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需要構建和發展以改革為核心的新供給經濟學（3）

　　四、從供給端入手推進中國新一輪改革，才能有效化解潛在“滞脹”等風險，並實現經濟新一輪可持續健康發展

　　（一）中國宏觀調控面臨新環境、新局面及新挑戰

　　雖然我國已經成為“世界工廠”，但技術方面自我創新能力仍然不足，技術進步很大程度上仍是對國外技術的模仿，而如今作為技術領頭羊的美國通過信息、生物、新能源等技術進步繼續引領潮流的努力，伴隨著嚴酷的國際競爭手段，未來中國技術進步的空間仍會受到限制。戰略性新興產業政策亟須達到預期效果，但前景未必全為樂觀——近來光伏產業面臨的階段性困局包含了多種啟示與警示。人力資本方面，經過高校擴招的教育大躍進，雖然人均受教育年限有所增加，但如今教育的主要功能似乎更多地在於緩解社會就業壓力，人力資本質量提高的空間受到多種因素制約；職業教育的發展雖有積極努力，但仍任重道遠。勞動力供給方面我們更面臨著日益老齡化的長期問題。因此，中國面臨的總供給沖擊問題已非常迫切。

　　當前及今後一個時期，中國經濟必須適應彌合“二元經濟”所必經的中長期經濟模式的轉變和社會轉型，並在國際金融危機之後學會在一個更具廣泛性、與國內消費聯繫更大、對出口和投資依賴程度較小的增長模式中操作。當跨過劉易斯拐點和“巴拉薩-薩缪爾森效應”起點後，由於勞動力供應趨於緊張，勞動者工資率趨於上升，從而有望提高勞動者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同時實際有效匯率也將表現為升值。新的背景下，雖然通常的反週期性質的總需求管理不乏其用武之地，但尋求促進生產率長期持續增長的供給政策，將具有越來越重要的意義。

　　（二）傳統意義上的貨幣和財政政策已難以適應中國經濟步入新的發展階段後的總體要求

　　1.貨幣政策的局限性。

　　貨幣政策作為總量管理政策，難以有效解決經濟中的結構性問題。我國最近兩輪通貨膨脹具有明顯的結構性特徵，主要以食品價格推動為主因（在CP1的上漲因子中高居75%~85%的份額），交通通訊及服務和娛樂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務類商品價格幾乎沒有上漲，甚至小幅下降。對於豬肉等食品價格上漲，除考慮貨幣因素外，如果能夠有效增加產品供給，將可以緩解物價上漲並實現價格調控目標，而無需全面實行“一刀切”的銀根緊縮貨幣政策調控，減少對本應大力發展的其他部門的不利影響。（賈康，2011）

　　在勞動力成本上升和潛在增長率下降的情況下，總需求管理如果操作不當，不僅可能會和其他因素綜合而使經濟運行陷入“滞脹”風險——美國等已有前車之鑒，還可能引發資產泡沫——日本就是很明顯“泡沫化”的前車之鑒。日本經濟在1980年代中期達到頂峰後，不可能再像六七十年代那樣高速增長，但是日本決策當局過分自信和迷信宏觀政策的刺激作用，實行了低利率的寬鬆貨幣政策。最終結果是放任了資產泡沫的發展，並導致泡沫崩潰和陷入痛苦的“失去的二十年”。

　　2.財政政策的局限性。

　　財政政策所受的“三元悖論”式的制約，是一個永恒的命題，即減稅、增支和控制負債三項要求不可能同時滿足（賈康、蘇京春；2012）。經歷上一次4萬億元政府投資為代表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後，我國財政政策刺激經濟的安全空間已明顯收窄。而且，更為主要的是，雖然我國宏觀稅負總體水平尚屬合理，但考慮各種制約因素和居民實際社會保障情況，進一步提升稅負總水平並不可行，在完善稅制基础上通過結構性減稅刺激經濟增長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而且這並不一定會產生長期視野內限制政府財政能力的影響，但短中期內的“過緊日子”的壓力影響卻無可回避。與此同時，未來我國財政支出將迅速增加，包括用於健全養老金體系、醫療保障、教育、住房等方面的支出，以及建設“創新型國家”的必要投入。另外，目前積累的大規模地方政府融資平台貸款已形成了不容忽視的隐性財政負擔。因此，中國公共財政負擔總體而言會逐漸加重，不突破預留財政空間和保持財政可持續性是重要的目標，需要有關部門未雨綢缪，及早做出安排。當然，這並不意味著短期財政政策不重要，在總需求突然下降時，積極的財政政策對刺激需求起著重要的作用，並且短期措施與中長期結構優化、改革深化的銜接與協調，也需要財政政策發揮“區別對待”的特定調節功能。但由於刺激政策、區別對待政策功能與作用空間畢竟具有局限性，容易與政府的不適當強勢干預及改革難題形成交織與糾結。

