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業帝國的老帝王

　　不論怎樣的故事，總能造成劍拔弩張的局面。我們每每涉足充滿困難和爭議的新聞工作時，羅伊·湯姆森就會受到政客和各界的質問。他卻總是能給出一個答案。這個答案印在一張卡片上，放在他隨身的口袋里已有25年了。他謂之“信條”。

　　我要著重強調，沒有任何組織或個人，能夠從任何湯姆森集團旗下的報紙收買或影響編輯的支援。每份報紙都要通過自己的方式，領會其中的利害關係，並在沒有湯姆森集團總辦公室的建議、審議或引導下，自覺踐行上述規定。如果一份報紙的社論專欄，無法在技藝精湛和富有專業精神的職業記者手中自由、獨立地運作，那麼這份報紙也就沒有“常態”可言。我的政策現在如此，將來也一如既往。

　　1966年，我與湯姆森初次相識。那年，他72歲。

　　他是一個理發師的兒子，在1953年購得《蘇格蘭人報》時，已經擁有了北美衆多小報。然而，湯姆森真正發家是在60歲之後。每天早上8:45，他都會準時步入位於葛萊氏法學院路的星期日泰晤士報社。他總是頭上斜戴著一頂黑色的霍姆堡氈帽，身著一身閃亮的雙排扣西裝，搭配一條寬裆西褲。他在衣著上一毛不拔。1964年，為了慶祝受封為湯姆森男爵，他專程去博柏利排隊購買了一件從75英鎊降到40英鎊的羊絨大衣。

　　湯姆森喜歡別人這樣來介紹他：“《泰晤士報》賦予了這個男人偉大和權力。”他是一個傾聽者，也是一個傾訴者。他可以為所欲為，打斷滿是政界權貴的午餐會，獻上一段粗俗的笑話：“喂，我說，你們之前聽過這個笑話嗎？”他也可以在與週恩來和赫魯曉夫的會見中，分別向二人推介銀行業務和資本主義（他與赫氏私交甚好）。

　　湯姆森喜歡挑戰，堅信有一天《星期日泰晤士報》的銷量能夠超過《觀察家報》和《星期日電訊報》銷量的總和。同時，他也會在物價上漲導致銷量下降時大發牢騷。

　　這樣的性情沒有什麼不好的。我們不必為了銷量不擇手段。湯姆森反對報紙出現性和暴力等內容。同樣，他對留著新潮發型的人充滿敵意。前“洞察力團隊”主編劉易斯·切斯特創作《騙局》（前文提到的關於霍華德·休斯僞自傳的書）時，留著一個爆炸頭。為了安撫湯姆森，我讓切斯特在拍攝封面照片時，特意剪了頭髮。

　　1976年6月20日，羅伊·湯姆森終於實現了自己的抱負，報紙當天的銷量達到了6 000份，超過了《觀察家報》和《星期日電訊報》的總和。但是他當時已經病重住院。我寫信轉達了這個好訊息。不久之後，湯姆森便離開了人世。

　　肯尼斯繼承了父親的衣钵。他是加拿大的湯姆森先生、英國的湯姆森勳爵。但是，誰又能預料到五年之後，魯珀特·默多克就接手了這家偉大的公司。

　　我為羅伊的逝世在《星期日泰晤士報》上寫了一篇社論：

　　湯姆森勳爵並非記者出身，卻是新聞報道的摯友。他的其中一個貢獻，就是從不將手中的報紙視作尋求個人權力或宣傳的武器。當然，他的貢獻遠不止這些。簡單地說，他讓公正的新聞報道成為可能。他很清楚其中的標準，從不介入報紙的編輯工作。這也被視為他最大的美德。不論是在英國還是北美，總有很多反复無常、好干涉的老闆，在旗下報紙的新聞報道上指手畫腳且毫不猶豫。羅伊·湯姆森的不同之處在於，他創造了一種全新的所有者關係。他不給《星期日泰晤士報》強加個人觀點，甚至從不為自己、朋友或同伴尋求哪怕一篇社論支援。他同恃強淩弱、暗箱操作的人勢不兩立。

