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需要構建和發展以改革為核心的新供給經濟學（2）

　　二、以需求管理為核心的凱恩斯主義與貨幣刺激實踐在歐洲和日本：教訓多於經驗；德國有亮點

　　把當前的歐洲債務危機和長期低迷的日本經濟前置的“長期引致期”放在一起全面來看，也說明我們在檢讨新自由主義的偏頗的同時，亦十分需要認真吸取傳統凱恩斯主義的教訓。格林斯潘在1966年寫的《黃金與經濟自由》一文中對“大蕭條”有過這樣的解釋：當商業活動發生輕度震盪時，美聯儲印制更多的票據儲備，以防任何可能出現的銀行儲備短缺問題。美聯儲雖然獲得了勝利，但在此過程中，它幾乎摧毀了整個世界經濟，美聯儲在經濟體制中所創造的過量信用被股票市場吸收，從而刺激了投資行為，並產生了一次荒謬的繁榮。美聯儲曾試圖吸收那些多餘的儲備，希望最終成功地壓制投資所帶來的繁榮，但太遲了，投機所帶來的不平衡極大地抑制了美聯儲的緊縮嘗試，並最終導致商業信心的喪失。結果，美國經濟崩潰了！——其實，格林斯潘對“大蕭條”的解釋，就是奧地利學派的觀點。雖然沒有指出準確的時間，但米塞斯和哈耶克確實預測到了“大蕭條”的到來。政府失靈要比市場失靈更可怕。在此意義上，我們應該永遠銘記朱格拉醫生的名言：“蕭條的唯一原因是繁榮！”

　　但也必須遺憾地指出，無論是格林斯潘本人，還是歐洲、日本的決策者，在另一方面即在單一需求侧視野之內放任市場力量上，其實也犯有不容忽視的錯誤。美國基於市場環境超寬鬆考慮而引出的畸高金融槓桿率，導致了世界金融危機，自不必贅言。在歐洲，當人們慶祝歐元及其貨幣聯盟誕生之後，過於沉浸在歐洲一體化的夢想之中，更多的是要享受統一貨幣帶來的好處，而對於需匹配的財政聯盟，即維持歐元穩定性與可持續性必不可少的控制財政赤字的有效制度安排，則漫不經心。作為歐元區支柱的德國和法國兩個“帶頭大哥”在2002—2005年財政赤字占GDP比重已均突破了3%。雖然經過調整兩國財政情況有些好轉，但對於突破限制的行為卻沒有任何懲罰性的措施，其他小國情況更甚。更為惡劣的是，很多南歐國家只是一心要享受統一的歐元所帶來的低利率的好處，任意擴大政府福利開支和放任市場調節來尋求執政者任期內的“得分”。作為經濟發展相對落後的希臘，為了盡快達到加入歐元區的標準，甚至通過投資銀行的說明利用金融手段對國家的資產負債表進行“作假”的包裝，使得希臘得以在2001年順利加入歐元區，這一伎倆直至新政府上台發現並在全球金融危機的沖擊到來再也無法隐瞞的情況下，才被公之於衆。而且，希臘長期以來消費過多，社會福利負擔過重，財政赤字長期無法實現“馬約”的要求，終於出現了當下四面楚歌的危險境況。

　　日本的教訓更深刻。在面對20世紀60、70年代大規模順差和升值壓力時，日本本應主動進行政策調整。但是，按照日本中央銀行前副行長緒方四十郎的話說，當時日本“社會心態膨脹，對日本經濟過於自信，尤其是國家領導人的心理膨脹，政策決策者們開始變得傲慢，聽不進外面的意見，本該主動從自己的角度早做政策調整，但調整的嚴重延遲，最終導致日本當時無力應付國內市場運行和國際政治的雙重壓力，最終做出了被動性調整。而那之後，我們其他的經濟政策調整（如緊縮貨幣政策），實際上仍然是一個個地被耽誤”。這里，需要澄清的一個誤解是，國內對日本“失去二十年”的解讀，往往歸咎於廣場協議的日圓被迫升值，但這在國際和日本國內並非主流認識。日圓升值至多只是其中因素之一，並不是最重要的因素，極度寬鬆的貨幣政策和資產泡沫才是症結所在。長期在日本財務省任職的現任亞洲開發銀行行長黑田東彥就是這一觀點的代表。特別是，日本社會特有的終身雇佣制度及政策救助企業的強烈傾向，再加上日本自1999年以來長達十多年的幾乎零利率政策，最終只是造成了佔據大量資源的僵屍企業，嚴重缺乏“創造性破壞”，而這正是熊彼特企業家理論和經濟週期理論的基础。

