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新供給經濟學理論創新促進可持續發展（3）

　　四、促進今後5~10年經濟改革發展的“八雙”政策建議

　　新供給經濟學研讨中形成的基本政策主張，是以改革統領全局的“八雙”：

　　“雙創”——走創新型國家之路和大力鼓勵支援國民全球創業；

　　“雙化”——推進新型城鎮化和促進產業優化（人的城鎮化或農民工市民化是新型城鎮化的核心，需要服務業大發展來創造就業機會）；

　　“雙減”——加快實施結構性減稅為重點的稅費改革和大幅度減少行政審批；

　　“雙擴”——在現在的對外開放格局和新的國際競爭局面之下擴大中國對亞非拉國家的開放，並適度擴大國內基於質量和效益的投資規模；

　　“雙轉”——盡快向放開“一胎化”的政策轉變，並積極促進國有資產收益和存量向社保與公共服務領域轉置；

　　“雙進”——國有、非國有經濟應發揮各自優勢協調發展，共同進步，摒棄兩者之間非此即彼、截然互斥的思維；

　　“雙到位”——政府、市場發揮各自應有作用，兩者良性互動、互補；

　　“雙配套”——盡快實施新一輪“價、稅、財”配套改革，積極推進金融配套改革創新。

　　在如何處理需求管理和供給管理的關係上，我們提出“中醫”和“西醫”的比喻。需求管理可比喻為“西醫”，而新供給所強調的供給管理更像是“中醫”。“西醫”在具體分析上有較好的理論基础，其療法往往可救急，但副作用也大。中醫療法如文火慢煮，綜合施治，容易把握火候，引出的結果會味道濃厚。經歷上一次4萬億元政府投資為代表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和相應的積極貨幣政策後，既取得了應對百年未遇的國際金融危機的重大勝利，也付出了必要的代價，就是我國通過“西醫”來刺激經濟的安全空間已明顯收窄。同時，由於許多行業產能過剩和居民在國民收入中的分配比例依然過低，擴大內需所面臨的困難也很大。相反，我國改革是最大的紅利來源，“中醫”療法的餘地依然很大。未來十年，應從之前國際主流的需求管理“西醫”方式，更自覺、更積極地轉向供給方面的改革創新，防止對“西醫”過度依賴，採用“中醫為主、西醫配合”的需求管理與供給管理合理結合的綜合療法。但在經濟嚴重下滑和金融出現系統風險時，仍應果斷使用“西醫”療法。

　　從供給端入手破除制約生產力發展的各項供給壓抑和優化結構，需全方位有步驟地深化重點領域改革，實現包容性增長，促進實現社會成員“共同享有人生出彩機會”的環境條件。

　　五、推動第二個“一百年”目標實現的“五個並重”政策建議

　　“第二個一百年”的目標，即鄧小平同志提出的“三步走”現代化戰略的總目標。他曾指出，實現第三步戰略目標，“任務更艱巨”，“比前兩步要困難得多”，“是很不容易的。”我們建議實施“五個並重”，推動戰略目標的實現。

　　（一）“五年規劃”與“四十年規劃”並重，研究制訂基於全球視野的國家中長期發展戰略

　　新中國成立六十多年來，包括改革開放35年來，我國研究制訂了十二個“五年計劃”、“五年規劃”，而美國、歐盟、日本、俄羅斯等國近年圍繞國家發展都制訂了中長期發展戰略（如美國制訂《創新戰略》，歐盟公佈《歐洲2020戰略》，日本出台《新增長戰略》，俄羅斯提出《2020年前社會經濟長期發展構想》，巴西提出“壯大巴西”計劃等）。國際金融危機後，中國經濟地位可以說已呈現“跳升”。在“第一個一百年”目標實現後，中國經濟總量很可能就是全球第一。如何在全球視野內尋求中國長期最大經濟利益，不光靠實力，還要靠高水平戰略思維。建議國家組織跨部門、跨領域的專家團隊研究制定中國長期發展戰略，為推動技術、產業、人才、機制、制度的全面升級，以2049年（新中國成立100週年）實現“中國夢”為目標，站在全球經濟的高度上，研究制訂長期性、戰略性規劃，並針對性地組織制定關鍵領域和重要產業的具體戰略，確定重大方針政策，並設計大致路線圖及時間表。

　　（二）“法治經濟”與“文化經濟”並重

　　1.推進“法治經濟”建設。

　　中國服務業占GDP比重較低的主要原因之一在於法治水平較低。在政府對市場失靈補充作用的缺失方面，需要強調的是法律環境對服務業發展的重要性。“中國服務”的崛起，“法治經濟”是前提。雖然法律環境對每個行業的發展都很重要，但服務業發展特別需要健全的法律環境。之所以如此，首先其原因在於現代服務業中的交易比較複雜。制造業中的消費者和生產者對產品的認識較為清楚，產品的特性較容易描述，因此，交易合同較容易執行，對法律環境的要求相對而言就不那麼高，甚至可能以種種非正式手段來替代法律的作用。但金融服務等服務業不一樣，例如銀行對企業的風險程度往往不是很了解，把執行貸款合同看成是重中之重。此外，服務業中有更多與服務對象特性相關的定制產品，交易時需要對產品進行非常詳細的描述，交易還往往存在時滞性，因此也導致了合同的複雜與執行的困難。這些方面都需要有更好的法律環境來加以支援。如果法律環境不盡如人意，人們就可能會選擇不去交易，不到市場上獲得產品，導致服務業社會化程度降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從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出發，參考曾在春秋戰國時期及漢朝中前期發揮過重要作用的“法家思想”和西方在法制化領域的經驗與教訓，我們十分需要建設“法治經濟”。

