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需要構建和發展以改革為核心的新供給經濟學（1）

　　引言

　　中國在應對世界金融危機中的表現和經濟率先回升的成績，引起全世界註目，而關於中國特色的經濟社會發展道路的思考，以及深入研究全面深化體制改革的頂層設計與總體規劃的現實要求，也成為思想界的熱點。20世紀至今波瀾壯闊的中國發展實踐，帶給我們豐富的啟示和一系列亟應正視的經濟學研究課題。我們認為，從宏觀經濟“需求管理”的局限性與“供給管理”的必要性引發的相關認識，具有不可忽視的理論內涵和重大現實意義。本文聚焦於這一需深入研讨的“供給管理”思路。

　　過去三十多年，中國經濟實現了年均近10%的高速增長，經濟規模在世界各國當中的排名由第十位上升到第二位，占全球經濟總量的比重由1.7%上升至10.5%，2011年人均GDP達到5416美元（按購買力平價PPP計算達8386.7國際元），列世界第90位，約為世界均值的一半根據IMF“世界經濟展望”資料庫（WEO Database 2012年10月版本）數據計算而得。。此種巨大規模經濟體的長期高速增長，在人類經濟史上罕見，堪稱中國奇迹。這一成就的取得，主要是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本路線指導下，中國在總供給管理角度（制度供給和結構調整）開創性地實現了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變革，極大地釋放了供給潛力，同時也較有效地對總需求進行了管理。但是我國未來10至30年的發展將面臨來自內部和外部兩方面的減速壓力，經濟可持續快速發展的難度顯著加大。從內部因素看，高速增長是後發經濟體在特定追趕時期的一種增長形態，隨著與前沿國家技術差距和其他相關要素、機制差別的縮小，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將規律性地向成熟經濟體的水平逐步收斂。這種意義上的收斂雖然將橫跨較長時期，但增長速度由峰值水平轉折性地回落，很可能已經開始（劉世錦等，2011）。從外部因素看，自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爆發以來，盡管美國、歐洲、日本等經濟體採取了以寬鬆貨幣政策為核心的宏觀經濟政策，歷經五年雖然在局部及個別時段有一些積極信號，但總體形勢依然複雜嚴峻，一方面表明歐美近幾十年的主流經濟學派專注於從需求端入手調控經濟的思路已面臨步入窮途的窘境，需要深入反思，另一方面也表明我國以歐美日的需求帶動出口，進而帶動經濟順利增長的模式，在可預見的未來將不可持續。

　　增長速度回落時期既有嚴峻挑戰和風險，也蘊藏著重大的機遇。一方面，倘若不能正確認識潛在增長率的應有水平而一味通過政策刺激追求經濟高速增長，則很可能重蹈日本泡沫經濟的覆轍，導致經濟大起大落，特別是這一過程還可能與矛盾凸顯期的“中等收入陷阱”式風險疊加。另一方面，更要看到這個時期，尤其是未來十年，中國所面臨的重大歷史機遇仍與供給方面的特殊國情、特定轉軌、特色化結構變遷有關，即以生產關係的自我調整繼續解放生產力，以體制改革促進結構優化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中，充分釋放制度供給潛力，進一步激發全體社會成員參與發展進程的活力，在中等收入階段培育起以創新為主的持續增長動力，繼續促進全要素生產率穩步而持續地提升。以改革為核心帶動中國經濟總供給的質量上升，同時促進總供需平衡，建設一個較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將為中國經濟持續、長期的繁榮和發展及現代化戰略目標的實現奠定基础。

　　面對未來的挑戰，中共十八大報告提出：“深化改革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關鍵。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必須更加尊重市場規律，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中國應按照黨的十八大在凝聚社會共識基础上作出的部署，以改革統領全局。2012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堅定不移擴大開放。要深入研究全面深化體制改革的頂層設計和總體規劃，明確提出改革總體方案、路線圖、時間表。

　　沒有洞悉規律、“對症下藥”的經濟理論作指導，就不能保證正確的改革路徑。改革是人心所向，但怎樣改革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源於較充分的理論準備。為此，我們認為中國應該按照鄧小平“發展是硬道理”的核心思想，在“科學發展”中以改革統領全局，構建促進“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促進總供需平衡和結構優化、促進增長方式轉變的“新供給經濟學”，並作為貫彻落實黨的十八大提出的戰略部署，指導中國未來可持續發展的核心經濟理論框架。

　　在當前全球應對經濟危機對策乏善可陳（歐美日主要依靠寬鬆貨幣政策促進經濟發展但成效不明顯）的情況下，“新供給經濟學”著重從供給侧發展實體經濟、促進就業的核心理念和政策取向，不僅對中國有重要意義，對促進亞非拉發展和歐美走出危機也有積極意義。歐美等國可以考慮適應全球經濟一體化以後形成的新的國際經濟格局，通過加快經濟體制改革構建有效提升國際競爭力的新型經濟體制機制，進而發展實體經濟來擴大就業、增加需求，而不能再寄希望於回避實施必要的改革而僅依賴於無限期的量化寬鬆貨幣政策。