　　盡管我國社會福利體系健全完善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與財政支援，但其保障水平應符合我國財政可承受力等方面的實際情況。拉美國家的經驗可以為我們提供重要啟示。很多拉美國家的政治家為了取悅選民，只是一味追求高水平的“福利趕超”而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痛失大好發展機會而一蹶不振?當前的歐債危機的演變軌迹也與此有相似之處。建立一個正確的社會保障模式和社會福利模式是構建可持續和諧社會的前提條件和基础，我國現階段特別需要關註基本民生、改進福利狀況，但也需註重在統籌協調的科學發展觀指導下，在福利增進過程中合理把握“度”，積極穩妥地掌控好可持續的漸進過程，財政政策的客觀局限性在此是不可忽視的。

　　（三）成本推動是中國通貨膨脹的重要特徵

　　雖然以弗里德曼為代表的貨幣主義將通脹原因僅歸結於貨幣因素，這在競爭完善和要素充分自由流動的成熟市場經濟國家是無大問題的，因為在較為健全完善的市場機制作用下，經濟會很快形成新的均衡，結構性問題與非貨幣供應量因素並不突出。但顯然這一條件在我國並不適用，相伴而來的可能誤導，是易使人們簡單地在觀察認知時，把物價上漲完全等同於貨幣過多、通貨膨脹，進而又唯一地在對策方略上，把貨幣政策從緊作為解決問題的不二法門、完全手段（與之相應，在經濟面臨通縮壓力的階段，則只顧及考慮放鬆貨幣政策）。靠貨幣政策“單打一”地調節有效需求，在中國是尤顯不夠的。

　　最近兩輪通脹經驗表明，通脹預期在通貨膨脹中起的作用越來越大，並伴隨明顯的結構特徵（如前所述，我國CPI上漲中的主要影響因子多年內就是“貢獻率”高達75%~85%的食品類）。由於市場機制的逐步發育等原因，社會通脹預期的形成既基於以往經驗，也根據對政策及未來經濟變化的判斷，屬於“前瞻後顧”型預期，是具有較強慣性的“適應性預期”與“理性預期”的混合體。

　　與此同時，長期以來投資驅動兼出口導向型的經濟增長動力開始弱化。中國的高速經濟增長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勞動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不斷上升的“人口紅利”。但是，中國已經接近劉易斯拐點和“巴拉薩-薩缪爾森效應”起點（沈建光，姚餘棟，2011）。目前，我國人口已經開始迅速老齡化，並有預計2015年總勞動人口將開始減少，中國可能很快迎來“劉易斯拐點”，即勞動力市場從過剩逐步轉向不足。隨著勞動力供給逐步趨緊，勞動力成本上升，“巴拉薩-薩缪爾森效應”也即要素跨部門流動導致的要素價格均等化效應，將導致非貿易品價格即“勞動密集型”服務業價格加快上漲，推動成本的上升和整體物價水平的上漲。因此，貨幣政策對這種趨勢性的成本推動的通貨膨脹需要做出有效反應，引導通脹預期，對通貨膨脹時刻保持高度警惕。

　　（四）我國將面臨潛在增長率下降

　　與“巴拉薩-薩缪爾森效應”和“劉易斯拐點”相伴隨的是，我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也將下降。因此我們應容忍一定程度的結構性通貨膨脹，但控制其在沒有加速上升的幅度之內，也就是保持非加速通貨膨脹經濟增長率NAIRG（non-accelerating inflationary rate of growth，姚餘棟、譚海鳴，2011），是指既定的技術和資源條件下，不引發顯著和加速的通貨膨脹的情況下，我國所能達到的可持續的經濟增長率。同時，也有保持非加速通貨緊縮經濟增長率NADRG（non-accelerating deflationary rate of growth，姚餘棟、譚海鳴，2011）。

　　但是，由於潛在增長率下降，我國面臨一種重大可能性：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下降時，NAIRG可能隨之下降。2011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課題組（劉世錦等，2011）對中期之內的中國經濟增速作了預測。其主要依據是其他成功追趕型經濟體的歷史經驗，並假定中國的發展路徑與這些成功追趕型經濟體較為接近。由此得到的預測結果是，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有很大可能性在2015年前後下一個台階，時間窗口的分佈是2013—2017年。目前國內的共識是潛在經濟增速將會下降到7%左右。按照這一假設，根據姚餘棟、譚海鳴（2011）測算，未來要將中長期通脹預期穩定在2%左右，通貨膨脹穩定在4%左右，初步估計，我國非加速通貨膨脹經濟增長率（NAIRG）在8%左右，而非加速通貨緊縮經濟增長率（NADRG）在6%左右。

