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自序（4）

　　第五卷轉而讨論公共部門經濟學——公共部門的組織、稅收和支出。考慮到前面各卷的基本結論——市場本身並不能帶來有效率的結果，或全社會都能接受的收入分配狀況——集體行動的組織和融資自然就成了我最關註的問題之一。這方面的許多研究都是以信息經濟學為基础的。我們可以從以下兩個角度來理解這一點。首先，在研究納稅負擔（即某種特定稅收負擔的實際承擔者）時，標準的分析方法的基础是競爭均衡模型；但是，就像宏觀經濟學不能建立在不恰當的微觀基础之上一樣，在分析納稅負擔時，也不能採用不恰當的經濟模型，比如那些忽視信貸配給可能、失業或源自公司治理問題（決策通常由管理者做出，而他們很可能不會使股東利益最大化）的經濟模型。雖然收錄在第五卷中的相關論文推動了此研究領域的發展，但是我仍然對標準的競爭均衡模式在稅收和支出研究領域中佔據主導地位而感到失望。12（12J.E.Stiglitz,2002,“New Perspectives on Public Finance:Recent Achievements and Future Challenges,”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Vol.86,pp.341-360.）
　　更重要的是，我引入了帕累託有效稅這一概念。帕累託有效稅是指，當政府面臨信息（及其他）約束時，在不損害其他人利益的條件下就無法改善任何人的狀況的稅。發展中國家面臨的信息約束，也許不同於發達國家；相應地，帕累託有效稅的集合也會不一樣。例如，我的研究表明，在收入稅體制很完善的經濟體中，間接稅的設計以及政府對間接稅的依賴性就有很大的不同；在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由於無法徵稅的非正規部門的經濟規模很大，所以過於依賴增值稅並不是很恰當的。
　　最重要的一個問題是，公共物品和服務究竟應該由哪一級政府來提供——地方政府、中央政府還是全球各國政府？在確保有效提供公共服務這方面，社區間的競爭到底能發揮什麼樣的作用？雖然收錄在第五卷中的早期論文發展了地方性公共物品的一般理論，但是較晚發表的論文則引入並發展了全球性公共物品這個概念。由於全球化進程在不斷推進，所以全球性公共物品也變得越來越重要。
　　《文集》的最後一卷是第六卷。它讨論了發展、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全球性金融不穩定和全球化等問題，並且對中國向市場經濟轉型過程中面臨的挑戰給予了特別關註。大約40年前，我在內羅畢時就開始研究發展問題。而且，正如我在諾貝爾經濟學獎獲獎演講13（13“Nobel Memoirs,”in Les Prix Nobel;The Nobel Prizes 2001,Tore Frangsmyr (ed.),The Nobel Foundation,2002,pp.447-471；以及“Reflections on Economics and on Being and Becoming an Economist,”in The Markers of Modern Economics,Vol.2,Arnold Heertje (ed.),Harvester Wheatsheaf(Simon & Schuster International Group),May 1994,pp.140-183.）中所說明的那樣，研究發展問題對我的信息經濟學觀念的形成產生了重大影響。14（14例如，分析激勵問題的重要研究成果以分成制理論為基础；研究效率工資的論文，源於我的一項觀察，即在發展中國家，工人的勞動生產率取決於工資；信號甄別理論的提出，部分是為了回答肯尼亞政府請我就高等教育的最優投資水平發表看法。）發展中國家為我們提供了一個來檢驗不完全市場和不完美信息產生的影響的天然環境。我早期發表的分析如何增強政府在發展中的作用的論文，也與此有關。
