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文化策略的民族主義
作為企業，需要在商言商，講究盈利賺錢，但是作為個人，賺錢只是謀取更加幸福的人生的手段，而不能成為人的高級追求。要激勵人更有熱情並且持久地投入工作，除了物質的激勵，還需要激發他們對工作的榮譽感和責任感，因此，有必要將企業的使命賦予更加崇高的意義，提升公司形象，讓員工以在這家優秀的公司工作為榮。作為一個傑出的企業家，任正非自然十分清楚這一點，他在《華為的紅旗到底能打多久》的長文中就指出，“以物質利益為基準，是建立不起一個強大的隊伍的，也是不能長久的”。可謂真知灼見。
在當時的華為，扮演這種動員組織力量，激發組織活力的，顯然就是這種能夠賦予員工榮譽感和使命感的民族主義情感。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華為早期樹立起的民族企業的大旗，既是真實的情感湧動，也頗有策略色彩。
華為首先做的，是將這種民族主義情感內化為公司的企業精神。這裡面的邏輯是：首先將公司定位為具備民族精神的企業，公司的發展就是民族振興的一環，因此對公司的熱愛也就是對國家、民族的熱愛。1996年中，任正非在市場慶功及科研成果表彰大會上發表講話時說，公司大力投入研發，以縮短與世界的差距，“都是一句話，為了下世紀活得更好一些，為了自己的祖國擁有自己的技術，為了中央領導在發達國家面前腰桿硬一些”。同時期推出的《華為人行為準則》（暫行稿）開篇的前言就指出，“先輩世代繁榮的夢想，民族振興的希望，時代的革命精神，我之義不容辞的責任，鑄造了華為人”。而在1998年3月正式審議通過的《華為基本法》中，“核心價值觀”的“精神”一條，就指出“愛祖國、愛人民、愛事業和愛生活是我們凝聚力的源泉”。“社會責任”一條則表示：“華為以產業報國和科教興國為己任，以公司的發展為所在社區作出貢獻。為偉大祖國的繁榮昌盛，為中華民族的振興，為自己和家人的幸福而不懈努力。”
在更加註重保障個人利益的今天，這套宏大言辞也許會讓我們覺得十分虛幻，但如果我們設身處地站在當時的環境中——那個中國經濟日益進步、公司處於高速增長階段、企業社會地位不斷提升的年代，心無旁骛的人們是十分信賴這種精神闡釋的。
當民族激情成為凝聚企業成員的內在精神後，通過對它的闡述，就可以引申出企業存亡發展的危機感和艱苦奮鬥的緊迫性與必要性來。
中國傳統的愛國主義話語中，國家民族不時處於嚴峻的時刻，即使在和平年代，也是“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因此，“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任正非既把公司存在的價值與民族使命緊密聯繫到一起，並且承襲著愛國主義的話語方式，來教育華為人應該如何熱愛公司。1995年9月，在《華為基本法》讨論編寫階段，公司發起了“華為興亡，我的責任”的企業文化大讨論，一名華為人在讨論文章中寫道：“華為的產品從誕生那天就使得自豪與危機、驕傲與緊迫成為每一個華為人心中的混合體，這也成為激發華為人生存、競爭、發展的動力。”這種表述，可以說是大讨論帶來的典型觀念。
華為內部也通過不斷的宣傳教育，強化這種情感的張力。比如早年任正非無論是訪問俄羅斯、印度還是日本、美國，都會給員工帶來一篇訪問感悟，在這些感悟文章中，他都會通過談論國家經濟實力的比較，國際政治時局的變化，來展現全球不同國家之間嚴峻的競爭形態，以此呼籲員工通過不斷的艱苦奮鬥來增強國家實力。
本書對華為企業文化的運作方式與成功路徑做了深入分析，闡述了有關華為的最新、最熱門的危機話題，並對其危機的產生原因及應對之法提出了自己的判斷和見解。把華為的成功與危機放置在同一個參考系統中觀察，在分析華為的成功路徑的同時，也指出其中埋伏的隐患，把華為的成功與危機作為一件事情的正反兩面進行了解讀。
在當時的華為，扮演這種動員組織力量，激發組織活力的，顯然就是這種能夠賦予員工榮譽感和使命感的民族主義情感。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華為早期樹立起的民族企業的大旗，既是真實的情感湧動，也頗有策略色彩。
華為首先做的，是將這種民族主義情感內化為公司的企業精神。這裡面的邏輯是：首先將公司定位為具備民族精神的企業，公司的發展就是民族振興的一環，因此對公司的熱愛也就是對國家、民族的熱愛。1996年中，任正非在市場慶功及科研成果表彰大會上發表講話時說，公司大力投入研發，以縮短與世界的差距，“都是一句話，為了下世紀活得更好一些，為了自己的祖國擁有自己的技術，為了中央領導在發達國家面前腰桿硬一些”。同時期推出的《華為人行為準則》（暫行稿）開篇的前言就指出，“先輩世代繁榮的夢想，民族振興的希望，時代的革命精神，我之義不容辞的責任，鑄造了華為人”。而在1998年3月正式審議通過的《華為基本法》中，“核心價值觀”的“精神”一條，就指出“愛祖國、愛人民、愛事業和愛生活是我們凝聚力的源泉”。“社會責任”一條則表示：“華為以產業報國和科教興國為己任，以公司的發展為所在社區作出貢獻。為偉大祖國的繁榮昌盛，為中華民族的振興，為自己和家人的幸福而不懈努力。”
在更加註重保障個人利益的今天，這套宏大言辞也許會讓我們覺得十分虛幻，但如果我們設身處地站在當時的環境中——那個中國經濟日益進步、公司處於高速增長階段、企業社會地位不斷提升的年代，心無旁骛的人們是十分信賴這種精神闡釋的。
當民族激情成為凝聚企業成員的內在精神後，通過對它的闡述，就可以引申出企業存亡發展的危機感和艱苦奮鬥的緊迫性與必要性來。
中國傳統的愛國主義話語中，國家民族不時處於嚴峻的時刻，即使在和平年代，也是“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因此，“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任正非既把公司存在的價值與民族使命緊密聯繫到一起，並且承襲著愛國主義的話語方式，來教育華為人應該如何熱愛公司。1995年9月，在《華為基本法》讨論編寫階段，公司發起了“華為興亡，我的責任”的企業文化大讨論，一名華為人在讨論文章中寫道：“華為的產品從誕生那天就使得自豪與危機、驕傲與緊迫成為每一個華為人心中的混合體，這也成為激發華為人生存、競爭、發展的動力。”這種表述，可以說是大讨論帶來的典型觀念。
華為內部也通過不斷的宣傳教育，強化這種情感的張力。比如早年任正非無論是訪問俄羅斯、印度還是日本、美國，都會給員工帶來一篇訪問感悟，在這些感悟文章中，他都會通過談論國家經濟實力的比較，國際政治時局的變化，來展現全球不同國家之間嚴峻的競爭形態，以此呼籲員工通過不斷的艱苦奮鬥來增強國家實力。
本文摘自《華為哲學概論》
本書對華為企業文化的運作方式與成功路徑做了深入分析，闡述了有關華為的最新、最熱門的危機話題，並對其危機的產生原因及應對之法提出了自己的判斷和見解。把華為的成功與危機放置在同一個參考系統中觀察，在分析華為的成功路徑的同時，也指出其中埋伏的隐患，把華為的成功與危機作為一件事情的正反兩面進行了解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