　　與日本相比較，德國經驗值得借鑒。同樣是廣場協議後，德國馬克大幅升值36%，但德國並沒有開展大規模刺激政策。時任聯邦德國經濟發展專家委員會主席的施奈德教授在解釋當時政策的出發點時指出，對於解決失業問題，凱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可以在短期內奏效，但是無法在長期中根本性地解決問題。增加就業要靠投資，但利率下降只是暫時性、一次性減少了企業的投資成本，而企業投資是一種長期行為，最終將取決於利潤率情況。因此，政府應該採取措施，改善企業盈利的環境，而不是一味地對經濟直接進行刺激。1982年至1987年，德國財政赤字占GDP比重，由3.3%遞減到了0.4%的水平。在稅收政策方面，對企業和個人大幅減稅；在財政支出方面也通過減少補貼等手段削減開支。這些是在約束政府作用方面的理性的、機制性的調整。另一方面，政府又確實有所作為：在削減財政收支的同時，註重對經濟結構的調整，用財政補貼資助投資週期長、風險大的一些生產行業；積極支援企業的研發，並向勞動者提供各種培訓及其他形式的說明，從而提高勞動者的素質。如果不考慮兩德統一的影響，廣場協議後的德國經濟一直保持了2%左右的溫和增長。至今，德國成為表現穩定且有可持續性的經濟體，在金融危機沖擊下仍無大患，也因而成為了維系歐元區不解體的決定性力量。

　　三、中國供給管理應以推動機制創新為切入點，以結構優化為侧重點

　　其實中國特色的新供給管理在過去30多年已在客觀的孕育過程之中，主要內源於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而尋求現代化的歷史命題。回顧歷史不難發現，我國改革不斷深化的進程正是“摸著石頭過河”與階段性推進的“頂層設計”相結合的過程。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進程中召開過三次意義重大的“三中全會”：1984年10月召開的十二屆三中全會作出《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闡明了經濟體制改革的大方向、性質、任務和各項基本方針政策，富有遠見地斷言，“改革是為了建立充滿生機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並指出，“為了從根本上改變束縛生產力發展的經濟體制，必須認真總結我國的歷史經驗，認真研究我國經濟的實際狀況和發展要求，同時必須吸收和借鑒當今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一切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管理方法。中央認為，按照黨歷來要求的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原則，按照正確對待外國經驗的原則，進一步解放思想，走自己的路，建立起具有中國特色的、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這就是我們這次改革的基本任務”；1993年11月召開的十四屆三中全會作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決定》，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總體思路，利用有利的國際環境來加快國內的改革發展，是當時強調“戰略機遇”的主要著眼點。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在加快內部經濟改革的同時，努力融入國際社會和世界經濟，逐步建立一整套基本市場經濟制度，也為此後十多年的經濟高速增長提供了良好的制度條件，其間2003年10月召開的十六屆三中全會作出《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幹問題的決定》，是進一步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綱領性文件，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奠定了堅實基础。但也需要強調指出，近些年中國經濟、社會伴隨著“黃金發展”而來的“矛盾凸顯”，已使漸進改革路徑依賴下制度供給的所謂“後發劣勢”有所暴露，改革進入深水期和既得利益阻礙明顯的膠著期，亦成為難度明顯加大而又時不我待的改革攻堅期。

　　在以轉軌為主題的中國式供給經濟學中，必然需要有精細化的思考。前已述及，在中國改革開放的經濟實踐中，20世紀80年代以後，就先後有一些學者在擴展的意義上讨論“供給管理”，這一視角下所讨論的重點，是強調在供給角度實施結構優化、增加有效供給以及以制度供給創新銜接中長期目標的宏觀調控創新。所體現的從理論層面到實踐層面的“中國特色”其來有自。

　　應當看到，在我國經濟體制轉軌已有長足進步的同時，漸進改革的難度也已明顯上升，尚有不少深層次問題有待通過經濟理論上的明晰而達成共識，以進一步深化改革來解決。在目前階段，一系列的“兩難”和“多難”式問題，以及結構優化、方式轉變已被多年重視而又遲遲沒有取得突破性進展等問題，固然有客觀原因，但在缺乏理論指導方面的因素不容回避。沒有一個以改革為核心的充分註重於供給方面的經濟理論來指導改革，就難以達成清晰、理性的配套推進思路，並凝聚社會共識。攻堅克難的實質性改革能否得到真正推進，將決定中國現代化事業的命運。

本文摘自《經濟學理論的中國創新》

　　近現代100多年來，埋藏在中國經濟學家們心中始終不泯的願望,就是要構建、創造出中國人自己應運而成的現代經濟學。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歷代中國經濟學人薪火相傳，砥砺前行，不懈奮鬥，待成大願。2011年初以來，來自財政部、發改委、人民銀行、國家開發銀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清華大學、重陽投資等機構的十餘位人士，滿懷當代經濟學人的強烈責任感，在前人基础?和經濟學界諸多前輩和同行鼓勵下，面對改革開放新階段“黃金發展”與“矛盾凸顯”交織而成的現實挑戰，組成了“中國新供給經濟學研究小組”，會同陸續加入的數十位特邀研究人員，力求在理論密切聯繫實際的取向上，深刻反思近幾十年歐美主流經濟理論框架，踐行“求真務實融匯古今，開放包容貫通中西，努力打造與未來中國經濟地位相適應的一流智庫”的指導思想，積極研讨構建中國的“新供給經濟學”理論。
　　研究小組明確提出，中國改革開放35年的成功實踐需要系統地給予“中國式創新的經濟學解釋”，未來“中國夢”的實現需要高度重視構建創新型的經濟理論支撐；更多註重供給端、基於生產力和競爭力的以改革為核心的“中國新供給經濟學”框架，是實踐基础上的理論創新,可以適應於、服務於這種現實需要，支援“中國夢”願景的實現，同時也可以為全球經濟發展，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提供有益的思想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