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 “新供給經濟學”有破有立的創新訴求

　　作者賈康系全國政協委員、政協經濟委員會委員、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中國新供給經濟學研究小組成員。本文系在【構建“新供給”理論推動改革新十年】研讨會上的主題發言，2013年3月2日，北京。本文載於：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財政研究簡報》，2013年第14期（總第393期），2013年3月11日。

　　我想簡要地勾畫一下：我們現在具體表述的“以改革為核心的‘新供給’經濟學”，從我們自己的理解看，即特別強調了什麼。已經有的文獻，有《財經》《第一財經日報》上的濃縮和重點報道，階段性研究成果的全文則已發表在《財政研究》2013年第1期。

　　我們作為研究者，力求在理論聯繫實際取向上有所作為地形成對主流經濟學理論框架的反思，和對於實現“中國夢”歷史目標的理論創新支撐。我們的用意，應該講具有強烈的“文章合為時而作”、密切聯繫實際、對於實踐提出的客觀需要做出回應的訴求。我們認為理論研究工作者要通過自己深入研究所形成的分析認識來服務和指引實踐。在研究工作中間，我們形成了如下這樣一種框架性認識：需要對已有的經濟學成果有破有立。

　　如果說研究中具有對已有認識的“破”，我們想首先提到的是，在世界金融危機和中國改革開放的現實生活經驗層面考察，經濟學理論迄今已取得的基本成果是需要反思的，國內外很多人士，包括西方非常有影響的一些經濟學者，也都有類似的評價。金融危機沖擊之下，在一線承擔決策責任的一些領袖人物發出了這樣的疑問：為什麼沒有經濟學家稍微清晰一點地對我們做出預警？而經濟學家自己的群體裡面也有這樣具體的看法，即人類社會在金融危機的沖擊之後，我們十分需要對經濟學有所創新和發展。

　　這個反思中，首先要看到我們現在經濟學理論的不足，即反思後應提出的“破”的內容要點。我們想比較直率地指出：主流經濟學的認知框架其實是不對稱的。古典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和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可說存在著一種共同失誤——雖然他們各自強調了不同的角度，都有很重大的貢獻，但是共同失誤確是不容回避的——就是他們在理論框架里假設了供給環境，然後更為強調的只是需求端、需求侧的深入分析和在這方面形成的政策主張，他們都存在著忽視供給端和供給侧的共同問題。

　　在最近若幹年有莫大影響的“華盛頓共識”，理論框架上是以“完全競爭”為認知的假設條件，但是回到現實即聯繫實際的時候，並沒有有效地矯正還原，實際上拒絕了在供給侧作深入分析，在這樣一個重要領域存在明顯不足。我們現在必須特別認識和分析的現今世界上經濟體成功的代表、世界頭號強國美國，在前幾十年的經濟實踐里，實際上在應對滞脹的現實需要和壓力之下，在供給侧的認知上是有貢獻的，就是出現了大家都註意到的供給學派。它的政策創新貢獻在實際生活里產生了非常明顯的正面效應，但它的理論系統性應該說還是有明顯的不足。學術界也有這樣的說法：雖然他們的政策主張在“里根經濟學”的概念之下有一系列的正面效應，但是他們的理論不夠系統。可以說，他們的主張還是長於“華盛頓共識”框架之下、在分散市場主體層面怎麼樣能夠激發供給的潛力和活力，但是弱於結構分析、制度供給分析和政府作為方面——因為他們不像另外一些經濟體，比如中國，有這樣不能回避的、解決轉軌問題的客觀需要，他們在這方面的重視程度也自然而然就上不去。