　　（五）宏觀調控的彈性空間收窄，加大調結構力度加快發展方式轉變，才能化解潛在“滞脹式”威脅，實現可持續快速發展

　　上述從中長期可預見的通脹因素與增長速度下降的因素合在一起，已使中國經濟運行面臨某種“滞脹式”的潛在威脅，調控當局的操作空間正明顯收窄，“經濟問題政治化”的臨界點壓低。從近年我國的調控實踐作一經驗觀察，我國年度經濟增速波動區間的下沿大體需維持在不低於7.5%的量值（非加速通貨緊縮經濟增長率，NADRG，測值為6%），而上沿則需控制在9%左右（非加速通貨膨脹經濟增長率，NAIRG，測值為8%），其中也就有1.5～2個百分點的彈性空間（從長期估測，則有可能演變為6.5%~8%之間的彈性空間）；與之相應的經濟景氣水平反映到物價（以CP1為代表）表現上，其波動區間的下沿以不低於1%為好（如低於1%，此指標的靈敏波動中很容易擊穿0而引出通縮恐慌），而上沿則需在4%~6%，其中僅有3~5個百分點的空間。2011—2012年的實際生活表明，我國宏觀經濟運行狀況如要脫出上述速度與物價變動區間，一系列隨之而來的“矛盾凸顯”問題便極易帶上“經濟問題政治化”的色彩和社會生活中的“火藥味”，政治決策就必然傾向於“穩定壓倒一切”而不惜代價，也寧肯不顧經濟學的“戒律天條”。這種區間制約的嚴苛特點，是改革開放前面三十餘年從未出現的情況，足以使具有“遠見卓識”意識的觀察者和管理當局警醒。

　　分析表明，由於我國非貿易產品大多是低生產率且人工密集型產品，這也是這些部門的勞動力分享經濟高增長收益的重要途徑。因而，宏觀決策者應當適度降低經濟中長期增長目標並適當提高通脹容忍度。但這卻碰到了上述“經濟問題政治化”的天花闆。

　　勞動力成本的變化和潛在增長率的下降，使我國經濟越來越不可能維持以往的高速增長。特別是，與大宗商品成本的週期性沖擊不同，勞動力成本沖擊屬於持久性沖擊。李斌（2011）、伍戈（2011）的分析表明，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決策者仍想實現過去較高的經濟增速，最終只能帶來物價更高水平的持續上漲，而對產出拉動的作用不大。因此，總需求刺激政策並不明智，很可能僅是出現比以往更高的物價上漲，但經濟增長仍未見起色，甚至還要低於已經下降的潛在經濟增長率（如落至6%）。

　　一旦在某個臨界點上（如7%~8%），我國經濟增長率居於下方，而通脹水平居於上方，中國的運行和調控將變得極其“兩難”和棘手。此即中國不可忽視、無法回避的“滞脹式”威脅，並且極易引發和加入以綜合性社會問題為背景的“中等收入陷阱”（增長過程突然失速）與“塔西佗陷阱”（政府公信力急劇喪失）因素的惡性疊加。所以，只有以實質性的結構優化和增長質量的提升，形成全要素生產率的支撐作用，在以可持續的上行因素對沖各種下行因素之後，保持增長率居於上方而通脹水平居於下方的基本格局相對穩固，才能化解這種“滞脹式”威脅等的“兩難”、“多難”困局；而優化結構和提高增長質量，勢必要求以實質性的改革克服種種既得利益的阻礙，化解深層矛盾制約。

本文摘自《經濟學理論的中國創新》

---

　　近現代100多年來，埋藏在中國經濟學家們心中始終不泯的願望,就是要構建、創造出中國人自己應運而成的現代經濟學。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歷代中國經濟學人薪火相傳，砥砺前行，不懈奮鬥，待成大願。2011年初以來，來自財政部、發改委、人民銀行、國家開發銀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清華大學、重陽投資等機構的十餘位人士，滿懷當代經濟學人的強烈責任感，在前人基础?和經濟學界諸多前輩和同行鼓勵下，面對改革開放新階段“黃金發展”與“矛盾凸顯”交織而成的現實挑戰，組成了“中國新供給經濟學研究小組”，會同陸續加入的數十位特邀研究人員，力求在理論密切聯繫實際的取向上，深刻反思近幾十年歐美主流經濟理論框架，踐行“求真務實融匯古今，開放包容貫通中西，努力打造與未來中國經濟地位相適應的一流智庫”的指導思想，積極研讨構建中國的“新供給經濟學”理論。
　　研究小組明確提出，中國改革開放35年的成功實踐需要系統地給予“中國式創新的經濟學解釋”，未來“中國夢”的實現需要高度重視構建創新型的經濟理論支撐；更多註重供給端、基於生產力和競爭力的以改革為核心的“中國新供給經濟學”框架，是實踐基础上的理論創新,可以適應於、服務於這種現實需要，支援“中國夢”願景的實現，同時也可以為全球經濟發展，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提供有益的思想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