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需要構建和發展以改革為核心的新供給經濟學（5）

　　（七）著力擴大中國對亞非拉地區的開放融合

　　經濟全球化、一體化已成為不可逆轉的發展趨勢，但由於美國次貸危機、歐債危機等因素，2008年以來歐美日等發達國家經濟陷入危機狀態，其進口需求增速顯著放緩，貿易保護主義擡頭，且呈中長期化態勢。而我國東盟雙邊貿易額從1991年的79.6億美元上升至2011年的3629億美元，年均增長20%以上；中非貿易額從1992年的105億美元攀升至2011年的1600億美元，年均增長22%；中國與拉美貿易額自2001年以來年均增長30%，至2011年達到2415億美元。

　　面對這一變化了的國際經濟格局，我們認為，我國必須堅持和實施更加積極主動、更加能夠體現比較優勢的新型開放戰略。以主動在海外設立投資基金方式投資歐美高技術密集地區的高技術企業，用股權整合國際高技術資源，以國際產業整合方式支援國內產業升級，推動新興產業的成長。在努力鞏固與歐美國家經貿關係的同時，將更多的關註點和可用資源投入到亞非拉新興經濟體國家，通過拓展外匯儲備運用渠道、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兩大動力，圍繞“兩個市場，兩種資源”，運用“基础設施換資源”原理，積極探索將中國的資金優勢、基础設施建設能力優勢、經濟開發區建設經驗與亞非拉國家的資源優勢、基础設施需求、農業發展需求、工業化進程需求實施有效對接，並以其相關需求帶動我國資金、人才、產品和技術“走出去”。

　　（八）適度擴大在增長方面基於質量和效益的投資規模

　　我們主張，在中國當前所處的發展階段，不能簡單批評“高儲蓄、高投資”，也不能照搬套用歐美國家以消費促增長的發展模式（已被實踐證明是導致危機的根源），更不能認為消費產生的GDP才是高質量的GDP而投資產生的GDP是低質量的GDP，擴大投資並不必然導致產能過剩、重複建設。實際上，沒有投資就沒有供給，也就沒有消費（除非像歐美部分國家一樣靠借債、靠印刷貨幣、靠進口消費）；投資是消費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國家經濟硬實力的依託和就業的源泉，對中國和廣大發展中國家，在超常規的“追趕”階段，投資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性尤為重要。從改革開放30年的實際進程和成效看，由高儲蓄支撐的高投資，不僅不是中國經濟的主要問題，相反這是中國得以實現快速發展的重要經驗。我國投資與消費的比例和結構，應當隨著中國經濟發展水平的提升、居民收入水平的增加而逐步合理演進而不宜人為強力調整，更不宜直接套用早已實現工業化、信息化並進入後消費時代的美國的投資消費結構指標，作為中國目前所處發展階段的參照指標，否則容易導致錯誤的宏觀政策導向，人為造成錯失當前對中國較為有利的發展機遇。

　　中國投資領域的核心問題不是總量和增速，而是結構、質量和效益。從結構看，未來宜重點圍繞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服務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及住房、醫療、教育等領域，優化投資結構，提升投資強度；從提升質量效益看，要大力深化改革投融資體制改革和金融改革，以創新投融資模式，引入多元投資主體，以公私合作伙伴（PPP）和政策融資機制，擴大融資渠道，降低融資成本。此外，對電力、公路、鐵路、地鐵、公交等具有正外部性且實行政府定價的公共性領域和醫院、學校等準公共性或公益性領域，應樹立“大效益”的理念，運用綜合績效評估方式，決不應簡單以財務效益、是否虧損作為衡量其投資必要性、可行性的依據。

　　（九）盡快實施人口政策中放開“一胎”管制的轉變

　　為應對我國已確定無疑面臨的人口老齡化壓力，“人口紅利”的迅速消退、迫近的劉易斯拐點與不斷上漲的勞動力成本，我國現行人口政策中“一胎化政策”及相關管制狀態亟須盡快轉變。

