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新供給經濟學理論創新促進可持續發展（1）

　　——在改革中加快實現“中國夢”進程的政策建議本文作者為中國新供給經濟學研究小組。中國新供給經濟學研究小組成員是：賈康為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徐林為國家發改委規劃司司長；李萬壽為深圳創新投資集團有限公司總裁；白重恩為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副院長；姚餘棟為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司副司長；黃劍輝為國家開發銀行研究院副院長；劉培林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王慶為上海重陽投資管理有限公司總裁、合伙人；滕泰為萬博經濟研究院院長；李宏瑾為人民銀行營業管理部副研究員；徐以升為第一財經編委；劉薇為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副研究員。本文僅代表個人觀點，與作者所在單位無關。

　　黨的十八大提出“兩個100年”的宏偉奮鬥目標，2012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抓緊研究制定深化改革的“路線圖和時間表”。帶著對中華民族偉大复興的“中國夢”的美好憧憬，我們來自財政部、發改委、人民銀行、國家開發銀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清華大學、重陽投資等機構的“中國新供給經濟學研究小組”12位同志，滿懷當代經濟學人的強烈責任感，基於前期的理論創新研究成果，在分析我國與世界主要發達經濟體的差距，以及“中國夢”實現過程可能面臨的主要問題的基础上，就推進我國改革開放進程，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提升國際競爭力，加快實現“中國夢”進程，提出了可概括為“八雙五並重”的政策建議，梳理了從供給端入手深化重點領域改革的思路和具體措施（詳見附件一）。現匯報如下：

　　一、開展中國新供給經濟學研究的背景及意義

　　1.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以及無效、低效的救助措施，彰顯了西方主流經濟理論和政策理念的困境，發達國家可能因此於中期再度陷入“滞漲”困境。現有主流理論既難以指導發達國家真正走出危機，更不能指導發展中國家實現可持續發展。

　　2008年以來爆發於歐美國家的這一輪危機，從根本上說是生產方式變革遲緩和社會制度僵化產生的危機。經濟理論不論是由凱恩斯主義主導，還是由新自由主義諸流派引領，長期侧重於“需求管理”，主要重視和強調如何以政策管理需求端。與此同時，由於社會、政治體制等制約，也沒有有效推進結構性改革以充分釋放供給潛力。發達經濟體在國際貿易中名為推動貿易自由主義，而實質上在多個領域已採取貿易保護主義。

　　美、歐、日救助金融危機的基本思路是競爭性量化寬鬆。但是，在不能有效促進供給增長和生產率提升的前提下，這樣的政策理念很可能導致全球流動性嚴重過剩和“滞漲”後果。理論和實踐均呼喚對供給端中長期因素的充分重視。

　　從歷史上看，每一次重大經濟金融危機的化解，都會催生經濟理論的突破性發展。1929年世界經濟危機，使主張國家干預但侧重需求管理的凱恩斯主義超越了主張“供給創造需求”的薩伊定律和“政府無為而治”的古典經濟理論；20世紀70年代面對以美國為典型的“滞脹”局面，凱恩斯主義無法提出有效的對策之後，數十年新自由主義大行其道，“華盛頓共識”產生了廣泛影響。但2007年的國際金融危機促使人們不論對凱恩斯主義還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都進行反思，為超越簡單薩伊定律之上的新供給經濟學的創新發展，提供了土壤與催化因素。

　　2.未來我國實現可持續發展，迫切需要構建、引入註重供給端管理的新經濟理論。

　　我們認為，十八大提出的“三個沒有變”體現的國情特徵以及我國13億人口消費品市場的供給端呈現的“本國生產為主，海外進口為輔”特點，決定了中國在相當長時期內經濟領域的主要矛盾方面是供給端。從現實情況看，近年我國國民經濟總體平穩較快發展，但“黃金發展期”特徵伴生“矛盾凸顯期”壓力，改革進入深水區而舉步維艱，政策調整引用現代經濟學教科書理論和發達經濟體調控經驗較多，而對中國國情（包括人口資源特點、文化傳統、市場潛力與供求結構特點、所處經濟發展階段差異等）考慮仍嫌不夠，部分政策實施後造成經濟短期波動較大（如房地產政策前後左右不夠協調、成效不佳，甚至引發社會各界責難），市場、資源、環境等多方面的扭曲不容忽視，諸多領域呈現“兩難”、“多難”局面。

　　面對這些現實問題及中長期可持續健康發展的客觀需要，特別是十八大後明確表述的實現“中國夢”目標，近年來社會各界特別是經濟界關於“深化改革、整體設計需要新經濟學說指導”的呼聲很高。美國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科斯教授不久前也曾撰文提出“經濟學的未來在中國”。我們認為，中國改革開放35年的成功實踐需要系統地給予“中國式創新的經濟學解釋”，未來“中國夢”的實現需高度註重構建創新型經濟理論支撐。更多註重供給端的“新供給經濟學”框架，可以適應於、服務於這種現實需要，支援“中國夢”願景的實現，同時也可以為全球經濟發展，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提供指導。

　　二、新供給經濟學的立論基础

　　1.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的原理與中國國情的緊密結合。

　　馬克思主義關於“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經濟基础決定上層建築”，以及通過改革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的唯物史觀基本原理，在十八大報告關於國情的基本判斷中得到充分體現，報告指出：“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我國仍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一社會主要矛盾沒有變，我國是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沒有變”。這是我們主張的通過改革釋放供給潛力的重要立論基础。

