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序） - 兄弟財經外匯返佣

　　六卷本《斯蒂格利茨經濟學文集》由中國金融出版社出版，這是一件值得我國經濟學界慶祝的好事，尤其是希望通過學習現代經濟學來推動我國的改革開放事業和中華民族复興大業的學子們都應該為此感到高興。這套文集不僅讓我國的經濟學界有機會較為系統地了解一位當代經濟學大師的貢獻，而且，也將使得我國的經濟學界有機會了解到一套以新的範式構建的現代經濟學理論體系。

　　現代經濟學從亞當斯密發表《國富論》後開始逐漸建立起來，其間絕大多數經濟學家以市場中的所有參與者信息是充分的，調整是瞬時的，不存在交易費用，各種產品、金融、保險市場是完備的為範式來進行經濟理論研究。根據這個傳統範式，市場是一個最有有效的制度安排，市場中的每個決策者的自利行為將會導致資源的最優配置和社會福利的最大化，政府只在扮演“守夜人”的角色，以維持社會秩序和市場的正常運轉。最早對上述範式提出修正的是凱恩斯，他從對1929年開始的經濟大蕭條的研究中，觀察到市場工資調整具有粘性，放棄了瞬時調整的假設，據此建立起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學；羅納德·科斯則從對工廠制度的考察中提出交易是需要費用的，開啟了新制度經濟學的研究和發展；喬治·斯蒂格勒則放棄了完備信息的暗含假設，提出了信息不充分，信息有價值，信息的獲取有成本，使信息成為現代經濟分析的一個重要考慮變量。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和其他另外兩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喬治·阿克洛夫和麥克·斯彭斯則進一步提出，不僅信息是不完備的，而且信息的分佈在生產者、消費者、所有者、委託代理者之間是不對稱的。對上述標準範式的修改使現代經濟學得到巨大發展，在新的範式中，市場競爭不再必然會達到資源的最優配置和社會福利的最大化，政府在經濟發展中可以發揮比“守夜人”更為積極的作用。

　　發展中國家和轉型中國家信息不充分、不對稱、交易費用高的情形比發達國家中嚴重，因此，根據新範式的理論所發展出來的理論對發展中國家應該更具有參考借鑒價值。但是，傳統的範式以其簡單、在數理模型中易於處理而在經濟學的研究和教學中仍然被作為一個基本範式，經濟學的入門教科書（尤其是微觀經濟學）的理論體系基本上是建立在傳統的範式之上，除了深入研究當代經濟學的學者，普通人很容易就接受這樣的理論體系。尤其，發達的國家以自由競爭的市場為其基本的經濟體制；經濟落後的社會主義國家和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由於在20世紀50、60年代為了趕超發達國家而推行了許多違反比較優勢的政策，使得趕超產業中的企業在開放競爭的市場中缺乏自生能力，只有依靠國家對市場競爭的直接抑制來保護補貼才能生存下去，效率非常低，導致了各種危機。因此，兩相比較特別容易使人認為社會主義國家、發展中國家的低效率是由於市場制度的不完善所引起，而接受了傳統範式所作的各種政策建議，認為社會主義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問題是由於市場化程度不足，解決之道在於消除政府的干預，只要讓市場發揮作用，一切問題就可以消弭。這種看法在我國的學界也普遍存在。

　　理論的作用在於說明人們了解現象，進而改造現象。然而，錯誤的理論就像錯誤的地圖，經常會誤導人們走入歧途。根據傳統經濟理論範式形成的華盛頓共識使得許多計劃經濟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轉型陷入了困境，我國的改革開放在缺乏理論指導的條件下，以摸著石頭過河的方式來進行卻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我國向市場經濟體系的轉型尚未完成，衛生、醫療、教育、社保、國企、財稅、金融等一系列領域如何深化改革，理論界和政策研究部門存在著諸多爭議，這套文集所呈現的理論體系和分析範式將可以開啟我們理論研究和政策讨論時的許多新思路。