　　實際生活中“一胎化”政策還有實際控制效力的覆蓋面，早已收縮到我國城鎮“體制內”人群中的幾千萬適齡人口而已，當下及時地轉向“二胎”政策，不會帶來我國人口壓力的激增，卻會在對沖老齡化給經濟增長、社會養老帶來的壓力、緩解“一胎”引致的社會問題（如“失獨”家庭痛楚、貫彻“一胎”政策帶來的政民矛盾、獨生子女帶來的養育焦慮、“中國小皇帝”式身心負面效應以及強化收入分配差距等）、適當提振消費和使城鎮生活“幸福感”提升等方面，產生一系列正面效應。人口政策的完善，需要妥善處理好“二胎”政策實施的路徑和各級計生部門的職能轉變與人員分流安置問題，這方面並不存在任何硬障礙，關鍵在於“沖破利益固化藩籬”的決心與在方案操作層面設計好協調配套，切不可再久拖不決。

　　（十）積極促進國有資產收益和存量形態的轉置

　　國有經濟部門（主要以大型國有企業為主）是在改革開放中繼續發揮重要作用的一個重要方面，是順應社會訴求以更大比重的資產收益上交國庫，轉而支援社會保障體系的運行和公共服務的優化。中國國有經濟既有相同於其他國家，又有區別於其他國家的定位：一是應發揮彌補市場缺陷的特定功能，二是在實現中國“偉大民族复興”、“現代化趕超”的“三步走”戰略目標過程中，遵循經濟規律的同時具有中國特色地、守正出奇地在貫彻國家意志方面發揮其不可替代作用，包括超常規地支援不同階段上的戰略重點事項——如現階段有待盡快充實的社會保障基金，與強化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可用財力的籌集機制。

　　在這種定位之上，健全國有資產管理體系應結合各級政府分別行使出資人職責的原則，將國有資產實施經營型、公益型和自然資源型三類資產的分類管理，堅持“資產全民所有，收益全民所用”的原理下，完善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管理體制，提高利潤上繳比例進而對社會保障和其他公共服務的支出加大支援力度，合理納入預算體系內統籌協調。此外，公益型資產處置（如文化企業轉制過程中國有資產的處置）也應納入國有資本經營預算體系中來。

　　今後隨著國有經濟“戰略性改組”逐步到位，中央政府在國資委管理範圍內的100多家企業收縮至100家以下後，應積極探索通過立法方式，確定各類企業的設立依據、政策目標、國有資產收益的合理轉置等相關規則，在動態優化中形成以國有資產收益和存量形態的合理轉置服務於全社會公共目標的法治化制度體系。

　　（十一）國有企業（國有資本）與民營企業（民間資本）應發揮各自優勢，協調發展，共同進步

　　我們不主張“貼標簽”式地讨論“國進民退”、“國退民進”問題，且“進”、“退”也不是僅體現在“領域”的進出、“市場份額”的高低方面。我們主張，要按照馬克思“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的原理作為觀察問題的著眼點，並按照小平同志“三個有利於”的核心思想作為衡量標準，在經濟發展的一定階段，既不是“越公、越國有越好”（20世紀50年代末的“大躍進”、人民公社，搞“一大二公”，有過惨痛教訓），也不是“越私、越民營越好”（印度等亞非拉發展中國家的產權模式，以及20世紀東歐巨變後私有化形成寡頭壟斷，嚴重破壞國民經濟發展，亦重蹈失敗覆辄）。此外，從歷史上看，中國明清時期、民國時期，沒有什麼像樣的國有企業，全是民營企業、民間資本，也沒有實現“強國富民”、社會公平公正的目標。

　　我們認為，國有企業、國有經濟與民營企業、民間資本各有其特點和優勢，在當前中國進入工業化中後期、進入資本社會化時代且面臨全球化競爭格局的條件下，觀察國有企業的存在必要性、作用方式和空間，探索其有效管控模式，必須引入新的理念、轉取新的視角，運用新的思維。

