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需要構建和發展以改革為核心的新供給經濟學（4）

　　五、中國未來宏觀經濟調控需堅持以改革為依託銜接短期與中長期，更多侧重於從供給端的機制創新入手

　　三十餘年的“中國奇迹”是依靠全面開放、利用人口紅利參與全球分工和競爭，但更主要的是依靠改革調動了相關經濟資源的積極潛力。市場經濟在逐步替代計劃經濟、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經濟效益的同時，其制度優化進程還存在不對稱的地方。目前，我國一般產品市場已基本完全放開，但要素市場和大宗基础能源、資源市場仍然存在嚴重扭曲，人為壓低要素價格，從而粗放地促進經濟增長。但也正是如此，對生產者和投資者的補貼，使得經濟嚴重依賴投資和出口，經濟結構失衡的矛盾可能會越來越突出。因此，我們必須在實質性推進“頂層規劃”下的全面配套改革中對經濟結構進行調整，從而合理地運用市場和政府力量的結合，順利實現向較高水平的常規經濟增長路徑和可持續增長路徑轉變。

　　根據未來一個時期我國面臨的內外部形勢，我國宏觀調控政策一方面要在總需求管理上穩健審慎且能預調微調，避免在穩增長努力下通脹輕易擡頭；另一方面，需在貨幣政策的“穩健”和財政政策的“積極”搭配下，堅持有所區別對待地在我國“三農”、社會保障、區域協調發展、自主創新、節能降耗、生態保護等領域運用結構性對策加大要素投入的力度和促進相關機制創新改進，通過“供給管理”加強這些經濟社會中的薄弱環節，即增加宏觀經濟中的有效供給。這只會改進而不會惡化總供需的平衡狀態，只會有利於維護“又好又快”的發展局面而不會助長下一期的通貨膨脹和經濟過熱，而且將會增強我國在國際競爭環境中的綜合競爭力和發展後勁。這里最為重大的要領是，應考慮從根本上通過一系列的改革銜接短期訴求與中長期目標，化解制約我國長期發展和全要素生產率進一步提升的深層制度因素。雖然在中長期內，我國面臨外部經濟環境惡化和老齡化等問題，勢必告別高增長奇迹，但這也並不意味著中國經濟沒有繼續保持10~20年較快增長的可能。當前，我國還有很多深層次改革仍未全面開展，如資源型產品價格形成機制改革、新一輪價稅財改革、中小企業融資機制改革、減少行政審批、打破壟斷的改革以及戶籍制度改革等等，這些改革都能夠說明企業對沖成本上升的壓力，增加總供給，從而提高經濟活力，既有利於控制住物價，又有利於保住增長的可持續性。“制度紅利”是中國未來十年、二十年最需要著力爭取的因素，也是超越西方的凱恩斯主義、供給學派兩端的偏頗而正確發揮出“供給管理”優化結構、促進轉軌的合理政府作用而成功地使我國實現現代化的關鍵條件。

　　毋庸諱言，在供給端“有保有壓”、“有支援有節制”的結構性方略，也有可能給政府體系帶來一種“政府萬能”的幻覺和輕易滑向過度調控的危險性（甚至帶上“舊體制复歸”色彩），所以極有理由使承擔調控之責的各政府部門務必保持清醒頭腦，始終把結構對策、供給管理，掌握在符合市場經濟配置資源基础機制的“政策理性”範圍之內，避免做出那些過多、過細碎的行政干預和“越界”調控，特別應強調盡量運用經濟手段（經濟槓桿）來貫彻結構優化的追求，避免出現新的產能過剩而生成高質量、有效益、能適應市場需求且可以引領市場潮流的供給。這方面“制度保證條件”的形成，就主要將依靠改革之功效了。

