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自序（1）

　　作者自序

　　《斯蒂格利茨經濟學文集》（六卷，以下簡稱《文集》）的出版，讓我感到由衷的高興。這是中國讀者第一次讀到我的文集。20多年前，中國開始向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轉型。此乃偉大的試驗。迄今為止，這場試驗取得了史無前例的成就。全世界近四分之一的人口的生活水平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提高，其福利水平也因此而得到了極大的改善。與此同時，中國正在以最快的速度消除貧困。

　　在轉型初期，中國試圖從其他國家的經驗和經濟學知識中學習。1980年，我有幸成為由美國國家科學院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共同組建的一個小型經濟學家團體的成員，與其他經濟學家共同商讨中國轉型中的重要挑戰。在威斯康辛州的Wingspread會議中心召開的會議結束後，我們於1981年夏天又到中國訪問了三週。從此我開始接觸中國及其轉型，後來亦多次訪問中國。在擔任克林頓總統經濟顧問及其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時，我盡力促使美國與中國建立更富有建設性的關係。例如，我致力於推動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當時，美國貿易代表堅持認為，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後，應當迅速接受發達國家所遵守的條款。我指出，中國雖然很大，但是根據世界銀行的分類標準，中國的低人均收入意味著它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當中美關係仍在低谷中徘徊時，我於1996年8月受命擔任代表團團長前往中國，為促進兩國關係發展而努力。隨後，在擔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時，我更加關註中國經濟政策的變化。當然，在觀察其他國家能向中國借鑒哪些經驗方面，我可能更像一個學生，而不是老師。

　　不過，《文集》主要不是談這些經歷，而是要展示我對經濟學發展的貢獻。當然，我認為，兩者是緊密相關的。在向市場經濟轉型過程中，中國過去一直在努力解決如下根本問題：什麼是市場機制發揮作用的原因？其本質是什麼？政府應該發揮什麼職能？

　　中國已經開始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即便是在提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之前，中國就開始思考：究竟應該建設什麼樣的市場經濟？美國式的資本主義與斯堪的納維亞式的福利國家、歐洲的“社會”模式或日本模式，有著顯著的差異。在這些不同的模式中，市場經濟的本質是不一樣的。

　　長期以來，對於各種模式的優點，一直都有不同的看法。甚至在如何判斷一個模式比其他模式更優越方面，也有不少爭論。雖然與歐洲的競爭對手相比，美國的國內生產總值更高，但是如果比較的標準是諸如聯合國發展計劃署的人類發展指數之類的能更為全面衡量包括健康狀況和教育水平在內的生活水平的指標，那麼許多歐洲國家的排名就比美國高。1（1美國位居第十，排在它前面的是挪威、冰島、澳大利亞、盧森堡、加拿大、瑞典、瑞士、愛爾蘭、比利時。參見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5?HDI。）國內生產總值指標並不能反映環境的惡化、自然資源的消耗、負債（對外國人的債務）和資產（在私有化過程中政府通常會將其所掌握的資產折價出售給外國人）的變化，也沒有考慮工人需要工作更長時間並對其家人和自身健康造成重大損害的事實。2（2比如，與歐洲人相比，美國人每年的工作日更多，節假日更少。）另外，國內生產總值指標也不會告訴我們增長是否可以持續。最後，也許是最重要的是，它根本沒有考慮收入分配狀況：近年來，美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在增長，但是幾乎所有的增長收益都由最上層的人所占有。絕大部分美國人在2004年的狀況與四年前相比，是更差了，而不是更好了。在社會底層，貧困人口的數量不斷增加。即便是中產階級也面臨著巨大的壓力，其中包括可能失業而帶來的不安全感。5000多萬沒有健康保險的人對患上重病之後的狀況極為擔憂。3（3批評美國“模式”的人，還會提到美國監獄中囚禁著大量犯人——（從人均角度看）大約是其他發達國家的10倍。監獄中囚犯多，與吸毒的人數衆多有關。顯然，如果一個社會的囚犯和吸毒的瘾君子為數衆多，那就說明這個社會確實在某些方面出了問題。當然，不管在這里提到的還是沒有提到的美國與其他國家的差異，都不能只歸咎於經濟體制。）