　　國有經濟、國有企業具有依託或隐含國家信用、能夠整合各方資源、規模經濟、資本實力強、管理相對規範、社會責任感較強等優勢，是政府調控經濟、維護國家經濟安全，保障社會公平公正的重要調控、輻射力量和政策工具，特別是在某些從國家中長期戰略看很需要但暫時面臨市場缺損或發育不足的領域，其作用更顯重要，但其也存在由政企關係界定不清或內部管理人員道德風險所誘發的盈利動機不強、不註重管控成本反而易持續擡高管理成本和福利、工資，運營效率偏低、服務質量較低等問題；民營企業具有市場嗅覺敏銳、機制靈活、客戶觀念強等優點，但其與生俱來的最大化逐利本性容易導致主要關註企業自身利益或局部利益、浪費資源、短期行為、壓低勞工安全條件和薪酬、破壞環境、社會責任感不強等問題。我們主張，要通過擴大市場準入、加強市場監管、完善法律法規，發揮其各自長處，抑制其各自不足，構建國企國資、民企民資平等競爭，互為補充、雙向良性互動的市場格局。國企國資在一般性競爭領域可逐步完全退出，在涉及國家經濟安全、經濟命脈的特定領域其以股權衡量的控制力大致可初步掌握在30%~60%區間。

　　股份制是公有制的重要實現形式和融合“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分野而發展“混合經濟”式現代企業的制度形式。原來“國”與“民”在一般概念上的截然不同，從歷史大趨勢上觀察，將越來越多地轉化為依階段、領域等的不同而生成的股份制企業股權結構的變動問題，即歸為國有與非國有股權的一體化生存與“共贏”問題。

　　（十二）政府和市場都是現代經濟健康運行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兩者都不應越位、缺位，而應發揮其各自應有作用，實現“雙到位”

　　我們既不主張經濟完全由政府主導，也不同意單一維度的所謂“小政府，大社會”或“政府退出經濟領域，完全由市場自身配置資源”的觀點。經濟完全由政府主導，即實行計劃經濟，企業全部國有，則形不成市場，價格、資源必然扭曲，供給必然不足，效率必然低下，蘇聯東歐國家及中國改革開放前已有深刻的歷史教訓；經濟完全由市場自發運行，企業全部是非國有企業，也會出現西方經濟學亦承認客觀存在的“市場失靈”，其對國民經濟造成的傷害也會十分巨大——1929年大蕭條的出現是其典型案例；2008年以來出現的由美國次貸、歐債引發的最新一輪全球經濟金融危機也充分證明，並非政府不參與經濟運行，經濟就可以很健康地發展。

　　我們主張，政府和市場應發揮其各自?有作用，並實現良性互動互補與合作。在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既是提供公共服務、監管市場運行的主體，也是部分特定領域的供給（生產）主體。中國政府未來一方面要運用財政政策、貨幣政策、收入政策等宏觀政策，並通過制訂國家中長期發展戰略、區域和行業發展規劃引導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調控經濟運行，另一方面，還應頒佈相關法律法規、設立監管機構來監督市場運行，並在涉及國計民生的關鍵領域通過構建一定數量的強大的國有控股企業這只“看得見的手”，來保障國家經濟安全和彌補“市場失靈”，貫彻現代化趕超戰略。

　　我們的上述主張決不意味著看輕國有經濟、國有企業深化改革的艱巨任務，也並不意味著主張政府“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而是主張將政府三個職能分離由三個不同的主體來承擔，以確保政府調控、引導經濟發展職能與市場配置資源職能“雙到位”，具體模式是：一是由政府設立的“行政部門”承擔制定發展規劃、審核市場準入等行政職能；二是要由政府組建 “監管機構”來履行監管市場職能；三是對於涉及國家經濟安全、國民經濟命脈的重點領域或存在“市場失靈”的領域，還應由政府出資在同一領域成立若幹“企業實體”參與有外資、民資等主體加入的市場競爭。公私合作伙伴關係（PPP）模式下的發展取向與機制創新，應成為政府、市場主體與非政府“第三部門”（民間志願者組織）公益機構與更充分地合作而尋求“共贏”的主題（賈康、孫潔，2009）。