　　一、西方經濟學和傳統供給學派的核心觀點及運用成效

　　（一）經濟學和傳統供給學派的核心觀點與點評

　　簡言之，西方古典經濟學和新古典經濟學認為，在既定技術條件和價格具有充分彈性的情形下，長期總供給曲線是垂直的，政府不要試圖干預經濟，因為那除了會帶來通貨膨脹之外，於經濟產出毫無益處；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則認為長期總供給曲線是傾斜的，價格調整是黏性的，即客觀存在經濟運行狀態“可塑性”的政策空間，當經濟衰退時政府應該干預經濟。古典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和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最根本的共同失誤是“假設”了供給環境，強調需求而忽視供給，沒有足夠地意識到生產力革命帶來的人類社會總供給方面的根本性變化。事實上，人類從茹毛飲血時代發展到今天，隨著科技革命產生巨大的生產力飛躍，創造了上一時代難以想象的供給能力，然而這些原來讓人難以想象的供給，並沒有充分滿足人類的需求，原因是在於人類作為一個適應環境進化的物種來說，其需求是無限的。正因為如此，現實地推動人類社會不斷發展的過程，雖然離不開消費需求的動力源，但更為主要的支撐因素從長期考察卻不是需求，而是有效供給對於需求的回應與引導。在更綜合、更本質的層面上講，經濟發展的停滯其實不是需求不足，而是供給（包括生產要素供給和制度供給）不足引起的。在其中一般而言，要素供給（如生產資料、勞動力、技術供給等）是經濟層面的，與千千萬萬的微觀主體相關聯；而制度是政治社會文化層面的，直接與社會管理的主體相關聯。馬克思曾指出：“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將從這種社會生產組織開始，在這個新的歷史時期中，人們自身以及他們的活動的一切方面，包括自然科學在內，都將突飛猛進，使以往的一切都大大地相形見绌。”《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科學技術》，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62頁。人類的長期發展過程正是因為不確定性的科技創新產生一次次科技革命，帶來一次又一次生產力的提升，也進而推動制度安排的一輪又一輪改革和優化，使總供給能力一次次大幅度提升，促進並保持了經濟的長期發展和趨於繁榮。人類的供給能力現實地決定著人類的發展水平，也正是因為這種原因，我們可劃分人類社會的不同發展時代：狩獵時代、農業時代、工業時代、信息技術時代，以後隨著生物技術的不斷飛躍，我們可能會迎來生物技術時代。與之相呼應，人類社會經濟形態與制度框架上經歷了自然經濟、半自然經濟、自由市場經濟、壟斷市場經濟和“混合經濟”的各種形態，包括我國這個世界上最大發展中經濟體正在開拓與建設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二戰”後傳統凱恩斯主義曾佔據經濟學的統治地位，西方國家普遍依據這一理論框架制定政策，對經濟進行需求管理，並取得了顯著效果。但是在追求經濟增長等導向下，凱恩斯主義在實施中一味侧重擴大需求，卻終於導致了20世紀70年代西方國家出現失業與物價持續上漲並存的“滞脹”局面。較為典型的情況是美國經濟持續出現通脹和失業率同步逐年遞增，1980年，即里根上台前，美國通脹率達到13.5%，GDP實際增速則為-0.3%。一些經濟學者在這種背景下紛紛向凱恩斯主義提出挑戰，研究替代的理論和政策。供給學派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興起，並在里根總統任期內得以付諸實踐。

　　供給學派強調的所謂“供給管理”，與經濟學理論框架中的“需求管理”合乎邏輯地形成一對概念，後者強調的是從需求角度實施擴張或收縮的宏觀調控，已為一般人們所熟知，而前者則不然。在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管理”概念大行其道幾十年之後，在20世紀80年代，“里根經濟學”時期有過一段“供給學派”引人註目的實踐經歷，其所依託的是並不太成體系的供給經濟學（Supply-side Economics），也並非是強調政府在有效供給形成和結構優化方面的能動作用，而是強調稅收中性和減稅等“減少干預”、使經濟自身增加供給的原則。