　　在研究者“理論密切聯繫實際”的分析考察中，有必要把供給端的重要主體——公權體系和供給形式中的重要內容——制度供給，更充分地納入“新供給經濟學”的理論框架。以政府和立法、司法機構一並構成的公權體系，其所必然實施的制度供給，是客觀存在、有彈性空間（即有可塑性）和有高下之分的。在中國追求現代化的歷史過程中的供給管理，除經濟部門、產業、產能、產品、技術等結構方面的供給內容之外，最關鍵的還須著眼於打開“制度紅利”這一轉軌中最大紅利源的釋放空間，形成激發經濟社會活力、潛力的有效制度供給，及實現相關改革決策的較高水準。制度安排層面深刻變革的取向是堅定不移的市場化，但又不能簡單限於、止步於市場化概念下的作為。其實，中國的市場發育和經濟趕超正是改革中最難處理的一項基本矛盾：國際競爭的基本現實已不允許我們再常規地、跟隨式地經歷和等待以平均利潤率機制主導的漫長的市場發育及經濟結構優化的自然過程，需要從供給端得到一種比自然、自發的市場配置在某些領域、有限目標下更強有力的機制——政府“理性主導”機制，並使之與市場機制“1+1＞2”式地疊加，才能逐漸接近並最終實現趕超目標。把後發優勢與理性的政府主動作為結合在一起，擺脫經濟學發展到凱恩斯主義、新古典學派和貨幣學派的“百家爭鳴”仍未擺脫的需求—供給不對稱框架，在現實生活中就要著眼於此，形成淩駕於“政府與市場絕對沖突”或“要麼政府、要麼市場——二者必居之一”舊式思維之上的新思想方法來指導改革與發展的實踐。在尊重市場、培育市場的旁邊，供給端的特定作為必須包括政府積極有效地建設市場、組織市場和“合作式”地超越市場平均利潤率機制自然過程。

　　因此，未來中國的經濟發展迫切需要凝聚改革共識，也強烈呼喚能促進改革的新供給經濟學，並在這個理論框架下探讨“頂層設計”和“系統改革”。三十多年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同時也遺留諸多問題（絕大多數屬於棘手問題、難啃的“硬骨頭”問題），種種問題很難通過制定一兩條政策來解決，必須進行全面、系統的改革“頂層設計”。改革的全面、協調推進將是今後決定中國現代化命運的重心與關鍵。為提升全面改革的可操作性，從土地制度、人口流動、公共資源配置、改善民生、優化收入分配等重大現實問題入手，也需要理論的燭照與指導，呼喚著把政治經濟學、制度經濟學、轉軌經濟學等熔於一爐的中國特色的新供給經濟學。

　　總之，我們認為，中國宏觀調控中無論作何種具體的政策組合的選擇，客觀上都需要以改革為基本依託，中國的改革攻堅和配套推進，需要以改革為核心的新供給經濟學的理性認知思路來引領。

　　六、“新供給經濟學”的基本政策主張是以改革統領全局，以“雙創、雙化、雙減、雙擴、雙轉、雙進、雙到位、雙配套”引領我國經濟可持續健康發展

　　黨的十八大指出：“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我國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一社會主要矛盾沒有變，我國是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沒有變”，這“三個沒有變”體現的國情特徵以及我國13億人口的消費品市場的供給端呈現為“本國生產為主，海外進口為輔”的特點（與美國全球供給、海外進口為主，本國生產為輔的市場結構有本質不同），決定了中國在相當長時期內經濟領域的主要矛盾是在供給端。從經濟生活的實際情況看，國慶期間“火車票一票難求”、“高速路車滿為患”、“旅遊景點人聲鼎沸”等現象，以及房價房租不斷上漲的趨勢、看病難看病貴、上學難學費貴等問題，清楚地表明了我國有著巨大的真實需求，而結構性供給不足的矛盾十分突出且將長期存在。

　　由此，我們的基本政策主張是中國未來的宏觀政策取向核心是深入貫彻“發展是硬道理”的戰略方針並升華為“科學發展是硬道理”層面，通過改革開放不斷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來提升農業、工業、基础設施和服務業、文化產業、生態環境產業等的供給能力，通過發展實體經濟、促進就業、改善生態達到建設“幸福中國”、“美麗中國”、“和諧中國”發展目標，最終實現以中華民族偉大复興為標志的“中國夢”，並為全球經濟發展作出應有貢獻，使人類的共同家園“地球村”成為“和諧世界”。已有的一種分析認識是強調：僅靠推進“比較優勢”戰略尚不足以支撐實現“中國夢”的宏偉目標，作為中國之必然選擇的“三步走”趕超戰略，需要更為全面、豐富、科學的理論和政策設計支撐決策。（賈康、劉軍民，2010）