　　經過30年的不斷改革開放，我國的冶金、有色、航空、金融、電信等領域已基本上實現了政府行政、監督、股東三項職能的分離，初步形成了政府與市場互動格局，而電力、鐵道、公路、衛生、教育等領域仍維持了或大體未打破原有格局，政府三項職能集中於一個機構，或仍實際維持了過度壟斷與過度管制，需要通過大力深化改革，實現三者的履職主體有效分離。

　　（十三）盡快實施新一輪價、稅、財配套改革

　　各項改革進入深水區和攻堅階段，非常有必要多項改革協調並進，其中應充分看重的是價、稅、財等通盤協調的配套改革。財政問題，實質上是公共資源配置體系與機制問題，是“以政控財、以財行政”的配套體系，因而與公共權力主體的系統化改革息息相關，與整體資源配置機制改革息息相關。也正是如此，我國改革開放以財政體制改革為突破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建設又以1994年財稅體制改革為突破口，實踐證明是十分成功的。財政處於經濟社會的中心點，相應當前面臨的資源環境以及人際關係等方面的問題或多或少均與財稅價有關，所以新一輪價、稅、財配套改革是“牽一發而動全身”的改革，也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總體而言，價、稅、財配套改革的近中期要點包括：通過營改增改革，在減輕稅負落實結構性減稅政策的同時，消除服務業發展的重複徵稅因素、推動企業發揮潛力做專業化細分並推動產業機構優化，提振消費，提升經濟增長質量；分步全面推進資源稅改革，一方面將其作為我國基础品價改和電力體制改革的重要切入點，理順基础能源、資源產品價格形成機制，另一方面從源頭上對節能降耗形成長效槓桿機制；以房產稅改革試點的適時擴大，呼應十八大要求的“構建地方稅體系”，促進地方政府職能轉變；允許發行以財產稅等地方稅為支撐的地方債券，為新型城鎮化融資，淡化區域間稅源競爭導致的“經濟壁壘”，進而對全國統一大市場的形成產生積極作用，同時可在房地產調控、收入再分配優化等方面產生積極效應；個人所得稅分步走向“綜合加分項扣除”模式的改革，可以緩解因收入分配差距過大帶來的中國社會人際關係緊張的矛盾，同時在培養國民納稅意識、促進預算民主化方面有所作為。而上述各項稅制改革的共同推進，自然而然地將我國稅制結構向提高直接稅佔比的方向推進，逐步形成與市場經濟縱深發展相適應的現代稅制，而這也恰是實現社會經濟轉型、社會公平的必然要求；積極推進省以下分稅制財政體制，一方面可以解決現實中基層財政困難、“土地財政”等問題，也能促進行政框架扁平化以及政府職能轉變，從而降低行政成本，優化財政支出結構和更好地釋放市場主體活力，為其他改革打開空間，釋放經濟發展潛力。

　　（十四）積極推進金融改革和創新的配套改革

　　把握住全球化中的戰略機遇，在已有成績的基础上繼續推進金融改革和創新，擴大金融對實體經濟的服務覆蓋面和融資渠道，提高銀行業、證券業、保險等行業的全球競爭力需要。進一步深化金融機構的改革，特別是深化國有控股商業銀行改革。一是進一步降低國家持股比例；二是提升社會資本持股比例，大力發展證券、保險等非銀行金融機構；三是在政策性融資機制創新中構建多層次、廣覆蓋、可持續的農村金融服務體系，並健全小型、微型企業融資體制，改進小微企業的金融服務；四是盡快建立存款保險制度，加快發展民營金融機構，通過降低準入門檻，引入民間資本或將現行的民間放貸機構合法化，增加金融供給主體和金融產品，更好滿足中小微企業融資需求；五是以顯著提升直接融資比重為目標，大力發展債券市場；六是發展企業年金、職業年金等，為老?化社會的養老和醫療保障提供充分的投融資機會；七是繼續完善主闆、中小企業闆和創業闆市場，積極探索覆蓋全國的股權交易市場（三闆），並推動“大資產管理公司”建設；八是提高金融業穩健性標準，積極穩妥地推進銀行業實現第三版巴塞爾協議，防範銀行表外業務風險，牢牢守住發生系統性風險、區域性風險的底線。