　　即使人們想從已有的模式中挑選出一個，將其應用於中國，那也是不可能的：制度必須適應和反映一個社會與經濟的歷史和文化。人們不可能像照葫蘆畫瓢一樣去設計經濟體制；而且設計經濟體制實在是太複雜了，以至於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務。經濟體制在不斷變化；在過去的30年里，中國經濟體制的變化速度是最快的。運行良好的經濟體制是有很強適應能力的，它不但能從自身的錯誤中汲取教訓，還能從其他地方學習經驗。從這一意義上講，運行良好的經濟體制是自我矯正的體制。在中國，發生在企業內部以及各級政府的適應和矯正過程本身就是非常複雜的。

　　隨著改革和適應的進行，觀念仍然非常重要：我們對什麼導致了經濟上的成功這個問題的理解?受?濟理論影響的。?然，經濟理論也在不斷變化和適應。古典經濟學認為，經濟總是在充分就業的情形下運行。雖然有些經濟學家將大蕭條時期的突發性失業視為市場機制暫時性失調的結果，並因此而忽視失業問題，但是這些分析視角現在已經沒有任何意義了。凱恩斯重新闡釋了標準的經濟理論。讓人感到驚訝的是，宣稱市場總是有效率的這種標準的新古典主義教條在許多地方仍然盛行。比如，以華盛頓共識為基础，在確定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美國財政部推動的發展戰略時，新古典教條主義發揮了重要作用。

　　當我還是一名研究生時，我就得出了一個結論：始自亞當·斯密，經過兩百多年發展（尤其是經過利昂·瓦爾拉斯等數理經濟學家發展後）的經濟學的核心——標準的競爭均衡模型——並不能很好地反映市場經濟。其中的許多結論都是錯誤的，比如，（當不存在外部性和公共物品時）市場經濟能實現（帕累託）效率。針對發展和轉型而提出的諸多政策建議（有時將其稱為“新自由主義政策”或“華盛頓共識”）的理論基础，就是競爭均衡模型。採用這些政策的國家並沒有取得很大的成功。與實施另一套政策的東亞國家相比，它們的經濟增長速度更低，收入分配也不平等，上層人士占有了絕大部分增長收益。此外，標準的競爭均衡模型，並不能為中國面臨的許多重要政策問題（比如公司治理）提供深刻的洞見。標準模型基本上沒有什麼辦法去分析中國面臨的關鍵性問題——不平等問題。就中國是否有能力創造出足夠的工作崗位，吸納數百萬進入城市勞動力市場的勞動者這個重要問題而言，相信新古典模型的人只會說：“別擔心，只要你讓工資和社會福利下降到足夠低的水平，市場是可以解決這個問題的。”除此之外，他們就不能提供任何說明了。

　　 《文集》中的論文提供了另一種分析市場經濟的視角，在諾貝爾經濟學獎獲獎演講中我將其稱為新範式。對於政府的作用問題，新範式給出了清晰而明了的政策建議。新範式強調，重要的是在政府和市場之間實現恰當的平衡。而且這種平衡會隨著經濟環境的變化而變化。雖然在過去的30年里中國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其經濟狀況仍然在不斷變化。有許多人認為，盡管新自由主義政策失敗了多次，而且中國沒有實施新自由主義政策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中國現在還是應該遵守新自由主義教條，確保政府在經濟中的作用最小化。考慮到過去政府干涉的範圍過於廣泛，那麼很好理解為什麼很多改革者會去約束政府。例如，他們反對產業政策（即政府為促進某些特定部門發展而制定實施的政策）和利用行政手段來實施貨幣政策。不過，矯枉過正是非常危險的。盡管中國在反貧困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其城鄉差距和地區差距卻在迅速擴大。在這樣一個國家中，完全反對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發揮作用，可能會帶來嚴重的後果。毫無疑問，自由市場教條會使這些差距擴大，最終使得實現社會公平的和諧社會無法建立起來。不過，即便是那些只關註經濟增長的人也逐漸認識到：雖然以國內生產總值來衡量的經濟增長目標比較狹隘，但新自由主義的自由市場政策甚至連這個目標都沒有實現。在《文集》的某些文章中，我會試圖解釋為什麼情況是這樣的。

　　

本文摘自《斯蒂格利茨經濟學文集第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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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蒂格利茨教授是當今世界上負有盛名的經濟學家，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教授。他1943年生於美國印第安納州，1960年考入美國東部著名大學———阿赫斯特學院（Amherst College），畢業後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進修經濟學，師從保羅•薩缪爾森，獲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