　　我們對中國當前的具體經濟政策主張，可概述為：建議著重從供給端入手推進我國經濟實現“雙創、雙化、雙減、雙擴、雙轉、雙進、雙到位、雙配套”；而對備受各方關註的“通脹問題”，則不宜簡單直接套用美國主要從需求端入手加以調控的模式，而應當確立“物價上漲”不等於“通脹”的基本理念，並積極構建與我國經濟發展階段、發展水平及市場供求結構相適應的物價調控模型和機制。

　　（一）走創新型國家之路

　　面對新一輪生產力革命（“第三次產業革命”）的挑戰，我國為實現可持續發展和國際競爭中的向好，必須走創新型國家之路。從1840年起，中國從農業經濟轉向工業經濟的階段，時間之長，代價之大，是誰都沒有想到的。農業技術的高水平，並不是工業革命發生的充分條件，中國在18世紀、19世紀相對歐洲具有高水平的農業技術，卻錯過了工業革命機遇，就是明證。現時“中國制造”的成功並不能保證中國新經濟的出現。從長期來看，中國經濟需要在高端“買不來的技術”領域靠自主創新艱難前行，最終建成“創新型國家”，才能完成從工業經濟向與“第三次產業革命”接軌的“中國新經濟”的艱難轉軌。可以預計，信息產業、新能源產業、生物產業和納米產業等戰略性新興產業可能成為中國經濟的新引擎。在此過程中，科技創新客觀需要以制度創新和運行機制的改造作為關鍵性的支撐，從這種中國特色轉軌道路上的創新特色而言，我們可以強調地說：“制度高於技術”。

　　必須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完善支援自主創新和成果轉化的政策體系，引導各類創新主體加大研發投入，調動社會各方面參與和推動自主創新的積極性。完善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結合的技術創新體系。加強創新型人才隊伍建設，重視培養引進高科技領軍人才。培育創新文化，保護創新熱情，寬容創新挫折，形成有利於創新的全社會氛圍。為支援從發展基础科研、實施國家科技重大專案到促進科技成果產業化各個方面的自主創新，必須在實行科技體制和管理體制改革、提升績效的同時，下決心調動、引導相關各方增加科技投入，而當前這方面的資金需求尚未得到很好滿足，仍然是處於資金制約之下的科技投入相對不足狀態。近年中國財政對研發的投入已有明顯提升，今後還需要政府對研發的長期投入，並帶動市場主體共同形成並於2020年後保持占GDP 3%左右的研發投入。

　　（二）大力鼓勵創業

　　必須充分激發全社會的創造活力，鼓勵全民創業，特別在中小微企業和現代服務業上。以我國人口規模，企業數量可能比現在多幾倍。民營經濟是經濟發展的生力軍。民營經濟的發展質量和水平，以及升級換代的進展如何，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國民經濟的整體素質。要以多種制度變革和政策優化舉措，支援實現民營經濟新飛躍，完善和落實促進民營經濟發展的政策舉措，鼓勵民營企業加強技術創新、管理創新、制度創新和企業文化創新，大力實施品牌戰略，著力提高市場競爭能力。國有企業需要進一步深化戰略性改組，在健全國有資產管理體系和深化改革中消除過度壟斷因素和優化治理結構，發揮其應有的特定功能與輻射力，與民營經濟相輔相成共同發展。

　　（三）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

　　2011年，我國以常住人口為統計基础的城市化率為51.3%，考慮到我國城鄉人均收入差距，以及農業與非農產業比較勞動生產率的差距還相當大，我國農村勞動力向非農產業和城市地區轉移的動力依然強勁，這也是中國城市化的動力所在。由於城市化意味著收入的提高、消費的提升，人口的高密度聚集，以及進城農民生活和居住方式的改變，城市化毫無疑問是中國經濟增長持久的內生動力。城市化也意味著強烈需要供給結構的變化，城市人口的聚集和規模擴大形成的規模經濟，將大大促進產業分工的細化和就業結構的細化，同時可以促進農村土地集約使用和農業集約化經營。

