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錢穎一）

　　中國金融出版社推出中文六卷本的《斯蒂格利茨經濟學文集》（以下簡稱《文集》），展示了斯蒂格利茨教授對現代經濟學科學的學術貢獻。10年前（1997年5月），當斯蒂格利茨的《經濟學》教科書中文版在中國面市時，曾經掀起購書熱潮，銷量達十萬冊以上，創下當時的銷售紀錄。我至今記憶猶新的是1998年陪同斯蒂格利茨教授到中國人民大學講學時簽名售書的盛況。中國的廣大讀者多是通過他的《經濟學》教科書認識斯蒂格利茨的。時隔10年，《文集》出版，這使得中國讀者可以通過閱讀他的論文原文，理解《經濟學》教科書背後的嚴謹的理論。閱讀經濟學論文的原文，對於深入理解現代經濟學並以此為基础從事前沿的經濟學研究，是不可替代的。

　　 作為當代最有影響力的經濟學家之一的斯蒂格利茨教授也是最為多產的經濟學家之一。迄今為止，他發表了數百篇經濟學學術論文，而這次收集在六卷《文集》中的107篇論文還不到其論文總數的四分之一。當代另一位多產的經濟學家是薩缪爾森，他是斯蒂格利茨在MIT讀博士時的導師。有趣的是，薩缪爾森和斯蒂格利茨都出生於美國印第安納州的加里市(Gary, Indiana)。一個不大的美國中西部城市出了兩個大經濟學家。薩缪爾森曾在為斯蒂格利茨寫的一封推薦信中說，“斯蒂格利茨是印第安納州加里市出來的最好的經濟學家”。不知情的人會以為這是一句不太恭維的話，但知情人知道這也許是薩缪爾森寫出來的最強有力的推薦信了。

　　斯蒂格利茨在經濟學中的研究興趣非常廣泛。現在多數經濟學家對經濟學的研究集中在某個領域，但斯蒂格利茨則不同，他對很多經濟學分支不僅都有興趣，而且也有研究。有一次在美國經濟學會會議登記時，他在“經濟學研究領域”一欄中填寫了“宏觀經濟學和微觀經濟學”。這包括了經濟學的幾乎所有領域。他的學術研究的廣泛性充分體現在這套《文集》中：《文集》的第一卷、第二卷是關於信息經濟學，第三卷是微觀經濟學，第四卷是宏觀經濟學，第五卷是公共財政，第六卷是發展經濟學。在每一個領域，他的研究既有奠基性的理論工作，也有對於具體問題的應用。

　　在斯蒂格利茨對現代經濟學的諸多貢獻中，人們公認最重要的貢獻是在信息經濟學的基本理論特別是對非對稱信息的研究方面。這使得他成為信息經濟學的奠基人之一。他因此獲得2001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之前，他也因此在1979年獲得美國經濟學會授予的克拉克獎(Clark Medal)。該獎每兩年頒發一次，一次只發給一個人，是除諾貝爾獎之外經濟學界榮譽最高的獎項。

　　信息經濟學研究信息對人們行為的影響、對市場交易的影響，以及由此引發的各種制度安排。在20世紀70年代，經濟學家們發現，不僅是信息不完全，更重要的是信息不對稱，會導致一系列意想不到的後果。不對稱信息由此成為經濟學理論上的重要突破，並對經濟學的各個分支產生了巨大影響。斯蒂格利茨在非對稱信息的研究上做出了開創性的工作。他把他在理論上的洞察力，應用於看上去沒有關聯的不同市場。舉例一，土地市場。在農業土地租賃市場上，農民與地主用固定比例分成是普遍流行但又費解的一種合同形式。他的研究發現，如果考慮到實際中農民比地主掌握更多的有關生產的信息，那麼分成制就比固定地租的合同形式更有優勢了。舉例二，信貸市場。斯蒂格利茨引入了信息不對稱，即借款人有高風險和低風險之區別，但這一信息只有借款人自己知道而貸款人不知道。在這種情況下，他推匯出降低利率反而有可能使貸款人的利潤上升，這是因為低風險借款人在總借款人數中的比例會因此而上升，這可以緩解貸款人面臨的逆向選擇問題。這樣，他的理論能夠解釋為什麼在不受干預的市場的均衡利率水平上仍然可能形成信貸的需求量大於供給量。舉例三，勞動力市場。斯蒂格利茨將非對稱信息引入勞動力市場，比如雇主不能完全清楚地知道雇員工作的努力狀況。在這種情況下，雇主會出於利潤的考慮，給雇員高於市場價格的工資，激勵雇員努力工作。這種高於供求平衡的工資被稱為“效率工資”。其結果是市場均衡時的工資會使得勞動力的供給量大於需求量，造成失業。這一結果是在工資是靈活的條件下得出的，因此很有意義。

　　以上幾個例子的原始論文都已經成為經典論文，均收集在這次出版的《文集》中。由此我們可以看到，由於信息的不對稱，市場並不會總是有效率的。但是，這並不能立即推出其他的資源配置方式，比如計劃或政府干預，就一定會比市場更優越。同樣的，信息不對稱這一原因也會限制，通常是更大程度地限制，計劃或政府干預的作用。正如斯蒂格利茨在第一卷的引言中所說，理解信息不完全性的影響，不但有助於我們理清市場失敗原因，而且也有助於我們認識其他替代性模式，比如計劃和政府，通常也會失敗的原因。引入不對稱信息，一方面可以讓我?發現市場的局限，另一方面也讓我們發現市場的一些還不為人們所知的潛在力量。在市場經濟中，決策是分散而非集中的，這一方面可以使人們有效地利用分散的信息，另一方面市場競爭可以導致新信息的提供。所以，引入不對稱信息可以使我們更加深入地分析市場和非市場的運作，更加現實地比較各市場和非市場的有效性。斯蒂格利茨的研究推動了現代經濟學的發展，改變了我們認識經濟行為和現象的方式，也為我們的制度分析提供了新的視角和方法。

　　我個人有幸同斯蒂格利茨教授相識近二十年。我們在斯坦福大學同事多年。在課堂上，我教授過他的多篇論文。在研究中，他的論文和同他的交談對我都有很大說明。我和他一起合作完成一篇論文，這次收集在《文集》中。斯蒂格利茨教授對中國的改革和發展極為關註。我印象非常深的是在1992年鄧小平南巡之後不久，我和他一起從香港到珠海、深圳、廣州等城市考察。我特別帶他參觀了廣州的農貿市場。當他看到珠江三角洲蓬勃發展的市場經濟時，極其興奮，說這不能叫做增長，應該叫做超級增長(super growth)。那是一次難忘的旅行。

（錢穎一：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美國伯克利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經濟系教授）

本文摘自《斯蒂格利茨經濟學文集第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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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蒂格利茨教授是當今世界上負有盛名的經濟學家，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教授。他1943年生於美國印第安納州，1960年考入美國東部著名大學———阿赫斯特學院（Amherst College），畢業後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進修經濟學，師從保羅•薩缪爾森，獲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