　　總之，我們認為，應堅持小平同志“發展是硬道理”的核心思想，以改革統領全局，適應中國新一輪經濟發展的總體要求，針對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面臨的多方面問題和矛盾，著重從供給方入手，構建促進總供需平衡和結構優化、增長方式轉變的“新供給經濟學”，並作為指導中國未來可持續發展的核心經濟理論之一。在上述基本考慮中，“雙創”是發展的靈魂和先行者；“雙化”是發展的動力與升級過程的催化劑；“雙減”則代表著侧重於提升供給效率、優化供給結構以更好適應和引導需求結構變化的制度基础；“雙擴”是力求擴大供給方在國際、國內的市場空間；“雙轉”是不失時機地在人口政策和國有資產配置體系兩大現實問題上與時俱進地順應供給結構與機制的優化需要，以支援打開新局；“雙進”是明確市場供給主體在股份制現代企業制度安排演進中的合理資本金構成與功能互補和共贏效應；“雙到位”是要在政府與市場這一核心問題上明確長期困擾相關各方的合理定位；“雙配套”是財稅、金融兩大宏觀經濟政策體系上以大決心、大智慧推進新一輪勢在必行的制度變革與機制升級。試以以上“八雙”來粗線條地、突出重點地表達我們在以改革為核心的新供給經濟學思路上所強調的基本政策主張。

　　十八大報告已經發出明確的號召，“我們一定要堅定信心，打勝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和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這場硬仗，把中國經濟發展活力和競爭力提高到新的水平。”“空談誤國，實幹興邦”。當前，最重要的就是落實2012年中央工作會議要求，盡快提出一個明確的改革總體方案，並明確路線圖和時間表。這件意義極為重大，涉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2022年後究竟走向什麼樣的成熟模式，關係中華民族能否最終實現偉大复興目標的光榮而艱巨的任務，需要中國整個經濟學界乃至全社會的積極參與，集中各方面的智慧，通過深入的讨論和思想碰撞，才能凝聚共識，抓住改革的機遇。作為參與這個碰撞和讨論的形式之一，我們誠摯地希望並邀請更多的經濟學工作者加入構建和發展中國新供給經濟學的研究和相關政策探讨行列，共同交出一份無愧當代經濟學工作者歷史使命的答卷。

本文摘自《經濟學理論的中國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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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現代100多年來，埋藏在中國經濟學家們心中始終不泯的願望,就是要構建、創造出中國人自己應運而成的現代經濟學。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歷代中國經濟學人薪火相傳，砥砺前行，不懈奮鬥，待成大願。2011年初以來，來自財政部、發改委、人民銀行、國家開發銀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清華大學、重陽投資等機構的十餘位人士，滿懷當代經濟學人的強烈責任感，在前人基础?和經濟學界諸多前輩和同行鼓勵下，面對改革開放新階段“黃金發展”與“矛盾凸顯”交織而成的現實挑戰，組成了“中國新供給經濟學研究小組”，會同陸續加入的數十位特邀研究人員，力求在理論密切聯繫實際的取向上，深刻反思近幾十年歐美主流經濟理論框架，踐行“求真務實融匯古今，開放包容貫通中西，努力打造與未來中國經濟地位相適應的一流智庫”的指導思想，積極研讨構建中國的“新供給經濟學”理論。
　　研究小組明確提出，中國改革開放35年的成功實踐需要系統地給予“中國式創新的經濟學解釋”，未來“中國夢”的實現需要高度重視構建創新型的經濟理論支撐；更多註重供給端、基於生產力和競爭力的以改革為核心的“中國新供給經濟學”框架，是實踐基础上的理論創新,可以適應於、服務於這種現實需要，支援“中國夢”願景的實現，同時也可以為全球經濟發展，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提供有益的思想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