　　在推進城鎮化過程中，應根據人多地少的國情，走“大都市圈”戰略，避免“四處點火”的城市佈局規模不經濟現象。2011年，中國人口超過一千萬的城市已經有13個。2011年，京津冀、長三角和珠三角三大都市圈（帶）承載了中國28%的人口，卻產生了41%的GDP。應根據國際城市發展演化的規律，綜合考慮水資源和環境的承載能力，提早規劃若幹個人口在三千萬以上的“大都市圈”，最大限度地利用規模經濟和勞動分工的好處，節約城市基础設施建設成本，促進服務業發展，也最大限度地節約耕地和保障糧食自給自足。

　　但引導好中國城市化的進程，發揮城市化紅利，需要對阻礙城市化進程的現行戶口制度以及戶口附屬的福利制度、農村土地制度、城市社會管理、社會保障制度、城市規劃體制、路行政區的協調機制等一系列制度，進行相應的變革。必須在彌合“二元經濟”的歷史過程中，以制度建設、經濟手段和其他各種調控手段、政策措施的優化組合，走出一條伴隨新型工業化、新型服務業化而同時推進新型城市化、農業現代化而最終達到城鄉一體化一元經濟和諧境界的“中國道路”。但在城市化過程中，要預防和阻止房地產泡沫的產生與發展，對資產泡沫危險絕不可掉以輕心。由於很難事前判斷資產泡沫的積累，一個簡單實用法則是有價值的。每年平均房價上漲幅度不應超過全國或某地區經濟增長率、通貨膨脹預期和城市化人口增長率三項之和，即“清華規則”（姚餘棟、付競卉，2012）。以全國經濟增長幅度為7%，通貨膨脹預期為2%，城市化率1%計算，全國每年平均房價增長速度不能超過10%。

　　城鎮化如果是實現了進城農民工的市民化，毫無疑問有利於擴大內需。但城鎮化更大的意義在於供給侧效率的提高，特別是“大都市圈”在規模經濟上的明顯優勢。城市規模的擴大使得規模經濟不斷產生並推動專業化分工進一步細化，集聚效率進一步提高，於是形成大量的創業機會和就業機會。要使城市化的這一效應得到發揮，需要政府在制度上減少創業障礙，在政策上扶持創業行為，形成有利於創業的制度和政策環境，從而真正形成城市經濟的活力和創新能力。因此市場化改革，是城市化能夠順利推進的根本保障。

　　（四）促進產業優化

　　在扶持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同時，中國不能放棄制造業的升級換代，不能簡單將現有傳統產業淘汰到國外，而應結合主體功能區規劃和通過政策引導促使其漸次向中西部轉移，同時鼓勵現有產業改造升級，並大力促進第三產業，特別是現代服務業的充分發展。要在成為創新大國的過程中，通過技術創新、商業模式創新、產業創新，和以股權投資母基金引導社會資本投入方向，形成合力來加大戰略新興產業的成長步伐，爭取彎道超車後來居上。要加快在資源能源、廣電、文化、醫療、教育等壟斷行業或過度壟斷領域的改革、開放步伐，引入民間資本和資本市場力量，加快形成健康產業、老年護理產業、文化產業、創意產業等新的產業鏈、價值鏈和新興產業群，釋放出巨大的產業能量和活力。要通過4G建設、高鐵主幹網建設、城鎮化建設和航天軍工民用化，帶動移動互聯網、綠色建築、高端裝備產業和新材料的發展。應推出有利並購重組的政策，以及通過資本場功能的發揮促使產業、行業間資源重新有效配置，改善經濟整體質量。

