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自序（3）

　　第三卷廣泛地讨論了微觀經濟學其他領域中的一些問題，同時還收錄了幾篇信息經濟學研究領域中的開山之作：什麼是風險？在什麼條件下我們才能說某種情形比另外一種更有風險？風險是怎樣影響行為（尤其是企業行為）的？當風險市場不完全時，經濟會有什麼反應？當然，第一卷和第二卷中分析不完美信息的論文，也有助於我們理解為什麼風險市場通常都是不完善的。我們考察了在不同利益相關者的信念存在差異的條件下，企業的行為會是怎樣的。我們還進一步分析了當不存在完備的風險市場（阿羅—德佈魯證券）時，企業的行為會是怎樣的。

　　在我看來，第三卷中最為重要的研究結論，就是那些關於存在風險時競爭性經濟體的效率問題的結論，以及那些考察創新和技術進步的結論。專門為此卷而新寫的一篇文章（第三卷最後一篇文章），綜述了我在此主題下發表的大量論文，並且將有關市場經濟效率問題的爭論置於特定的背景之中。

　　 盡管我強烈地批評了標準的競爭模式與以其為基础的政策建議的實用性，但是同時我也指出阿羅—德佈魯模型低估了競爭的重要性。這是因為：（a）該模型低估了競爭所提供的信息，而後者可以作為設計更好激勵機制的基础；5（5參見Nalebuff and Stiglitz, 1983,“Information,Competition and Market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73(2),pp.278-284(中文譯文見第一卷);1983,“Prizes and Incentives:Toward a General Theory of Compensation and Competition,”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Vol.14(1),pp.21-43(中文譯文見第二卷)。）（b）在人可能會犯錯誤的前提下，它低估了分權所帶來的決策分散化的價值；6（6參見Sah and Stiglitz,1985,“Human Fallibility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75(2),pp.292-296（中文譯文見第二卷）;1986,“The Architecture of Economic Systems:Hierarchies and Polyarchie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76(4),pp.716-727（中文譯文見第二卷）；以及第二卷序言中提到的其他論文。）(c)它沒有強調競爭對創新的激勵作用。事實上，正如我在前面所指出的那樣，標準模型假定技術是不變的（最多也就是外生的）。

　　標準模型忽略創新的原因，與忽略信息不完美性的原因非常相似。這是因為，標準的（瓦爾拉斯式的）競爭分析已經將經濟學界引向了這樣一個方向：在此方向下，技術和偏好不變的模型得到不斷的精煉改善。雖然也有一些建模方法可以考慮引致性創新和創新的微觀經濟學，但是它們一直都沒有進入一般均衡分析領域。我很早就認識到，7（7參見J.E.Stiglitz,“Information and Economic Analysis,”in Current Economic Problems,J.M.Parkin and A.R.Nobay(ed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p.27-52,以及在第三卷中的關於創新的有關文章。）可以將學習新技術的研究活動視為一個獲取特定信息的過程。盡管這一過程在許多方面不同於我當時所關註的信息甄別過程，但是兩者之間也有諸多共同之處，比如都與可占用性有關。

　　約瑟夫·熊彼特，在其20世紀上半葉出版的著作中，突出地強調了動態競爭的重要性。不過，他的成果是在用數理模型去分析創新這一潮流興起之前完成的。在第三卷收錄的幾篇論文中，我著手建立研究創新的更一般的模型，並且開始將熊彼特式競爭置於更為堅實的數理分析基础之上。可以這樣說，這幾篇論文提供了一個能夠分析新經濟（也稱為信息經濟或創新經濟）的理論框架。

　　標準競爭模型的支援者在捍衛其觀點時最常用的一招就是認為：即便是在規模報酬非常明顯（以及創新非常重要）的條件下，發揮重要作用的不是實際的競爭，而是潛在的競爭。只要市場是可競爭的，競爭就會存在，即便此時市場上只有一家企業，它也是有效率的。我們說明了這個結論為什麼是錯誤的——只要進入或退出的沉沒成本不為零，市場就不會是競爭性的。像微軟這樣的主導企業可以將優勢維持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而且它這樣做會抑制創新。看到這項研究成果在人們考慮新經濟中的反託拉斯政策時發揮了作用，我感到很欣慰。