　　我們還可以比較直率地評價一下西方代表經濟學主流的教科書——在政治經濟學這個概念下，以後發展到經濟學或者理論經濟學這套表述——它現在仍然存在和實踐有“言行不一”的問題這樣一種缺點。美國等發達市場經濟在應對危機的實踐中間，實際上是跳出經濟教科書來實行了一系列區別對待的結構對策和供給手段的操作，這是在經濟學教科書裡面他們自己也找不出清楚依據的，但是在運行中間卻往往得到了特別的倚重與強調。比如，在應對此次金融危機真正解決問題的一些關鍵點上，是教科書從來沒有認識和分析過的、區別對待的政府註資，美國調控當局一開始對雷曼兄弟公司在斟酌“救還是不救”，之後對這家150多年的老店就任它垮台，在這樣的一個處理後又總結經驗，再後來對從“兩房”一直到實體經濟層面的通用公司，就施以援手，大量資金對特定主體的選擇式註入，在經濟學的認識框架裡面是一種典型的政府區別對待的供給操作。

　　在經濟發展的產業政策方面，其實美國是可圈可點的，從克林頓主政時期的信息高速公路，到最近奧巴馬國情咨文所提到的從油頁岩革命到3D打印機、到制造業重回美國、到區別化新移民和新興經濟等一系列的亮點和重點，都不是對應於教科書的框架，而是很明顯地對應於現實重大問題，在供給端有它自己的特色。我回想到多少年以前，中國曾經?行大家都看的《亞柯卡自傳》，當時就註意到最後亞柯卡畫龍點睛的那句話是說“重振美國之路，就在於產業政策”（當年那個中文版翻譯成“工業政策”，實際上就是英文的 Industrial Policy，更準確地翻譯是“產業政策”）。這個“產業政策”也是一種從供給角度、從供給端有區別才形成現有政策的這樣一種調節工具。而在需求侧他們特別強化的“量化寬鬆”，現在已經引起一系列的反思與警覺。

　　這些都說明，以關註、強調、深入認識供給侧這樣一種更對稱性的理論框架來支援實踐方面的優化配置資源的操作或者調控，是我們必須特別重視的問題。

　　反思之後，我們還強調，能不能結合中國的現實需要和以更開闊的、要對經濟學理論創新爭取有所貢獻的這樣一個視野，考慮我們能夠“立”的東西。第一，我們特別強調的是經濟學基本框架需要強化供給侧的分析和認知，這樣一個始發命題需要更加鮮明地擺出來，作為認識的一個必要環節。第二，我們強調正視現實強化針對性。比如“非完全競爭”，可以作為深入研究的始發前提確立起來，因為這是資源配置的真實環境，過去經濟學所假設的完全競爭環境有大量理論方面的啟示，但它畢竟是一種模型。我們現在讨論問題可以把始發命題直接放在非完全競爭這樣一個我們認為可以更好反映資源配置真實環境的基點上，來擴展模型和洞悉現實。第三，我們認為市場、政府應是各有作為，這也是優化資源配置的客觀要求。這里邊無非是如實地讨論不同的主體——最主要是市場和政府，其實還有第三部門的主體，它們在優化資源配置裡面可以和應該如何互動。

　　在基础理論方面，我們強調：應該以創新意識來明確地指出人類社會不斷發展的主要支撐因素，從長期考察可以認為是有效供給對於需求的回應和引導，供給能力在不同階段上的決定性特徵形成了人類社會不同發展時代的劃分。需求在這方面的原生意義是不可回避的——人有需求才有動力、才要去追求各種各樣的可用資源——但是在經濟學角度上，對於有效供給對需求引導方面的作用過去認識不足。我們想從供給能力在不同階段上的決定特徵這樣一個視角，如實地強調不同發展時代的劃分和供給能力以及與供給能力形成相關的制度供給問題，這有極其值得重視、值得我們進一步分析認識的意義。特別是解決中國和發展中國家怎麼樣完成轉軌和可持續發展方面，也包括已經到了比較發達水平的先進經濟體，他們怎麼樣在應對世界經濟危機沖擊的情況下，更好地把理論服務於現實的需要。