　　2.推進“文化經濟”建設。

　　在供給端積極引入中國“梅花與牡丹”為代表的文化。中國經濟發展中充分體現了“梅花與牡丹”精神二重性，從而擁有強大的文化資本。中華民族吃苦耐勞，長期保持高儲蓄率，這是支撐當前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重要因素。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經濟具有梅花精神。但另一方面，高儲蓄率只是支撐中國經濟增長的必要條件，人們越來越意識到多樣化的需求和消費對經濟的可持續健康發展的重要性。特別是，隨著中國逐步進入老齡化社會，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會發生重大的改變。在擺脫基本物質的匮乏之後，服務業發展加速，對消費的多樣性追求和文化消費開支的擴大，要求經濟發展模式必須轉變過去以資本投入為主的增長模式，轉向追求創新和以需求為導向的增長新路徑，而這就要求中國經濟更加彰顯牡丹精神。牡丹精神代表創新求變和海納百川的包容精神、創業精神，增加每個人的選擇機會。應倡導“勤勞立身”，長期保持艱苦奮鬥作風的“梅花精神”；同時，倡導鼓勵大膽創新、創業和創意的“牡丹精神”。中國經濟在“梅花與牡丹”式文化的交相輝映下，才能保持持續發展的生機與活力。

　　（三）“海上絲綢之路”和“陸上絲綢之路”並重，有效應對全球政治經濟格局演變

　　1.海上絲綢之路。

　　中國經多年發展航運業，正在形成新的世界貿易中心或國際航運中心。2010年底，中國共有22個億噸級大港口，上海港繼續保持著世界第一大港的地位。我國造船的三大指標全面超過韓國，成為第一造船大國。中國作為貿易大國、港口大國、航運大國、造船大國，在世界航運界的地位顯著提高。當我國經濟總量超過美國經濟總量成為世界第一時，依然會保持制造業的領先地位。這兩者決定了我國出口和進口都會居於全球第一位。外向型經濟的特點，決定了全球海洋物流產業鏈條是我國國民經濟的命脈。通過對海洋相關行業，例如遠洋航運、碼頭、造船領域，企業或專案進行股權投資或控股收購，將有助於我國構建更為完整的海洋產業鏈條，建立遍佈全球的海洋運輸保障系統，確保我國對外貿易的正常開展和我國海洋戰略的實施。

　　2.陸上絲綢之路。

　　積極研究我國基於“高鐵”的“西向戰略”，拓展中國戰略空間和促進亞歐非三個大陸經濟一體化發展。可依託已有的新歐亞大陸橋中通道、南通道，新增從伊朗德黑蘭至開羅的鐵路通道規劃，實現中國的人員、貨物從陸路直達非洲。可考慮組織專門力量會同亞洲、非洲有關國家聯合研究兩個方案（詳見附件四）：第一方案是依託新歐亞大陸橋中通道（已有規劃），修建從新疆烏魯木齊—喀什—塔什幹—德黑蘭—巴格達—安曼—開羅鐵路，全長約8000公里，其中從已規劃的新歐亞大陸橋中通道途經的德黑蘭至埃及首都開羅新增規劃里程約3200公里；第二方案是依託起於雲南昆明的新亞歐大陸橋南通道（已有規劃），經大理、瑞麗，緬甸曼德勒、孟加拉達卡，進入印度，經加爾各答、新德里，向西進入巴基斯坦，經拉合爾，再向西經庫姆，全長10000公里，新增規劃從庫姆經巴格達、安曼至開羅，約3000公里。充分運用開發性金融手段和組建我國為主導的區域性融資機構，是相關的重大事項。

　　（四）柔性參與TPP與獨立開展經濟合作區談判並重，主動參與國際貿易和投資規則的制訂

　　1.柔性參加跨太平洋伙伴關係協議（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TPP）談判。

　　WTO多哈談判已經擱淺。美國通過TPP綢缪國際貿易新規則的努力，無疑對中國是一個巨大的挑戰。美國已說服澳大利亞、秘魯、越南、馬來西亞和日本加入TPP談判。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數據表明，2010年TPP成員國GDP總額已高達16.9萬億美元，占世界GDP總額的27.2%，日本加入後，其GDP總量將達22.3萬億美元，占世界35.5%，成為世界最大自貿區。一旦TPP做大，加之美歐自貿區談判的推進，“兩洋戰略”很大程度上又將美國推動為全球貿易特別是服務貿易的中心。在太平洋TPP方向，在很大程度上將成為WTO的替代版。中國面臨是否加入、何時加入、如何參與規則制定等一系列棘手問題。我們的建議是，“將計就計”，不求短期內加入，也不急於加入，但求“從談中學”，積極靠攏和影響TPP規則。