　　在過去的15年中，我積極參與一些重大政策辯論。其中，既包括我擔任克林頓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期間就美國的重要政策發表的意見，也包括我在國際社會發表的看法，尤其是在我擔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時所發出的聲音。有些人認為，這些工作與我早期的理論研究工作並不相關。我希望，收錄於第五卷中的論文能證明這些人的看法是錯誤的。我的政策立場是以新範式中的經濟模型為基础的。就發展戰略、危機管理、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政策等議題而言，在許多情況下，新範式得到的結論完全不同於舊模式。正如我在這篇序言的前面部分所指出的那樣，總部設在華盛頓的機構推動實施的政策，即所謂的華盛頓共識，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舊模式為基础的。盡管這些政策失敗的原因有很多，但是，我相信，已有大量證據表明，舊模式無能為力的問題，新範式已經給出了十分明確的答案。只要實施以新範式為基础的戰略和政策，最後肯定能得到鼓舞人心的結果。
　　雖然收錄在《文集》中的文章尚不到我發表的論文的四分之一，但是《文集》的篇幅已經很長了。究竟應該挑選哪些文章收錄到《文集》中來，這並不是一件輕鬆的事情。在寫這些論文時，每篇文章都闡述了一個在我看來重要的觀點；引人註目的是，這些觀點在四分之一個世紀之後仍然還有很強的實用性。經濟學是一門複雜的學科，研究不完全市場的經濟學尤其如?。只有當下列條件同時滿足時，市場才是完全的：完全競爭、完美信息、完全的資本市場、完備的保險市場。上述條件只要有一個不滿足，市場就是不完全的。如果市場只是在一兩個方面不完全，那還不會有太大的問題。政府可以“修复”市場的失靈之處，從而讓其自動發揮作用。不過，我的研究表明，市場失靈是普遍的，而且相互交織在一起。不完美信息使得風險市場存在諸多局限性。政府也許能將“消失的市場”創造出來，但它同樣也會受到那些使市場失靈的因素的影響。然而，盡管市場失靈非常普遍，而且也很複雜，但也不是說沒有任何希望。政府可以利用選擇性的干預措施，提高經濟效率，促進經濟增長。
　　倡導新自由主義政策的人實在“輕鬆”：他們只是在說，政府不要干預經濟。他們其實既不太了解市場，也不太了解政府。畢竟，市場若是有效率的，政府根本就沒有任何辦法提高經濟效率。自由市場倡導者對其觀點的論證似乎很有說服力，不過遺憾的是，現實世界非常複雜。那些遵循新自由主義教條的國家糟糕的經濟績效表明，標準的競爭均衡模型是不能用來指導發展和轉型的，這一事實比任何批評標準模型的基础假設的不恰當都有力。15（15盡管自由市場倡導者依然在為他們自己辯解：問題並不在於政策本身，而在於怎麼實施這些政策。對這種論證邏輯的批評，參見J.E.Stiglitz,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2002:W.W.Norton。）正如我已經指出的那樣，我的研究表明，信息只要有一點點是不完美的，就會產生根本性的影響。
　　所以說，《文集》對那些參與中國轉型和發展政策制定的人提出了挑戰。新自由主義的改革議程很簡單：只要創造出穩定的產權和自由市場，經濟就會增長。根據全世界成功或失敗的歷史經驗，我們會得到一個相反的結論：那些實施了這些政策的國家，最好的結果也就是在全社會的福利水平或以國內生產總值衡量的經濟水平上略有增長而已，但其社會並不穩定，而且不平等狀況在惡化，貧困人口在增加。我們的分析指出了市場經濟運行中的一些問題，呼籲要以創新的方式來解決這些問題。在轉型的初期，中國以天才般的智慧解決了許多看起來難以克服的問題，比如，將扭曲性價格體系轉變為能基本反映資源稀缺狀況的市場價格體系。當中國開始實現傳統意義上的市場經濟時，也許就會採用一般性的解決方案，而且也可能卷入長期以來都爭論不休的話題中去——到底是依靠不受任何約束的市場力量，還是讓政府發揮一定的作用？但是，讓全球近四分之一人口的生活水平得到持續而平等的改善，這可不是一般的挑戰。事實上，以前在任何地方都沒有恰當地解決這個問題。唯願《文集》所提供的分析方法和洞察力，能有助於中國應對這一挑戰。

本文摘自《斯蒂格利茨經濟學文集第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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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蒂格利茨教授是當今世界上負有盛名的經濟學家，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教授。他1943年生於美國印第安納州，1960年考入美國東部著名大學———阿赫斯特學院（Amherst College），畢業後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進修經濟學，師從保羅•薩缪爾森，獲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