　　我們還強調制度供給應該充分地引入供給侧分析而形成有機聯繫的一個認知體系，就是物的和人的這兩個視角都在供給端，應該打通在一起。各種要素的供給問題和制度供給問題應該是一個體系。通過這樣的“立”來回應轉軌經濟和中國現實的需求，就是我們在理論的建樹和理論聯繫實際的認知中，必須更加註重理性的供給管理。我們在中國要解決充滿挑戰的現代化達標歷史任務的視角上，強調以推動制度和機制創新為切入點、以結構優化為侧重點。當然，這些並不意味著我們就可以忽視需求方面的認識——需求方面的認識在已有的經濟學理論成果裡面已經相對充分，我們希望在供給這方面更豐富地、更有針對性地把認識的對稱性提高。

　　落到現實中間，合乎邏輯地我們必然會特別強調要以改革為核心，在供給侧入手推動新一輪制度變革創新。這是有效緩解滞脹式的、中等收入陷阱式的、塔西佗陷阱式的風險、實現中國迫切需要的方式轉變的，可持續健康發展追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的“關鍵一招”、李克強同志所說的“最大紅利所在”。我們的研究意圖和可能的貢獻是希望最後落到大家都有明確意識的、中國迫在眉睫的“十八大之後新一輪改革能不能實質性推進”這一問題上面。

　　上述這些基本認識後面，意在以新供給經濟學理論創新促進中國未來可持續發展而引出的被稱為新供給經濟學探索中間的基本政策主張，是以改革統領全局之下的所謂“八雙”。

　　“雙創”——走創新型國家之路和大力鼓勵支援全民創業與全球化走出去創業；

　　“雙化”——推進“市民化”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和促進產業結構升級優化；

　　“雙減”——加快實施結構性減稅為重點的稅費改革和大幅度地減少行政審批；

　　“雙擴”——在現在的對外開放格局和新的國際競爭局面之下，擴大中國對亞非拉的開放融和，以及適度擴大在增長方面基於質量和效益的投資規模（對於消費的提振當然是比較重要的，已經有了相當一部分的研究成果和明顯的重視程度的提高，但是對於投資這方面的進一步認識，我們認為也是需要強調的，在這里放在“雙擴”這個概念之下）；

　　“雙轉”——盡快實施我國人口政策中放開城鎮體制內“一胎化”管制的轉變，和積極促進國有資產收益和存量向社保與公共服務領域的轉置；

　　“雙進”——在國有、非國有經濟發揮各自優勢協調發展方面，應該是共同進步，應該摒棄那種非此即彼截然互斥的思維；

　　“雙到位”——在政府、市場發揮各自應有作用，雙到位良性互動、互補和合作（這方面我們的一些分析和認識，還擴展到中國勢必要發展起來的第三部門，即志願者組織、公益慈?、非政府組織、非盈利組織，這些概念之下的一些越來越活躍的群體，也應該在社會主體的互動中間有他們的貢獻。我們非常看重國際上現在已高度重視的公私合作伙伴關係（PPP）模式，在這樣的模式之下尋求共贏，應該是最基本的認識視角）；

　　“雙配套”——盡快實施新一輪“價、稅、財”配套改革，和積極推進金融改革與創新的配套改革。

　　非常簡要地說，前面主張的這些“立”，應該是既對應於中國的“特色”和背景，更服務於中國現代化的趕超戰略。當然，在這方面我們群體內部在表述上也有一些不同認識。我個人是把鄧小平所強調的“三步走”理解為一種實質性的趕超戰略。其間前面幾十年主要是追趕式的直觀表現，最後的意圖的實現是確切無疑地指向中華民族能夠實現偉大复興，在落伍二百餘年之後又“後來居上”，就是習總書記所說的“中國夢”。這個“中國夢”不是狹隘民族主義的，是一個民族應該對世界和人類做出更大的貢獻，是文明古國應該通過現代化來加入世界民族之林的第一陣營、在人類發展共贏中間做出自己應有的貢獻。同時我們認為，這樣的一些研究認識，它也是對應於世界經濟危機沖擊之下其他經濟體，包括發達市場經濟怎麼強化和優化供給管理這個概念之下的客觀的、共性的需要。