　　供給學派針對傳統凱恩斯主義需求管理，复活了古典的薩伊定律，即“生產自創需求”——誰也不為生產而生產，目的是消費。生產、分配、交換只是手段。正如李嘉圖所言，“任何人從事生產都是為了消費或銷售；銷售則是為了購買對他直接有用或是有益於未來生產的某種其他商品。所以一個人從事生產時，他要不是成為自己商品的消費者，就必然會成為他人商品的購買者和消費者”李嘉圖：《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商務印書館，1962年版。。因此，從這一角度審視經濟運行機制，問題並不在於需求方面，而是在於政策錯誤等導致供給出現了問題。供給學派力主加強市場經濟作用，反對政府干預。在我國市場發育的實際情況制約和經濟追趕（即實施“三步走”現代化趕超戰略）的客觀需要之下，解讀和借鑒供給學派的主張，還應該進一步強調一點，即有必要再加上政府以經濟手段為主在合理的政策選擇空間內有意優化供給引導政策、結構優化政策而避免行政干預失誤。政府的經濟政策體現為對經濟主體經營活動的刺激或抑制因素，其中財政政策在結構導向上最為重要，同時操作工具、操作方式的合理性亦成為關鍵，因此應該通過減稅刺激投資，增加供給，重視人力資本投資，並以支出的重點安排來引導經濟結構優化，並掌握好社會福利提升的“度”，以及必要的再分配優化機制。

　　（二）供給學派的影響與點評

　　雖然供給學派具有強烈的政策含義，但並未形成一個完整的理論體系。就其政策主張背後的理論而言，實際上是秉承了源自“看不見的手”為資源配置核心與決定性機制的自由主義傳統。盡管1776年《國富論》發表後亞當·斯密的智慧已深植於經濟學人理念中，但隨著19世紀後期意識形態方面社會主義思潮的湧現、德國歷史學派的出現，特別是 “大蕭條”後“凱恩斯革命”與凱恩斯主義政策流派的興起，在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無論在發達國家、計劃經濟國家還是廣大發展中國家，政府參與經濟活動的程度達到了空前程度。隨著20世紀70年代後期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陷入“滞脹”、發展中國家“結構主義”和進口替代戰略的失敗以及計劃經濟國家的發展長期僵化停滯，包括供給學派、貨幣主義、理性預期學派在內的新自由主義才再次使“看不見的手”較充分地成為思想和政策的主流。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前後，除受供給學派影響的里根經濟學外，以貨幣主義為指導的英國撒切爾政府和奉行新自由主義的德國科爾政府，共同創造了20世紀80年代以來發達國家經濟發展的又一個較輝煌時期。然而，螺旋式“否定之否定”的軌迹在“百年一遇”的世界金融危機後再現：危機局面下“國家干預”具有無可辯驳的必要性，使凱恩斯主義的國家干預和馬克思主義的制度批判思路再次成為思想界的熱點或侧重點。

　　西方不論是凱恩斯主義獨領風騷，還是貨幣主義大行其道，爭論如何“激烈”，在註重總量調控而忽略以政府為主體的供給侧結構調控上，都是一致的。尤其是曾經盛行的“華盛頓共識”，體現的是只註重需求管理的思路，因為其大邏輯是市場平衡與結構問題可全由市場自發解決，所以政府調控近乎於無必要， “區別對待”更是可以完全忽略不提。但此次金融危機一來，美國調控當局卻實實在在地運用起區別對待的“供給管理”手段，如對若幹大型金融機構與企業的“救”與“不救”的區別性選擇（對雷曼兄弟公司這個150餘年的老店，就是不救，但對於“兩房”、“花旗”，卻一定要救，以及對 “通用”為代表的汽車行業的直接註資與救助）。在外貿上，更是“區別對待”得於結構上锱铢必較、毫不含糊了。應當說，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框架與其實踐仍是缺乏對稱性的，在基本邏輯貫通方面的“不週延”缺陷，其實是顯而易見的，中國經濟學的發展創新中，對此當然不可不察。20世紀80年代以後，已先後有一些中國學者在擴展的意義上讨論“供給管理”，侧重於讨論因政府而使總供給發生變化的機制中更多樣化的政府作為，並特別註重與政府產業政策等相關聯的結構優化，強調在供給角度實施結構優化、增加有效供給的宏觀調控與制度建設（賈康，2011）。可以說，這開始體現的已是理論層面的一種“中國特色”。

　　至於西方研究者對於“華盛頓共識”的理論支撐——新自由主義，也有積極的反思。如倫敦市前副市長約翰·羅斯義指出：“新自由主義是錯誤的經濟政策，因為它從根本上拒絕遵循從實際出發的科學規則，用中國話來說就是——它拒絕‘實事求是’。新自由主義創建了一種根本不存在的經濟模式。他們設想了所謂的‘完全競爭’的企業組成的經濟體，在這個經濟體中，價格可以自由上下浮動、投資只占經濟總量的很小比例。而現實的經濟卻根本不是這樣。銀行業‘大而不倒’，汽車、航空、計算機、金融以及醫藥——都不是依照‘完全競爭’模式運行的，而是壟斷或者寡頭。”《國際金融報》， 2012年12月24日，第2版。中國學者固然可以從新自由主義的思想與學術成果中獲得營養和啟示，但上述直率與尖銳的批評所針對的新自由主義陷入“完全競爭”理論假設而不能在“理論聯繫實際”時有效矯正還原的弊端，卻更值得我們在讨論經濟發展問題尤其是中國問題時充分重視。本文所持的新供給分析視角，一個重要的理論前提就是把“非完全競爭”及其應引入的政府行為作為始發命題。

