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動英倫的政治八卦

　　1974年8月的一個休息日，我拿到了首卷克羅斯曼日記的紙稿。

　　日記里揭露的這台政治機器的滑輪、槓桿和叮當作響的零件盡顯無疑。哦，這種感覺真是讓人著迷。

　　克羅斯曼在去世前，就其中兩章的草稿向我徵求過意見。克羅斯羅擔心過多的細節描寫會招致責難。而我一直鼓勵著他，結果也讓人相當滿意和興奮。

　　我很難想象這本日記遭到封殺和删減的結果。漫步在蘇格蘭的荒野，我產生了一個想法，我們或許能沖破早已設定好的重重障礙。當然，我明白政治八卦能夠引起轟動，提高《星期日泰晤士報》的銷量。對此，我作為主編，自然是毫無異議。

　　但是，這本日記擁有更為深遠的價值。假若我們按照順序大量刊佈，抛棄繪聲繪色的小道訊息，就能反映日記的全貌，向人們展現它真實嚴肅的本質。這才是日記的真正價值。不過這樣一來，我們也很難邁過政府的門檻。

　　作為首相權力和內閣協議的代行機關，內閣辦公室將審查日記。1974年4月5日，克羅斯曼逝世。同年4月28日，我宣佈《星期日泰晤士報》將在當年秋天，以連載的形式公佈克羅斯曼日記第一卷的內容。

　　內閣秘書約翰·杭特爵士即刻給珍妮特·摩根博士寫去一封信件。後者是一名牛津大學歷史學家，並做過克羅斯曼的助理編輯。

　　“像大多數人一樣，我期待看到理查德·克羅斯曼的日記，”他寫道，“但我對《星期日泰晤士報》的報道著實有些驚訝……克羅斯曼先生認同提交手稿的必要性。我相信你和（或）他的遺囑執行人會將計劃出版的部分內容提請審查的。”

　　此前，克羅斯曼已經選定了他的遺著保管人：他的妻子安妮·克羅斯曼和兩個朋友——邁克爾·伏特和格雷厄姆·格林。格林也是喬納森·凱普出版社的執行董事與合作出版商。6月10日，他們給杭特送去了書的校樣。6月21日，兩人被請到了杭特豪華的辦公室。他們看到了一個簡單的聲明：不論删減與否，該日記都不能在30年內出版。日記中充滿了對高級公務人員政見的細節描寫，這種出版行為會破壞英國政體所依賴的相互信任。

　　事情至此陷入僵局。

　　此時，案子移交到了古德曼手中。他是英國最負盛名的仲裁人，同時也是首相哈羅德·威爾遜的私人律師。格林相信，古德曼勢必能找到解決辦法。他確實也說服杭特收回了之前的全盤封殺說辞。

　　杭特同意考慮一個删節後的版本。作為回報，古德曼也向他保證，如果遺著保管人有任何出版意向，會提供14天的預先通知。這樣一來，杭特就有足夠的時間取得法院的出版禁令。至此，作為連續刊載版權的所有者，《星期日泰晤士報》正式介入進來。遺著保管人做出的魯莽決定，將我們拖下了水。

　　要知道，只有在日記“準備”出版時，我們才能擁有連續刊載的版權。格林無疑是事件的關鍵人物。他在這出劇中扮演了三個角色：朋友、遺著保管人以及合作出版事宜的負責人。在他的建議下，我在7月1日拜會了古德曼，向他展示了可能讓杭特滿意的删減本。正如他所料，我非常沮喪。

　　然而，古德曼和杭特的分歧非但沒有縮小，反倒越來越大。8月6日，杭特拿到了删節版的日記，並在9月驳回了這個版本。古德曼失望地講述了事情經過。

　　“那麼，”古德曼生氣地對杭特說，“日記里還能說些什麼呢？說克羅斯曼坐在內閣桌旁，閑來無事，安靜地欣賞聖·詹姆斯公園的美景嗎？”

　　杭特沉思片刻。

　　“這完全可以，”他終於表態，“前提是你們沒有指出他身邊的其他人員。”

　　於是，克羅斯曼的遺囑執行人陷入了進退兩難的境地。漢普斯蒂德的勞埃德勳爵和禦用大律師佈萊恩·尼爾表示，如果當前的訴訟程序在《國家保密法》之下進行，政府勢必能阻止或處罰我們的出版行為。我們的律師也持相同意見。此外，受限於和杭特立下的14日協定，古德曼告訴杭特，如果《星期日泰晤士報》有任何出版克勞斯曼日記的計劃，他一定會得到通知。

　　這也正是我所思慮的。想來想去，唯一能跳出這個死胡同的方法，就是利用報紙迅速的特點，打政府個措手不及。這一招需要技巧。克羅斯曼的另一位遺著保管人邁克爾·伏特，現在已是一名內閣大臣。他當初選擇伏特的原因，正是看上了他的記者出身。