　　更重要的在於，2001年中國加入WTO開啟了以開放促改革的紅利，以應對WTO的態度應對TPP，將起到再一次以開放促改革的積極作用。降低關稅之外，TPP在經濟透明度、知識產權保護、政府採購、環保高標準等領域的要求，將進一步推動中國改革，並契合中國經濟升級版的要義。

　　2.加速與美歐自由貿易區談判，加速推動?中非論壇”和籌備“中國拉丁美洲論壇”。

　　建議國家將參與亞非拉國家鐵路、機場、港口、電力、電信等基础設施建設及投資，作為今後30~50年中國推進“走出去”戰略，拓展海外市場，獲取海外資源及能源的重大舉措。2008年全球經濟金融危機以來，由於歐美國家自顧不暇，亞非拉要求我國參與支援其基础設施建設的意願強烈、需求巨大，這對中國是難得的戰略機遇，對提升我國國際影響力，促進經濟可持續發展意義重大，且我國在此領域具有豐富經驗、明顯優勢和強大能力。為此，建議國務院成立對外基础設施投融資協調領導小組，成員可包括外交部、商務部、財政部、發改委、交通部、工信部、人民銀行、國資委等有關部委及國家開發銀行、中國進出口銀行等金融機構，統籌謀劃，積極實施。

　　（五）高調推動國際貨幣體系改革，低調推進人民幣國際化

　　1.高調推動國際貨幣體系改革，重在話語權。

　　G20領導人在戛納峰會上承諾要“構築更為穩定和更具活力的國際貨幣體系”，為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指明了方向。從長期看，應由一個全球中央銀行來管理全球流動性。2009年，中國人民銀行行長週小川在《關於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的思考》一文中指出，國際貨幣體系的理想制度安排應採用超主權貨幣，如SDR。從短期看，全球流動性管理是迫於國際社會需要。可考慮倡議新佈雷頓森林體系，即在G20“強勁可持續平衡增長的框架”下進一步落實G20戛納峰會承諾和《IMF章程》第一修正案，以基础SDR增長目標為“錨”，落實儲備貨幣的國際協商制度，擴大IMF在全球流動性管理上的監督權，建立更為穩定和更具活力的國際貨幣體系，從而在一定程度上終結當前全球流動性“總閘門”毫無約束的局面，加強全球流動性管理，為最終向超主權貨幣過渡創造條件。

　　2.低調推動人民幣國際化，搶占制高點。

　　全球化不僅僅是貿易國際化，也是貨幣國際化。由於全球流動性缺乏管理，容易出現過剩局面和全球經濟金融化的局面。國際貨幣和國際金融中心成為孿生兄弟，而且大有淩駕於全球實體經濟之上的趨勢。如果人民幣不能成為國際貨幣，我國經濟越開放，就越面臨被動對沖全球流動性泛濫和大幅度波動的困難局面，也沒有自己的國際金融中心。所以，人民幣國際化是我國經濟參與全球競爭的戰略制高點。國際貨幣可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層次是美元，第二層次是歐元，第三層次是日圓和英鎊等。在較長時間段內，不與美元爭“老大”，努力做到與歐元相當的第二層次貨幣。建議在現有已取得堅實成績的基础上，低調務實推進。

本文摘自《經濟學理論的中國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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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現代100多年來，埋藏在中國經濟學家們心中始終不泯的願望,就是要構建、創造出中國人自己應運而成的現代經濟學。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歷代中國經濟學人薪火相傳，砥砺前行，不懈奮鬥，待成大願。2011年初以來，來自財政部、發改委、人民銀行、國家開發銀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清華大學、重陽投資等機構的十餘位人士，滿懷當代經濟學人的強烈責任感，在前人基础?和經濟學界諸多前輩和同行鼓勵下，面對改革開放新階段“黃金發展”與“矛盾凸顯”交織而成的現實挑戰，組成了“中國新供給經濟學研究小組”，會同陸續加入的數十位特邀研究人員，力求在理論密切聯繫實際的取向上，深刻反思近幾十年歐美主流經濟理論框架，踐行“求真務實融匯古今，開放包容貫通中西，努力打造與未來中國經濟地位相適應的一流智庫”的指導思想，積極研讨構建中國的“新供給經濟學”理論。
　　研究小組明確提出，中國改革開放35年的成功實踐需要系統地給予“中國式創新的經濟學解釋”，未來“中國夢”的實現需要高度重視構建創新型的經濟理論支撐；更多註重供給端、基於生產力和競爭力的以改革為核心的“中國新供給經濟學”框架，是實踐基础上的理論創新,可以適應於、服務於這種現實需要，支援“中國夢”願景的實現，同時也可以為全球經濟發展，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提供有益的思想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