艱巨的任務

　　我們移步洛杉矶法庭，繼續對真相的追尋。在那里，公正和真相未能完美同步。當值法官皮爾森·豪已經80歲高齡，他的堅定和勇敢讓人印象深刻。被告要求密封所有提供給法庭使用的內部文件，至少確保秘密在案件結束時才公開。他同意了這個請求。不過，豪並非企業之友。他處理的首例空難案就花費了八年時間。自此，他也決心大刀闊斧地“改革”，從而縮短斷案時間。

　　這並非事出無因，豪在出生後不久，父親便離開了人世，是收容所將他撫養成人的。因此，豪深知無謂的拖延只會加重對孀婦和兒童的傷害。他給文件的公佈設立了嚴格的時間表，並在兩年的時間裡解決了其他八起大案。他希望通過準許封存的方法，說服公司提早達成和解，免去定性責任的審理之苦。然而，麥道公司、土耳其航空和通用動力公司的康維爾分公司卻拒絕了豪的好意，他們都在互相推卸責任。一場拉鋸戰由此揭開序幕。

　　我能理解法官的目的。只是如此一來，我們的處境尴尬。根據在倫敦達成的協定，報紙對斯圖爾特·斯佩澤、詹姆斯·巴特勒和鲍伯·福萊的協助，建立在信息互通的基础之上。盡管斯佩澤的事務所代表了英國多數的受害家庭，但仍有半數以上的受害家庭分由其他6家事務所代理。豪以委員會的形式將他們組織在了一起。即便在法官裁定前，也並非所有的律師都對《星期日泰晤士報》的參與充滿熱情。原告律師千差萬別，要想把他們擰成一股繩絕非易事。

　　例如，波特在通讀一篇文件時，就曾有原告律師上前奪走了她手中的所有文檔，原因是他對文件的內容持反對意見。這讓艾迪和波特憂心忡忡。

　　事情還遠沒有結束。原告律師發現，他們位於威爾希爾大道的辦公大樓也是被告律師的大本營，只是在不同樓層而已。局面頓時變得緊張起來。這棟大樓也確定為預審聽證的地方。更不要說，作為所有原告律師的總部，傑斐遜、巴特勒和福萊的辦公室記憶體放著數以千計的文件。在另外的房間里，還放有一套允許公共訪問的原始文件。

　　事故的真相，可能就隐藏在這兩個房間的文件中。不過，在事故責任未定性前，真相恐怕不會輕易現身。不可否認，原告律師有義務爭取高額賠償，他們也更願意免受焦慮、拖延和審理花銷之苦。不過，《星期日泰晤士報》還肩負著更廣泛的責任——在不妨礙原告律師的情況下，履行我們的義務。

　　我批準了艾迪和波特著手每份文件的复印工作。隨後，報紙聘用了加州奧蘭治霍氏律師事務所的馬克·霍爾維茨。他是一名美國記者的辯護律師，該記者因為在一篇描寫兇手曼森的文章中透露了訊息來源而身陷困境。

　　馬克建議我們遵循以下原則，如此一來就沒有非法性可言：(1)在案件審理階段不要公佈信息；(2)借由合法途徑訪問文件存放處；(3)給自己的复印埋單；(4)不要剥奪利益相關方的使用權。

　　我們也確實做到了這四點。進入大廈後，我們取得了官方儲藏室的鑰匙。在晚上、週末和休會期間，艾迪和波特都會將文件裝入隨身的手提箱，帶去一家复印店並交由一群加州大學洛杉矶分校的學生進行复印。需要复印的文件太多，以至於堆滿了艾迪公寓的一堵牆，有照片為證。他們說除了我們的律師，洛杉矶再無人知道此事。所有的文件也最終歸還原位。

　　毫無疑問，如果麥道公司得知此事，勢必會要求法官裁定報紙藐視法庭。豪也極有可能這麼做。盡管我們沒有破壞禁令、沒有加入協議，並且採納了法律意見，不會在當下發表任何報道，但是我、記者和公司仍舊冒著巨大的風險。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我們深知沒有風險就沒有真相。

　　文件的信息會得到全面披露，但前提是沒有庭外協議。就在同一個夏天，英國釀酒公司要求一家英國法庭禁止我們披露持有的關於反應停的文件。我曾就此事上庭辯論。很遺憾，我們輸了，並立刻執行了法庭裁定。

　　如果加州法庭做出任何相似的裁決，我將不得不嚴格遵守。好在我們的運氣還不錯，得以在暗地里繼續開展工作。報紙也準備好了為自身行為進行辯護，並對可能產生的後果嚴陣以待。

　　50 000頁的文件副本稍後被送往倫敦。這項艱巨的任務也讓人高度緊張。一天夜里，艾迪攜帶兩只裝滿文件的手提箱，徑直走向他位於地下停車場的汽車。隨後，他打開行李箱，將手提箱放了進去，箱子的搭扣卻不巧被卡住了。就在他試圖強行合上行李箱時，引起了一名警衛的註意。

　　“先生，你需要說明嗎？”

　　“我的搭扣不聽使喚了。”

　　幸運的是，警衛對行李箱內的東西毫無興趣。最後，艾迪勉強合上搭扣，涉險過關。

本文摘自《默多克與《泰晤士報》之爭背後的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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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1年，泰晤士報業公司陷入困境，被迫出售。由於擔心未來的所有者威脅“新聞報道的準確性和觀點的自由表達”，英國議會設立了法律擔保，限制所有者權力。
　　默多克收購報紙一年後，擔憂成為現實。默氏繞開擔保，借商業運營之名，控制新聞採編，左右政論立場。報紙珍視的內部獨立性遭到腐蝕。
　　本書作者回顧了這樁報業史上極富爭議的並購案，講出在默多克手下出任主編的種種內情，真實呈現了巨變時刻的媒介業態。審查限制、勞資糾紛、技術換代帶來了外部壓力；更深遠的問題，正埋藏在新聞觀念本身的嬗變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