　　作為一名記者，伏特理應對出版這件事滿腔熱血，可惜克羅斯曼看走了眼。伏特對下議院和政府內閣更加敬畏。他對能履行自己的公務職責感到無上光榮。

　　“我答應過克羅斯曼了。”他說。但我不想因為伏特的大臣身份，或者其他複雜的事情讓他處境尴尬。於是，我分別約了安妮·克羅斯曼和格林共進午餐。

　　因為他們受制於杭特，我委婉地告訴安妮，並更為直白地轉告格林：“眼下可能有這麼一個機會，你們醒來時會發現《星期日泰晤士報》已經刊佈了日記。假若這樣的事情發生，也只是為了說明日記的發行。當然，二位應當明白，我眼下還沒有這個意向。我更願意徵得內閣秘書的同意，删減選摘內容……”

　　與此同時，《星期日泰晤士報》里對日記的“閹割”工作還在繼續。

　　杭特表示，如果我能夠接受與古德曼相同的14天協議，他會考慮我們的修改版本。我拒絕了杭特並告訴他，我和遺囑執行人的關係受到法律約束，反過來他們也受到自身職責的約束。從一開始，我就明白編輯工作註定會失敗。我們只是想證明自己曾經嘗試過。

　　事實上，我一直在為可能的官司做準備。我曾與前“洞察力”主編約翰·巴里開展了一項複雜的工作。通過挖掘勞埃德·喬治首相之後的過往先例，我們全面透彻地對比了克羅斯曼日記和同時期經哈羅德·威爾遜首相批準的回憶錄，從而證明出版的合法性。杭特寸步不讓，毅然否決了《星期日泰晤士報》的修訂版本，我也將此事通報了遺囑執行人。

　　所有人都聚集在這間下議院的小會議室內：安娜·克羅斯曼、伏特、格林、古德曼、丹尼斯·漢密爾頓、約翰·巴里以及公司的高級律師詹姆斯·埃文斯和《星期日泰晤士報》的律師安東尼·惠特克。

　　這是一場漫長又緊張的會議。伏特建議我們直截了當地告訴杭特，出版一事將會繼續下去。這個勇敢大膽的想法對我的秘密計劃卻是毀滅性的。在公衆認識到克羅斯曼的立場之前，我們就會為自己“贏得”一張禁令。

　　根據手頭的法律建議，日記只能在30年後重見天日。就在這時，古德曼伸出了援手，他建議應當由《星期日泰晤士報》出面和杭特交涉。

　　杭特聞訊立刻寫信警告我：“某些情況下，事情不受我的控制。”他總結道，“我別無選擇，你必須保證，在克羅斯曼日記得到我的首肯前，《星期日泰晤士報》不能刊登任何內容。另外，我希望貴方能提供一個至少7天的預先通知，並在（1975年）1月27日（週一）給我答复。”這是我在1月23日（週四）收到的來信。對《星期日泰晤士報》而言，真是有趣的週五和週六。

　　杭特的信函讓我欣喜不已。他採取的行動，讓我有一個週末的時間免受任何約束或法律限制。這著實讓人為之一振。我已經決定放手一搏，無視警告和後果，抓住機會冒險出版日記。

　　對我而言，此舉不單是挑戰英倫帝國的內閣秘書，或攫取一篇勁爆的獨家新聞那麼簡單——這是在挑戰杭特所代表的神秘政府的絕對信念。

　　我告訴漢密爾頓，不論有沒有許可或警告，我都會在週末把日記付諸出版。此事已經讨論了多次，沒有必要再把理由具體化。

　　詹姆斯·埃文斯認為起訴不可避免。邁克爾·伏特建議我們尋求一個法官的裁決。我認為現在事情的走向已經讓人難以接受，我們要給法庭一個機會，讓其強化先前已經讓人無法容忍的對各種出版形式的約束。這時，漢密爾頓離開了幾分鐘時間。

　　“看在上帝的份上，你別再說了。”我示意埃文斯別再做聲，並把幾個月來的挫敗感統統澆在了他的身上。當漢密爾頓回來時，埃文斯讓安東尼·惠特克提出自己的立場。惠特克贊同出版日記，這遠比讓日記躺在灰尘里更有說明，特別是對不久之後的審判而言。

　　“你準備好為這個案子辯護了嗎？”漢密爾頓問我。

　　我向他全盤託出了先前的準備，之後是一個特有的漢密爾頓式長停頓。這也是一個值得慶祝的停頓。

　　“那就開始吧。”說罷，漢密爾頓便動身前往坎特伯雷大教堂。第二天，《泰晤士報》刊登了他出席大主教加冕儀式的新聞。

　　就這樣，我們刊登了日記。

本文摘自《默多克與《泰晤士報》之爭背後的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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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1年，泰晤士報業公司陷入困境，被迫出售。由於擔心未來的所有者威脅“新聞報道的準確性和觀點的自由表達”，英國議會設立了法律擔保，限制所有者權力。
　　默多克收購報紙一年後，擔憂成為現實。默氏繞開擔保，借商業運營之名，控制新聞採編，左右政論立場。報紙珍視的內部獨立性遭到腐蝕。
　　本書作者回顧了這樁報業史上極富爭議的並購案，講出在默多克手下出任主編的種種內情，真實呈現了巨變時刻的媒介業態。審查限制、勞資糾紛、技術換代帶來了外部壓力；更深遠的問題，正埋藏在新聞觀念本身的嬗變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