　　他又是一個思想解放和激情洋溢的生意人。他是最清正廉潔、正直不阿的男人。他對於事實和新聞報道道德標準的那份樸實無華的關心，是最讓我們敬愛和銘記的。

　　羅伊·湯姆森笃信，每一份偉大報紙的“社會使命”，就是要“給衆多領薪的怪人安一個家”。但相信沒有人會把“怪人”這個稱謂安在湯姆森的朋友和同事查爾斯·丹尼斯·漢密爾頓頭上。他是《星期日泰晤士報》任用6年的我的前一任主編，又在泰晤士報業控股公司的總編輯崗位上奉獻了14年的青春，同時也是我的董事長。

　　漢密爾頓遠遠算不上怪人，反倒更像是站在傳統頂峰的男人。他的成年生活充滿高貴的韻律，身邊的密友都是蒙哥馬利元帥、哈羅德·麥克米蘭和路易斯·蒙巴頓之類的人物。他的衣著和派頭，像極了年輕時的安東尼·艾登，舉手投足既正統又得體。

　　漢密爾頓欣賞年輕有才的群體，但他身上獨有的氣場卻時常讓他們煩惱。他為《星期日泰晤士報》招募和提拔了一批青年怪才，並給予他們充分的創作自由。1966年，當我來到這里時，發現身邊已經聚集了一群青年才俊，他們的共性是對一個又一個的傳統嗤之以鼻。

　　湯姆森購得報紙的第二年，漢密爾頓就成為了《星期日泰晤士報》的主編。

　　“一個不善表現自己的小伙子，”湯姆森這樣評價漢密爾頓，“但我認為他是這份工作的最佳人選。”

?　漢密爾頓最先給報紙帶去的，是天才的團隊和戰士般的個人忠誠。給不幸的人施以安慰，與得到獨家新聞一樣讓他高興。

　　真正做實事的人，往往羞於自我炫耀。只是，漢密爾頓在這一點上也有些過了。他經常缺席內部活動，擺出一副寡言、內省的姿態。年輕人生氣勃勃地前來面試，卻往往被他的沉默不語弄得窘迫不安。他們支支吾吾地說了一通後，料定眼前是一台不通人情的糾錯機器。

　　這並不是漢密爾頓故意裝出來的，而是他天性使然。他的家人、朋友早已領教過了。即使在電話交談中，他的停頓也能持續好幾分鐘。他事事擔心，經常踱著步子來回走動，用鼻子費勁地呼吸著空氣，在決策的邊緣猶豫不決。

　　不過，這樣的沉默也是一位夢想家的標志。他夢想著提高公衆的品位，讓報紙變成一塊香饽饽。身為大英博物館理事和泰晤士報業公司總編輯，他成功地把偉大的圖坦卡蒙展和中國展帶到了英國。

　　1976年，漢密爾頓經過了一番掙紮，接受了爵位。他極力反對新聞人接受政治獎勵，擔心這會危害到他們的獨立性。到最後，他欣然接受了為藝術服務的榮譽。

　　正是漢密爾頓把我帶到了倫敦，讓我成為他的首席助理。37歲的時候，我成為了執行主編。之前，我在《北方回聲報》做了近五年的編輯。和漢密爾頓一樣，我在16歲投身報業，成為蘭開夏郡一份週報的記者。結束了在英國皇家空軍（RAF）的服役後，我前往杜倫大學求學，畢業後進入《曼彻斯特晚報》，成為了一名社論作者和助理編輯。後來，我獲得了哈克尼斯獎學金，又到美國的芝加哥大學和斯坦福大學學習了兩年外交政策。其間，我也在美國報紙工作，並為《衛報》做現場報告。

　　引起漢密爾頓註意的，是我任《北方回聲報》編輯時參與的一項曠日持久的官方調查活動。這次調查活動針對的是被處以絞刑的蒂莫西·埃文斯，他被誤認為連環殺人案的真兇約翰·克里斯蒂。一時間，全國上下陷入了是否要廢除死刑的讨論。

　　我曾在倫敦面見了簽署死刑執行令的內政大臣丘特爾·埃德。他這樣對我說：“我的判斷基於當時最好的建議。可惜卻吊死了一個好人。”我們的活動成為了全國性新聞，並得到了議會的大力支援。我很榮幸能為漢密爾頓的《星期日泰晤士報》寫下結語：“皇家赦免蒂莫西·埃文斯，死刑就此灰飛煙滅。”

　　一年之後，我被任命為主編。另一位重要候選人、海外新聞主編弗蘭克·賈爾斯則成了我的副手。

　　1967年的《星期日泰晤士報》充滿了鮮活的個性和激情。我在38歲那年，接過了這面大旗。我們召開會議的辦公室舒適寬敞，席間整齊擺放著一排沙發、幾個絲綢靠墊和一張埃姆斯椅。這都是斯諾登為漢密爾頓量身打造的。

