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7）

　　一般甄別理論認識到個體是有區別的。迄今為止，我們讨論了兩種確認差異的方法：檢查與自選擇。

　　長期流行的逆向選擇理論就確認了一種非常簡單的自選擇形式——平均而言，那些願意在平均保費率水平上購買保險的人，要比那些不在平均保費率水平上購買的人的風險程度更高。質量取決於價格。在“質量取決於價格的原因與後果”一文中，我探讨了這些模型的一般結構——在信貸市場上利率水平影響著違約率水平，勞動力市場上工資水平影響著生產力水平，而在二手車市場上價格水平影響著所提供的車的質量高低。

　　在這些市場上，市場參與者都被假設為具有理性預期：例如，二手車的購買者知道在每一個價位所提供的二手車的平均質量。既然隨著價位的降低，平均質量也會降低的話，那麼他們對二手車的需求也會隨之下降。在標準的逆向選擇模型中，在阿克洛夫關於“檸檬市場”的經典論文 中提出，有可能存在多種均衡，也有可能存在交易量為零的均衡。

但是，逆向選擇模型有一點非常奇怪——雖然市場參與者知道價格與質量之間存在某種關係，但是他們仍然很被動，甚至拒絕去發掘信息。在我的關於效率工資的論文中，我意識到，雇主可以通過提高工資水平獲得一個較高質量的勞動力。因此，雇主有動力去保持一個較高的工資水平，即使勞動力的超額供給使得他可以以更低的工資水平雇到工人。同樣的論述適用於信貸市場或者其他市場。

早在1969年我關於效率工資的論文出版時，我就意識到激勵與選擇模型之間的緊密聯繫，而這一點在1981年我與魏斯（Weiss）合作的關於信貸配給的論文中就變得更清楚了。提高利率水平打擊了那些低風險的借款人，鼓勵了那些具有高風險投資選擇的借款人。在上述兩種情況下，借款人的平均風險水平都提高了。

　　正如失業可以被用做一個甄別工具一樣，失業同樣可以被用做激勵工具——正如夏皮羅（Shapiro）和我在1984年的文章中所闡述的那樣。偷懶被抓的懲罰就是被炒鱿魚，但是當不存在失業時，工人可以馬上獲得另一份新的工作。因此，當存在失業時，就存在懲罰，而正是懲罰減少了潛在的偷懶。這個結論是在一個簡單的一般均衡框架中得到的。

　　一個最引人註目的結果就是我們證明了均衡是以失業為特徵的。後來，在我和帕特里克•雷（Patrick Rey）的合作文章中，我們探讨了其他懲罰的效果，而且我們在一個更傳統的激勵相容的框架中重構了激勵問題。“輪子里的沙粒”可能會改進經濟狀況。如果工人從一家公司跳槽到另一家公司是有成本的，那麼我們似乎沒有太多的必要依賴於失業作為一種約束工具。要求勞動力市場更具靈活性的建議有可能對經濟是不利的。

　　更一般地，我們證明了市場均衡有可能不是帕累託有效的，而無效率的本質至少部分地依賴於收入和財富的分配。如果個體有足夠的條件去發行債券， 那麼為了使工人不偷懶所需要的失業率將會降低。當然，工人也很看重安全，也有可能為了獲得更多的安全性而接受較低的工資水平。在評價這些市場驅動合同的最優性時，重點應當放在外部性問題上。當所有的公司都提供較好的安全性時（辞退一名工人的懲罰較高），勞動力市場的流動性就降低了，而且，對任意給定的失業率水平，被炒鱿魚的代價也變高了。這也就意味著均衡時的失業率水平降低了。

這個模型對現代宏觀經濟學的發展具有重要的影響，因為該理論第一次為工資剛性提供了一個邏輯一致的解釋；然而，讓我很驚訝的是，到目前為止關於基本框架的發展進展非常緩慢。基本框架的發展既可以豐富模型，又可以研究關鍵的政策問題。這里有許多很明顯的擴展（其中一些我們已經在開始研究了）：譬如，如果監督支出內生化情況會怎樣呢？又如，如果有多種類型的工人會怎麼樣（既存在逆向選擇問題也存在激勵問題的模型）？徵稅有什麼含義呢？ 這些問題結論與標準框架下的顯著不同，標準框架一直是許多關聯分析的基础。政府應當干預勞資雙方自願達成的關於工作安全的保障性條款嗎？在更動態的環境中會有什麼變化——例如，預期的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如何影響均衡時的工資水平？這些跨期聯結是十分有趣的、重要的，同時也是與標準框架一般均衡模型顯著不同的。

再往下，本卷著重讨論激勵問題。信息經濟學（或者可以說對所有的經濟學而言）的一個關鍵概念就是激勵。當個體的行為不能被直接觀察到時，對個體的補償就只能基於那些可觀察到的變量。這些簡單的觀察結果就為一般激勵理論提供了基础，並首先被應用於分成制（Sharecropping），但是它對於公司經理層的補償機制同樣具有很明顯的意義。這篇論文（連同Ross的同時出版的論文） 為當代的委託—代理人理論文獻提供了一個基础，著重考慮了委託人（地主、雇主、債權人等）如何才能讓代理人（佃戶、工人、債務人等）在激勵作用下，?一種有利於委託人利益的方式行動。

分成制長期以來被批評為一種無效率的生產安排。由於工人只能獲得自身產出的一半（比如說），顯然工人的生產動力就會大打折扣。但是這種無效率的安排卻得以長期持續。這是為什麼呢？張五常 認為，人們不用擔心。在完美信息條件下，地主可以明確無誤地規定佃農需要付出多少勞動，因而這種“完全”的合同是絕對不會造成扭曲的。

　　問題在於張五常的文章忽略了分成制為什麼存在的原因。如果監督工人是沒有成本的，那麼，工人就應當以工資合同的形式被雇用；地主可以很好地應付來自產出或者價格的風險。但是，工資合同意味著對監督的大量投資，而且監督產出要比監督投入容易得多。人們可以通過產出推斷出——不完美的推斷——投入的水平。最優的分成制合同必須要在迫使工人承擔風險的成本和提高激勵的收益之間進行權衡。完全的租賃合同使承租人承擔了所有的風險，但為承租人提供了充分的激勵（這里不考慮破產的問題）。這是一個很簡單的結論，在我的文章中，這個結論被體現在一個簡單的一般均衡模型中，在該環境下勞動力和土地市場同時通過合同均衡實現出清。

在這篇文章的結尾，我指出論文的結論有廣泛的應用基础，比如，應用於現代公司理論。對於勞動力激勵合同的設計問題也適用於類似分析：工人可以獲得高的計件工資率（主要依賴於績效的工資），這對工人有很強的激勵，但同時也使工人承擔了較大的風險。最優的合同安排反映了激勵與風險之間的權衡。

本文摘自《斯蒂格利茨經濟學文集第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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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蒂格利茨教授是當今世界上負有盛名的經濟學家，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教授。他1943年生於美國印第安納州，1960年考入美國東部著名大學———阿赫斯特學院（Amherst College），畢業後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進修經濟學，師從保羅•薩缪爾森，獲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