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內閣暴怒的秘密日記

　　羅伊·湯姆森從不在星期六造訪《星期日泰晤士報》。我們總是通過電話交談。1975年1月25日夜間，他和兒子肯尼斯一起走進了我的辦公室，想必是有不尋常的事情發生。他們說沒有什麼重要的事，而我則告訴他們：“你們選擇了一個特別的夜晚。”

　　眼下，印刷機器在一刻不停地忙碌著，我預料到政府隨時可能會授權一道法庭令來阻止我們。總檢察長辦公室威脅將採取行動，我們的律師也嚴陣以待。首相哈羅德·威爾遜當時身在契克斯別墅。應他的要求，一名唐寧街的通訊員前來取走了初版的兩件副本。

　　引起官方如此震動的，是刊登在《星期日泰晤士報》上占四個版面的報道。我無視內閣秘書的警告，面臨違反《國家保密法》的刑事訴訟，不管多少人竭力阻止我，也要公佈摘錄的克羅斯曼日記。當然，這也是首次對該日記內容進行的一系列長篇選載。

　　作者理查德·克羅斯曼是前英國勞工部長，他知道公佈日記內容必定遭遇阻礙，因此留給妻子和遺著保管人的遺囑就是頂住官方壓力發表日記。我決意公佈這個重要的秘密，但也擔心政府會頒佈禁令阻止我們。所以即使在《星期日泰晤士報》內部，也只有6個人知道我們的真實意圖：總編輯丹尼斯·漢密爾頓、2名報社律師、我的副手弗蘭克·賈爾斯、印刷總管和負責頁面設計的羅恩·豪。

　　深夜，印刷總管獨自排完了10 000字的選摘。毛條校樣的工作甚至沒有調墨。按照慣例，我通常會在週六晚間給白廳送去印刷副本。然而這次，我決定隐瞞不報。

　　肯·湯姆森看起來有些擔心。他的父親透過那副厚重的眼鏡眨了眨眼睛：“哈羅德，你很開心對嗎？”

　　“是的。”我回答道，感覺自己好像站在被告席上一樣，“裡面都是有關內閣會議的事情，沒有觸及國家機密，完全符合公衆的利益。人們有權知道政府的管理手段……”我向他保證，律師已經給出過建議。

　　“值得一讀，不是嗎？”他說。

　　然後，湯姆森勳爵愉快地走到前門，有力地告訴門衛闩上那扇巨大的雙開門。他的手中還拿著可能引火上身的《星期日泰晤士報》。我的腦海中突然閃過一個念頭：我們或許能拖延禁令，為分發更多的副本贏取時間。任何的法庭禁令都能通過電話當值的法官傳達。身後緊鎖的大門，也是我們身處困境的象徵。

　　1967年至1981年，我在《星期日泰晤士報》從事了14年編輯工作。對於從葛萊氏法學院路的辦公室到河岸街法庭的這條路線，我早已不再陌生。除非要為少數的诽谤案件辯護，否則我很少因為報紙發行的事情站在法庭上。

　　這次，我之所以出現在法官面前，是因為當局或者某些公司、個人試圖借法律之手，阻礙《星期日泰晤士報》出版“真相”的權利。北岩勳爵說過：“新聞，是某些人在某些地點總想要阻止發佈的信息。如若不然，就只有廣告。”很少有人不同意他的第一個論斷。

　　《星期日泰晤士報》並非想找法律的麻煩，只是羅伊·湯姆森打造的這艘新聞“大艦”與專制政權起了沖突。這個並非空想的、遙不可及的政權能打造一架明知會墜毀的客機，欺騙小額儲戶，掩人耳目地剥奪社區鐵路，售賣致畸藥物並拒絕合理賠付致殘者。它甚至能以國家之名，反對一名官員日記的出版。

本文摘自《默多克與《泰晤士報》之爭背後的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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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1年，泰晤士報業公司陷入困境，被迫出售。由於擔心未來的所有者威脅“新聞報道的準確性和觀點的自由表達”，英國議會設立了法律擔保，限制所有者權力。
　　默多克收購報紙一年後，擔憂成為現實。默氏繞開擔保，借商業運營之名，控制新聞採編，左右政論立場。報紙珍視的內部獨立性遭到腐蝕。
　　本書作者回顧了這樁報業史上極富爭議的並購案，講出在默多克手下出任主編的種種內情，真實呈現了巨變時刻的媒介業態。審查限制、勞資糾紛、技術換代帶來了外部壓力；更深遠的問題，正埋藏在新聞觀念本身的嬗變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