　　這套文集所選的107篇論文篇篇都是原創性的經典之作，閱讀這些文章時，除了欣賞其數學模型的精致、理論邏輯的完美之外，讀者更要去了解為何斯蒂格利茨教授能夠如此具有原創性？無他，來自於他對真實世界的關心。在大學時代他就熱衷於政治和社會改革，1963年8月馬丁·路德·金在華盛頓領導反對種族主義的和平示威並發表“我有一個夢”的演說時，斯蒂格利茨是那場示威的參與者之一。他這種對社會、對真實世界的關心促使他出任美國總統經濟顧問、世界銀行高級副行長和首席經濟學家，並參與和挑起了許許多多的政策辯論。我曾有一次問他是何種機緣使他放棄了傳統的經濟學範式，他告訴我，他小時候在他出生、成長的加里城（位於芝加哥之南、密執安湖畔的一座著名鋼都）看到許多不得不失業的工人，可是，根據傳統的範式所建立的宏觀經濟理論模型卻說，那些工人是自願失業。我想就是因為關心真實的世界，他才有機會看到傳統範式下的許多理論模型的結論和他所了解到的許多真實世界的現象不一致，也正是由於看到了這些不一致才?使他有機會提出?的理論範式。

　　20世紀80年代初我在芝加哥大學讀書時，斯蒂格利茨會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已經是老師、同學們的共識。到2001年他獲得此獎時，才58歲，是獲獎時年歲最小的幾位經濟學家之一，可是對他來說這已經算是遲來的榮譽。20世紀90年代中他擔任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主席時，有一次在華盛頓的一個會議上，我問他為何尚未獲得諾貝爾獎，他戲稱一個經濟學家只有在他的理論被證明是錯誤時才會獲得此獎。2005年3月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展基金會舉辦的中國發展高峰論壇上，他作為午餐會上的主講嘉賓，我主持會議並介紹他。利用那個機會我問他現在已經獲得諾貝爾獎了，那麼，他提出的理論是否也已經被證明是錯誤的。當然，那是為了增加會場氣氛的一個戲問，可是，何嘗不是一個嚴肅的方法論的問題。“道可道，非常道”。經濟學的“常道”是所有決策者都是“理性”的基本假設，現成的理論則是在一定的約束條件下的“可道”。所以，只有理論模型所假設的約束條件和現實現象背後的決策者所面對的真實約束條件是一致時，理論模型才反映決策者的理性選擇。由於限制條件隨著經濟的發展，文化、制度等因素的不同而差異，任何理論模型都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斯蒂格利茨的新範式下的理論模型比傳統範式下的理論模型跟轉型、發展階段中的我國更貼近，他的理論對我國更有參考借鑒價值，但是，也不能簡單照搬。大畫家齊白石教導他的學生：“學我者生，似我者死”，要求他的學生學習他的藝術精神，不追求和他的繪畫的表面相似。相同道理，在閱讀這個文集的文章時，不僅要了斯蒂格利茨的新範式和其理論結論，更要了解斯蒂格利茨的胸懷以及他如何觀察真實世界、如何進行抽象和構建理論模型的方法。我國轉型和發展中的許多現象很難用現有的理論來解釋，我國的改革和發展中的現象也很有可能需要放棄傳統範式中的某些暗含的假設，提出新的範式才能最終使得理論和現象得到統一。能以這種態度來研讀這套文集，那麼，這套文集的出版必將能推動我國經濟學研究和理論的大發展。

2007年3月於朗潤園

　　（林毅夫：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本文摘自《斯蒂格利茨經濟學文集第一卷》

　　斯蒂格利茨教授是當今世界上負有盛名的經濟學家，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教授。他1943年生於美國印第安納州，1960年考入美國東部著名大學———阿赫斯特學院（Amherst College），畢業後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進修經濟學，師從保羅•薩缪爾森，獲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