　　當年，“洞察力團隊”的辦公室狹小不堪，只有三名記者和一名負責編寫短篇背景材料的研究員。即便如此，基於報紙律師詹姆斯·埃文斯提供的證據，他們依然開展了對博若萊葡萄酒造假事件的調查性報道的探索。

　　在我對《星期日泰晤士報》的衆多抱負中，最想實現的就是發展“洞察力團隊”，再現W.T.斯泰德所說的新聞“統治作用”—— “洞察力”。

　　羅恩·豪是“洞察力”的主編，一名高度的懷疑論者，他畢業於劍橋大學彭佈羅克學院，曾就職於《每日鏡報》。他的副手佈魯斯·培智，是一個來自澳洲的聪明家伙，在墨爾本向艾德里安·迪默（《澳洲人報》的主編，後來被默多克解雇）學了一身本領。不久之後，我又給團隊註入兩劑澳洲血液——菲利普·奈特利和科林·辛普森。1981年，奈特利因為曝光了英國首富韋斯特的逃稅醜聞而一夜成名。辛普森則是一個精明、多產的前軍官和古董商人。豪點燃了一根慢撚的導火索，培智則繼任了他的位置，急欲立下赫赫戰功。

　　我加入報紙後，就與培智合作展開了一項重大的“洞察力”調查——伊美爾·薩旺德拉公司的汽車保險僞造事件。接下來的十年里，培智一直充當著重大調查事件的先鋒。

　　丹尼斯·漢密爾頓成為《泰晤士報》和《星期日泰晤士報》的總編輯後，常用白芝浩的話形容他和每位主編的關係：“建議、鼓勵和偶爾的警告。”與漢密爾頓共事多年，我從未見他偏離過白芝浩的路線。同湯姆森一樣，漢密爾頓信任編輯的獨立性。“與羅伊在一起，你擁有完全的自由。”他告訴我，隨後補充道，“前提是你不可抨擊女王。”

　　這就意味著，我們獲準介入女王陛下的政府。理查德·克羅斯曼日記的出版，給了政府當頭一棒。要知道，政府有明文規定，如果內閣大臣希望在30年內公佈包括個人經歷在內的紀實文獻，必須提交官方審查。

　　1964年至1970年，克羅斯曼是工黨內閣一員。他擁有敏銳的目光，善於攫取私下談話和小道訊息，更是一個強迫性交流者。他曾在牛津大學教書，對英國憲法極度痴迷，分析起來頭頭是道，仿佛自己置身其中一樣。盡管不失為“值得一讀”，但獨家新聞和逸事趣聞並沒有為他的日記贏來掌聲。反之，相關人士意識到，克羅斯曼決心全盤託出英國政府系統運作的實際情況。不管他的本意是好是壞，其中都包含了首相、內閣政策和大臣讨論內容的衆多細節。

　　表面上看，克羅斯曼日記向人們展示了集體責任制的信條，其實卻是在掩飾內閣的愚昧和?能。常務官員的權利就是如此，如果一個大臣沒有首相或法官撑腰，就不能對公務人員創作的各部門間資料提出上訴。

　　然而，一個極富爭議的、重要的憲法改變真真切切地發生了。首相不再是同僚之首，他開始擁有無上的權力。或者，如克羅斯曼所說的那樣：“現在，他能夠輕而易舉地清除黨內的異己分子，甚至比任何一個蘇聯領導人降職或罷免自己的政敵都來得更容易。”

本文摘自《默多克與《泰晤士報》之爭背後的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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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1年，泰晤士報業公司陷入困境，被迫出售。由於擔心未來的所有者威脅“新聞報道的準確性和觀點的自由表達”，英國議會設立了法律擔保，限制所有者權力。
　　默多克收購報紙一年後，擔憂成為現實。默氏繞開擔保，借商業運營之名，控制新聞採編，左右政論立場。報紙珍視的內部獨立性遭到腐蝕。
　　本書作者回顧了這樁報業史上極富爭議的並購案，講出在默多克手下出任主編的種種內情，真實呈現了巨變時刻的媒介業態。審查限制、勞資糾紛、技術換代帶來了外部壓力；更深遠的問題，正埋藏在新聞觀念本身的嬗變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