　　2.“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基本原理與不斷發展的實踐動態需求的緊密結合。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凝結了對中國改革開放35年發展經驗的提煉和總結，將長期指導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需要在今後攻堅克難的配套改革、統籌協調的科學發展實踐中，更好地、動態地發揮戰略指導作用；同時也需要在不斷發展的實踐過程中加以豐富和深化。

　　3.中國傳統經濟思想和文化的精華與當代文明先進認識成果的緊密結合。

　　《中共中央關於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的決定》對中國文化做了經典概括：“文化是民族的血脈，是人民的精神家園。在我國五千多年文明發展歷程中，各族人民緊密團結、自強不息，共同創造出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為中華民族發展壯大提供了強大精神力量，為人類文明進步作出了不可磨滅的重大貢獻”。從美國次貸危機、歐債危機都可以看出，在福利國家理念下走向偏頗的鼓勵過度消費和享受的大衆文化，已不可持續。在中國和平崛起進程中，將人類社會一切先進、可用的文明成果與中華文化的精華緊密結合，有益於矯正偏差，形成合理的國民生活理念和方式，追求與實現可持續發展。

　　4.將經濟學已有成果的去粗取精、去僞存真與經濟學勢在必行的創新突破緊密結合。

　　發展至今的經濟學理論建樹和諸多政策流派，屬於人類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但仍存在基本理論框架之內學理層面的不對稱性、主流教科書原理與調控管理實踐“言行不一”等問題。盡管現代經濟學對供給端的諸因素也有深厚理論基础，然而，除了減稅政策以外，“供給學派”對於其他供給端相關政策層面的研究和應用卻相當有限。究其原因，現代經濟學賴以產生的基础是發達國家經濟體，多年來制度結構已經深深固化，以至於無法有效提供促進可持續經濟增長的“制度供給”。這一弊端在各國政策制定者應對本場百年不遇的全球經濟危機中暴露得很充分。一些顯而易見可以治本的制度性改革（如社會福利制度的改革），在既得利益集團的抵制下遲遲不能得到貫彻推行。與發達經濟體相比，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一方面存在著巨大的制度改善空間，另一方面可以憑借創新活力說明實現包容性增長。這兩點能夠成為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經濟體實現可持續增長的重要推動力。有作為的中國學者亟待將經濟學的去粗取精、去僞存真、豐富升華與中國實踐所需求的創新突破緊密結合，為經濟學理論進步作出卓爾不群的貢獻。與傳統狹義的“供給學派”相比，新供給經濟學內涵更加豐富，更為註重制度供給，也更具實踐性和可操作性。

　　我們的基本主張：我國未來決策的核心取向是，深入貫彻“發展是硬道理”的戰略方針並將之升華為“科學發展是硬道理”，通過改革開放不斷發展和解放生產力，消除制約中長期發展的深層矛盾，打破抑制供給的瓶頸約束，提升農業、工業、基础設施和服務業、文化產業、生態環境產業等方面的有效供給能力，釋放中國巨大的市場潛力，通過促進實體經濟升級換代、促進就業、改善收入分配與生態環境，達到建設“幸福中國”、“美麗中國”、“和諧中國”發展目標，最終實現以中華民族偉大复興為標志的“中國夢”，並為全球經濟發展作出應有貢獻。

　　我們作為研究者，力求在理論聯繫實際取向上，深刻反思近幾十年來歐美主流經濟學理論框架，構建“新供給經濟學”理論，並初步形成了“基於生產力及競爭力、服務中國夢及世界夢的宏觀經濟分析框架模型”（參見附件二），作為實現“中國夢”歷史目標的理論創新支撐。我們強調要以改革為核心，從供給侧入手推動新一輪制度變革創新。

本文摘自《經濟學理論的中國創新》

　　近現代100多年來，埋藏在中國經濟學家們心中始終不泯的願望,就是要構建、創造出中國人自己應運而成的現代經濟學。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歷代中國經濟學人薪火相傳，砥砺前行，不懈奮鬥，待成大願。2011年初以來，來自財政部、發改委、人民銀行、國家開發銀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清華大學、重陽投資等機構的十餘位人士，滿懷當代經濟學人的強烈責任感，在前人基础?和經濟學界諸多前輩和同行鼓勵下，面對改革開放新階段“黃金發展”與“矛盾凸顯”交織而成的現實挑戰，組成了“中國新供給經濟學研究小組”，會同陸續加入的數十位特邀研究人員，力求在理論密切聯繫實際的取向上，深刻反思近幾十年歐美主流經濟理論框架，踐行“求真務實融匯古今，開放包容貫通中西，努力打造與未來中國經濟地位相適應的一流智庫”的指導思想，積極研讨構建中國的“新供給經濟學”理論。
　　研究小組明確提出，中國改革開放35年的成功實踐需要系統地給予“中國式創新的經濟學解釋”，未來“中國夢”的實現需要高度重視構建創新型的經濟理論支撐；更多註重供給端、基於生產力和競爭力的以改革為核心的“中國新供給經濟學”框架，是實踐基础上的理論創新,可以適應於、服務於這種現實需要，支援“中國夢”願景的實現，同時也可以為全球經濟發展，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提供有益的思想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