　　（三）美國供給學派得失

　　可認為供給學派的政策主張較有效地解決了美國的滞脹問題。在里根上台之前的美聯儲主席保羅·沃爾克曾用鐵腕頂住壓力把名義利率提高到20%以上，力求把通脹打下來。這是典型的需求管理手段。對於滞脹中的“脹”來說，這一招當然還是發揮了一些作用的，但對“滞”的解決卻毫無貢獻，故在歷史上難獲高度評價。1981年，新上台的里根總統提出的“經濟复興計劃”開頭就聲明，他的計劃與過去美國政府以需求學派為指導思想的政策相決裂，改以供給學派理論為依據，採取了大幅度減稅和削減社會福利等措施以刺激經濟增長和減少政府干預及赤字壓力。里根執政期間，主導了兩次重要的減稅措施的制定和實施（1981年和1986年）。在美國處於高通脹、高利率的不利形勢下，里根經濟政策有效地平抑了通脹，並且保持赤字處於可控制的水平。即使在里根卸任總統之後，人們依然看到里根經濟政策對美國經濟和國民活力的恢復與提升的影響。從1982年12月起，美國經濟逐漸走出衰退，經濟复蘇勢頭比戰後歷次經濟复蘇都強勁有力。至1988年5月，美國經濟持續增長65個月，成為戰後和平時期經濟增長持續時間最長的一次。通脹率也由最初上任時的13.5%下降為不到5%。美國GDP占世界的比重也由1980年的23%上升到1986年的25.2%。並且，這一時期亦成為1990年代以矽谷為代表的“新經濟”技術革命的孕育期。

　　但里根的經濟政策也帶來了一些明顯的負面影響。與前蘇聯的軍備競賽和大力推行的減稅計劃，使得里根執政時期累計財政赤字高達13382億美元，比此前的歷屆美國總統所累積的財政赤字總額還要多。這嚴重影響了美國政府財政的可持續性，在一定程度上終歸於拖累美國經濟的持續發展，也給後任者留下了包袱。直至克林頓總統，還在指責里根的政策是“不計後果”。2000年前後，美國供給學派一度表現得近乎“銷聲匿迹”。

　　另外，由於1980年代以來世界經濟出現長期的“大緩和”，金融市場的發展和貨幣政策有效性的提高，發達國家財政政策作為宏觀經濟調節工具的重要性大大降低。特別是很多國家由於社會福利開支過大，進一步擠壓了逆週期的財政政策的操作空間。“華盛頓共識”及其所鼓勵的新自由主義取向在若幹年內順風順水，然而，新自由主義減少監管干預的主張也過了頭，並最終出現全球金融危機。目前，很多政府都意識到應適當調低其目標債務水平，以便經濟出現大的波動時，政府能夠有充足的“財政空間”，以提高具有“自動平衡器”功能和“主動穩定器”效應的財政政策作用。

本文摘自《經濟學理論的中國創新》

　　近現代100多年來，埋藏在中國經濟學家們心中始終不泯的願望,就是要構建、創造出中國人自己應運而成的現代經濟學。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歷代中國經濟學人薪火相傳，砥砺前行，不懈奮鬥，待成大願。2011年初以來，來自財政部、發改委、人民銀行、國家開發銀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清華大學、重陽投資等機構的十餘位人士，滿懷當代經濟學人的強烈責任感，在前人基础?和經濟學界諸多前輩和同行鼓勵下，面對改革開放新階段“黃金發展”與“矛盾凸顯”交織而成的現實挑戰，組成了“中國新供給經濟學研究小組”，會同陸續加入的數十位特邀研究人員，力求在理論密切聯繫實際的取向上，深刻反思近幾十年歐美主流經濟理論框架，踐行“求真務實融匯古今，開放包容貫通中西，努力打造與未來中國經濟地位相適應的一流智庫”的指導思想，積極研讨構建中國的“新供給經濟學”理論。
　　研究小組明確提出，中國改革開放35年的成功實踐需要系統地給予“中國式創新的經濟學解釋”，未來“中國夢”的實現需要高度重視構建創新型的經濟理論支撐；更多註重供給端、基於生產力和競爭力的以改革為核心的“中國新供給經濟學”框架，是實踐基础上的理論創新,可以適應於、服務於這種現實需要，支援“中國夢”願景的實現，同時也可以為全球經濟發展，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提供有益的思想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