學、重陽投資等機構的十餘位人士，滿懷當代經濟學人的強烈責任感，在前人基础?和經濟學界諸多前輩和同行鼓勵下，面對改革開放新階段“黃金發展”與“矛盾凸顯”交織而成的現實挑戰，組成了“中國新供給經濟學研究小組”，會同陸續加入的數十位特邀研究人員，力求在理論密切聯繫實際的取向上，深刻反思近幾十年歐美主流經濟理論框架，踐行“求真務實融匯古今，開放包容貫通中西，努力打造與未來中國經濟地位相適應的一流智庫”的指導思想，積極研讨構建中國的“新供給經濟學”理論。
　　研究小組明確提出，中國改革開放35年的成功實踐需要系統地給予“中國式創新的經濟學解釋”，未來“中國夢”的實現需要高度重視構建創新型的經濟理論支撐；更多註重供給端、基於生產力和競爭力的以改革為核心的“中國新供給經濟學”框架，是實踐基础上的理論創新,可以適應於、服務於這種現實需要，支援“中國夢”願景的實現，同時也可以為全球經濟發展，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提供有益的思想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