　　同時必須看到?政府扶植產業的效果已經在逐漸遞減。中國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動力和壓力分別來自收入提高後的需求結構多樣化和需求結構升級、人口紅利逐漸消失後因勞動力成本上升導致的傳統比較優勢的喪失、全球化環境下開放帶來的國際競爭壓力，等等。開放條件下國際貿易和投資規則的限制，使我們傳統的通過政府扶持和優惠為主的產業政策手段，越來越多地受到貿易對手的關註和制約。因此，新時期推動結構優化和升級的措施，應該更加註重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讓企業真正成為圍繞需求結構變動展開創新和產業、行業結構升級的主體。政府的作用應該更為突出重點地轉向營造良好的市場環境，包括改革深化金融體系、培育創業和風險投資、提供必要的政策性金融產品，為結構升級提供更加高效的融資服務；加強基础研究和技術研發的政府投入，引導並激勵企業加強研究開發投入和產品與品牌創新，賦予學校更大的辦學自主權並引導教育結構更好地滿足結構升級的需要；營造更加公平的競爭環境，減少對不同產業領域的行政管制和壟斷，推動產業投資準入的進一步開放和全過程的公平競爭。

　　（五）加快實施結構性減稅

　　應以結構性減稅作為現階段宏觀調控和財稅政策的重點和亮點之一。結構性減稅是激發市場主體“兩創”活力並以經濟槓桿引導結構優化、方式轉變的代表性機制之一。稅外負擔的減輕需與減稅相互結合與協調。稅制的總體優化需在遠景上按現代社會、現代國家發展目標模式，近景上適應各發展具體階段上的要求與制約，納入財政、經濟、行政和政治體制配套改革，積極有序推進。

　　“營業稅改增值稅”的改革，在進口、中小微企業、創新活動、養老產業化等環節和領域的減稅與稅收優惠舉措，應成為現階段結構性減稅的重點，並與資源稅、房地產稅改革等一並納入財稅改革的通盤設計。

　　（六）大幅度減少行政審批

　　減少行政審批應成為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推進市場化改革的重要切入點和基本取向，進而以實質性減少政府行政干預特別是行政許可的制度改進，營造良好的企業經營環境，降低交易成本，達到鼓勵創業、創新，提高效率推進兩化的綜合效應。

　　我國各級政府大大小小的行政審批不僅導致各類尋租腐敗行為，而且增加了企業經營的不確定性和交易成本。未來中國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不可能再主要指望產業政策對幾個支柱產業或戰略性新興產業和國有企業的扶持來實現，更多的是需要通過廣泛的創業和創新活動來實現，而這類創業和創新活動的主體，必然是遍佈各地和各個產業的中小企業。為了促進中小企業的創新和創業，必須大大減少不合理的政府行政審批專案，加強對私人產權的依法保護，花大力氣改進企業的營商環境。國務院最近減少行政許可事項的改革，以及廣東省減少行政審批事項，開展以“三打兩建”為主要內容的建立具有國際水準的營商環境的努力，是一個有遠見的開端，需要進一步深入。

本文摘自《經濟學理論的中國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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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現代100多年來，埋藏在中國經濟學家們心中始終不泯的願望,就是要構建、創造出中國人自己應運而成的現代經濟學。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歷代中國經濟學人薪火相傳，砥砺前行，不懈奮鬥，待成大願。2011年初以來，來自財政部、發改委、人民銀行、國家開發銀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清華大學、重陽投資等機構的十餘位人士，滿懷當代經濟學人的強烈責任感，在前人基础?和經濟學界諸多前輩和同行鼓勵下，面對改革開放新階段“黃金發展”與“矛盾凸顯”交織而成的現實挑戰，組成了“中國新供給經濟學研究小組”，會同陸續加入的數十位特邀研究人員，力求在理論密切聯繫實際的取向上，深刻反思近幾十年歐美主流經濟理論框架，踐行“求真務實融匯古今，開放包容貫通中西，努力打造與未來中國經濟地位相適應的一流智庫”的指導思想，積極研讨構建中國的“新供給經濟學”理論。
　　研究小組明確提出，中國改革開放35年的成功實踐需要系統地給予“中國式創新的經濟學解釋”，未來“中國夢”的實現需要高度重視構建創新型的經濟理論支撐；更多註重供給端、基於生產力和競爭力的以改革為核心的“中國新供給經濟學”框架，是實踐基础上的理論創新,可以適應於、服務於這種現實需要，支援“中國夢”願景的實現，同時也可以為全球經濟發展，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提供有益的思想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