　　在20世紀30年代，微觀經濟理論中最重要的一個進展，就是愛德華·張伯倫發展的壟斷競爭理論。8（8Chamberlain,E.(1933),The Theory of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在許多市場上，企業的數目足夠多，以至於沒有一家企業會擔心其行為會對其他企業產生影響（即不存在策略性互動），然而企業的數目卻又足夠少，以至於（在給定產品多元化程度時）所有企業都面臨著一條向下傾斜的需求曲線。盡管這一理論非常重要，但是它一直都沒有進入主流經濟學的研究領域，直到我和阿維納什·迪克西特（Avinash Dixit）為其奠定了堅實的微觀基础為止。從此，這一理論廣泛地應用在國際貿易、增長理論和國際金融等領域。

　　 宏觀經濟學關註的是諸如產出和就業這樣的總量指標。在過去的一個世紀中，經濟學的一個核心任務就是，解釋經濟波動持續存在以及失業會延續一段時間的原因，並調和這些現象與不存在失業的標準競爭模型之間的矛盾。凱恩斯指出，失業會長期存在，而且政府行為可以提高經濟效率。這颠覆了新古典分析方法。不過，35年之後，凱恩斯的分析方法受到了嚴重挑戰。標準的凱恩斯主義分析法的基础，是工資剛性假說。但是，工資和價格確實是會調整的。第四卷的第一部分，探讨了對調整過程所做的不同假設帶來的後果，還分析了其他一些跨期經濟關係，比如，與沒有理性預期的情形相比，如果家庭和企業對未來有理性預期，則乘數效應會更大，而漏出卻更少。理性預期也許能增強政府干預的有效性。當然，如果市場是完全的——勞動力市場總是可以出清，於是就沒有失業——也就沒有必要進行政府干預。理性預期學派通過證明政府政策是無效的，來反對政府干預；不過，讓他們得到這個結果的（完全不現實的）完全市場假設，會使政府干預變得完全沒有必要。

　　 對凱恩斯理論的另一個批評，是它缺乏堅實的“微觀基础”。但是，在20世紀後期力圖取代凱恩斯主義的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家和實際經濟週期理論家，實際上是向後倒退了一步：他們假設沒有信息不對稱的運行良好的完全市場存在，此時當然也就沒有失業了。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他們為宏觀經濟分析奠定了“堅實”的基础——但卻是舊模式中備受質疑的微觀基础。

　　 因此，在第四卷中我花了大量篇幅建立具有牢固微觀基础的新宏觀經濟學。新宏觀經濟學的微觀基础，不是讓模型在面臨宏觀經濟學的核心問題時無所適從的完全市場、完美信息和完全競爭，而是從第一卷到第三卷中發展的不完美信息、不完全競爭和不完全市場。在創造宏觀經濟學和貨幣政策的新經濟範式方面，這些模型是非常成功的。新經濟範式中的一系列模型，不但能夠更好地解釋我們觀察到的經濟波動，而且還可以提出更恰當的政策建議，有助於我們更有效地應對經濟體所面臨的沖擊。這些模型有時被稱為新凱恩斯主義模型，9（9“新凱恩斯主義模型”這個術語的內容甚為廣泛。有些新凱恩斯主義模型只解釋為什麼存在工資和價格剛性。這其實就隐含著一個假定條件：如果說這些剛性不是它們對標準的競爭模型的唯一背離之處，那也是主要的差異之所在。相反，我們認為，在理解宏觀經濟行為時，如果說資本市場的不完全性，不比勞動力市場和產品市場的不完全性更重要，那也是同樣重要。參見Bruce Greenwald and J.E.Stiglitz,1987,“Keynesian,New Keynesian and New Classical Economics,”Oxford Economic Papers,Vol.39,pp.119-133（中文譯文見第四卷）；以及1993,“New and Old Keynesians,”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7(1),pp.23-44（中文譯文見第四卷）。）雖然它們更好地解釋了工資和價格剛性產生的原因，但是它們同時也強調了資本市場的不完全性帶來的問題——當不存在恰當的指數化方法時，工資和價格的靈活調整會帶來嚴重的問題。可以說，這些模型，為羅伯特森10（10Robertson,D.H.,1940,Essays In Monetary Theory,London:Staples Press.）提出的利率決定的可貸資金理論以及費雪11（11Irving Fisher,1933,“The Debt?Deflation Theory of Great Depressions,”Econometrica,Vol.1(4),pp.337-357.）的負債—通貨緊縮模型，提供了新的理論基础。

本文摘自《斯蒂格利茨經濟學文集第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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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蒂格利茨教授是當今世界上負有盛名的經濟學家，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教授。他1943年生於美國印第安納州，1960年考入美國東部著名大學———阿赫斯特學院（Amherst College），畢業後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進修經濟學，師從保羅•薩缪爾森，獲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