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3）

　　20世紀90年代為我們提供了大量關於公司（和它們的CEO）成功操縱信息（通常在會計師的支援下）的例子。其後果是大規模資源的錯配。雖然會計標準的目的就是在一個可比的基础上提供關於公司經營的信息， 公司和它們的會計師們通常受到提供扭曲的信息激勵，當這種情況發生時，價格就不能反映“事實”，如果公司根據這個價格水平決定投資，那麼就會導致資源配置的無效率 （當然，事實上，正如我們已經註意到的那樣，公司在做出投資決策時只是有限地依賴於價格信號：僅僅由於Peoria的牙醫們相信鋼材和鋼鐵公司的股票價格將會上漲並不能使鋼鐵公司的經理們決定在鋼鐵生產方面投資更多。相反地，它們更多地依賴於它們自己關於鋼材市場——包括技術研發和需求變動等的細致而深入的分析）。

2?競爭的含義

　　從根本上來說這些論文都是關於經濟活動的組織形式——不同的組織（公司、市場、政府，每一種組織都具有不同的組織形式）怎樣影響整個經濟的運行的。我的研究目的一直是為了理解整個系統的運作。所以，對於公司理論的分析，雖然其本身也是非常有意義的，但是它實際上只是一個更大的理論框架中的一個組成部分。我所感興趣的是各個組成部分是如何在互動中形成一個經濟整體。直覺上來說，經濟學家很早就註意到了競爭的重要性。競爭為效率提供了必要的激勵。競爭刺激創新，也刺激了對新產品的開發，以便更好地滿足消費者需求和偏好。競爭為市場經濟註入活力。雖然有很多因素促成了市場經濟的運轉，但是競爭無疑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事實上，在共產主義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的早期，曾經出現過關於競爭與私有產權相對重要性的爭論。很顯然，二者都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有些人過於關註快速私有化的重要性——而相對忽略了在這個過程中競爭是否會由於壟斷或者寡頭的產生而受到了破壞。而另外一些人則強調競爭——而較少關註競爭的單位是公有的還是私有的。從很大程度上說，俄羅斯和前蘇聯就採取了前一種道路，而中國（特別是在20世紀80年代，向市場經濟轉型的早期，中國依賴於鄉鎮企業的興起）採取了後一種道路。而中國取得了巨大成功和俄羅斯轉型失敗的事實就凸顯了重視競爭觀點的正確性。

這些直觀上的關於競爭的概念同標準競爭模型的競爭概念卻有所不同。 這里的競爭意味著企業規模是如此之小，它們對價格水平沒有任何影響。每一個企業都是價格的接受者——面臨著水平的產品需求曲線。競爭性價格體系的有效性就是以企業和家庭是價格接受者為基础的。

　　一旦當信息的不完美性問題被註意到之後，關於企業面臨水平需求曲線的假設就不再正確了——相對而言，壟斷模型或者寡頭競爭模型就比完全競爭模型更好地反映了現實。一家企業可以通過降低其價格水平而占有整個市場，只要其他人知道它已經降價；反過來，當它決定提高價格時，它也不一定就會失去所有的客戶，因為這些客戶尋找另外一家供應商的成本有可能太高。

這只是不完美信息和不完美競爭之間諸多聯繫的一種體現。另外一種聯繫也很明顯：獲得信息的成本是固定的（所以，信息具有根本的非凸特性）。從而至少存在一個區域具有規模報酬遞增的特徵。在某些特殊形式的“信息”——研究和開發（R&D）——的條件下，這個區域是如此之寬廣以至於能夠存活的公司只有有限的幾家。 經濟發展的新特點——創新的重要性——更是凸顯了這方面的重要性。即使在普通市場中信息的固定成本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當政府將土地進行公開招標時，為了找出每一塊土地特徵信息（所儲藏石油的量以及開採的成本等）所產生的固定成本只會為這每一塊土地的有限的幾個競標者帶來收益。 為了確定一個潛在的借款人的風險特徵所產生的固定成本為任何一個潛在的借款人帶來了有限數量的一些資金提供者。

然後，信息不對稱可能性的存在有可能完全地破壞某些市場的競爭性。阿克洛夫在“檸檬市場理論” 中證明了在二手車市場中不對稱信息的存在使得該市場比不存在信息不對稱問題時的規模要小許多。雖然市場規模萎縮了許多，但是市場仍然是競爭性的——在他的模型中，每個個體仍然只是價格的接受者。

　　然而，在真實的市場環境中，信息不對稱的存在有可能完全地消除了競爭。當我在內務部（Department of Interior）工作時，在為油田租賃權拍賣所做的咨詢工作中，我強烈地感覺到了這一點。對某一油田的租賃開採使得某企業掌握了別人所不知道的關於該油田以及相鄰油田價值的不對稱信息。其他人知道自己處在一個雙輸的境況中，就不會很積極地去競標：只有當他們的出價高過掌握內部信息的投標者的出價時才可能競標成功，而掌握內部信息的投標者才真正知道標的物的價值。這種不對稱信息的存在顯著地降低了拍賣的競爭性，從而顯著地降低了政府能夠獲得的收入。在某些情況下，沒?企業會與掌握信息的投標者競標。

格林瓦爾德（Greenwald，1980,1986） 後來證明這些信息不對稱——及其對競爭產生的後果——在許多的市場都是普遍存在的。一位工人的現任雇主要比其他的雇主更了解該工人的能力，因此企圖通過提供高工資從其他雇主處招工的人可能會擔心：只有當他提供的工資過高——該工人能力與之並不相匹配時，他才可能成功。

其中的含義是很明顯的：考慮到雇主強大的市場力量，勞動力市場的流動性要比標準模型所假定的低得多。當然，工人和雇主都知道這一點（或者，如果他們是理性的，他們應當會意識到這一點），而且，這也會影響到對工人第一份工作的出價。即使雇主的“租”（rent）被高出價所抵消，市場均衡仍然顯著地不同於當假設勞動力完美流動性時的均衡。

跨期聯繫（Intertemporal Linkage）的存在對競爭的破壞作用還要更大，正如在斯蒂格利茨和魏斯 所證明的那樣，跨期合同安排更優於多個連續的單期合同安排。後續期可能的懲罰可以用來強化在早些時期的激勵。這樣的長期合同安排，雖然加強了激勵的有效性，卻在另一方面顯著地限制了競爭的適用範圍。?

本文摘自《斯蒂格利茨經濟學文集第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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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蒂格利茨教授是當今世界上負有盛名的經濟學家，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教授。他1943年生於美國印第安納州，1960年考入美國東部著名大學———阿赫斯特學院（Amherst College），畢業後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進修經濟學，師從保羅•薩缪爾森，獲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