　　我們希望能夠對經濟學發展和實踐中追求正面效應的深化改革做一些推動和貢獻。相關的爭鳴是難免的和必要的，但在中國現在我們觀察到的讨論中間，還很難避免簡單化貼標簽的傾向。比如說一般的評議中對某個思路和主張很容易被簡單地分類——某些觀點被稱為新自由主義，某些觀點被稱為主張政府干預和主張大政府，有些則被稱為是主張第三條道路。

　　我們自己的傾向是希望能夠超越過去的一些貼標簽式的讨論，侧重點是先少談些主義、多讨論些問題，特別是讨論真問題、有深度的問題，來貫彻對真理的追求。沒有必要在經濟學框架之內，即對經濟規律的認知領域之內，對這些讨論貼意識形態標簽。

　　還有一點，是對於“從實際出發”應該加以進一步的強調。“一切從實際出發”既要充分體察中國的傳統（包括積極的、消極的）；充分體察中國的國情（包括可變的與不可變的）；也要特別重視怎樣回應現實需要——有些認識看到的其實是真實合理的現實需要，但也會有假象的現實需要，即不合理的、虛幻的訴求，我們要通過研究者的中肯、深入分析，把這些理清。首先是從實際出發體察這樣一些中國視角上必須體察的相關各種事物，同時也要註重發展中國家的共性和個性，以及發達國家的經驗和教訓，也包括闡明和堅持我們認為現在已經在認識上可以得到的所謂普世性的共性規律和價值。

　　我們認為，這樣當然在分析中就需要註重供給侧、需求侧、政府、市場、第三部門等全方位的深入考察和互動關係考察，力求客觀、中肯、視野開闊、思想開放。最後，還要說到勇於創新：我們不是為了創新而創新，而是有感而發，為時代而做，抓住認為需要創新的特定領域、對象和視角。我們的一些研究跟其他很多研究者的思維方向也有一致，比如滕泰博士在新供給這方面也有非常明確的概念，其他一些研究者在這些年的研究成果裡面思維方向和一些基本邏輯與我們也有共通之處。我們希望加強和專家學者及各界人士的交流、互動，並聽取不同意見的批評。

　　總之，希望我們能夠站在前人肩膀上，以嚴謹的學術精神，秉持理論密切聯繫並服務實際的原則，追求經濟學研究發揮經世濟民的作用。

本文摘自《經濟學理論的中國創新》

　　近現代100多年來，埋藏在中國經濟學家們心中始終不泯的願望,就是要構建、創造出中國人自己應運而成的現代經濟學。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歷代中國經濟學人薪火相傳，砥砺前行，不懈奮鬥，待成大願。2011年初以來，來自財政部、發改委、人民銀行、國家開發銀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清華大學、重陽投資等機構的十餘位人士，滿懷當代經濟學人的強烈責任感，在前人基础?和經濟學界諸多前輩和同行鼓勵下，面對改革開放新階段“黃金發展”與“矛盾凸顯”交織而成的現實挑戰，組成了“中國新供給經濟學研究小組”，會同陸續加入的數十位特邀研究人員，力求在理論密切聯繫實際的取向上，深刻反思近幾十年歐美主流經濟理論框架，踐行“求真務實融匯古今，開放包容貫通中西，努力打造與未來中國經濟地位相適應的一流智庫”的指導思想，積極研讨構建中國的“新供給經濟學”理論。
　　研究小組明確提出，中國改革開放35年的成功實踐需要系統地給予“中國式創新的經濟學解釋”，未來“中國夢”的實現需要高度重視構建創新型的經濟理論支撐；更多註重供給端、基於生產力和競爭力的以改革為核心的“中國新供給經濟學”框架，是實踐基础上的理論創新,可以適應於、服務於這種現實需要，支援“中國夢”願景的實現，同時也可以為全球經濟發展，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提供有益的思想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