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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加爾佈雷思出版《豐裕社會》以來，美國的家庭數量已經翻了一番，消費債務卻增加了26倍。［52］負債以這樣的規模激增的狀況使人容易相信失去的經濟美德神話，而且有這一看法的並不只是對過去美好時光抱有留戀心態的老年公民。這一神話在學者當中也根深蒂固。克里斯託弗•拉施（Christopher Lasch）指摘現代廣告抹去“欠債恐懼”，大衛•塔克爾（David Tucker）在《節儉風氣在美國的衰落》（The Decline of Thrift in America）一書中提出：“分期付款購買要求一種針對清教主義倫理的道德革命。”［53］很少有人像丹尼爾•貝爾這樣對這一神話大加利用的。在《資本主義的文化矛盾》（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中，貝爾斷言說：“在破壞新教倫理過程中起到最大作用的單一發動機是分期付款方式或即時信貸的發明。”這是以完美的簡明形式出現的失去的經濟美德神話。認為全民從節儉的高峰跌落下來的假設繼續存在，為理解20世紀債務的經濟文化史提供了一種強有力的解釋叙事。［54］

我在研究的開始階段也完全贊同構成這一神話的兩個主要理念：第一，在消費信貸出現之前，人們“很少負債，總是量入為出”；第二，消費信貸讓人們更易過上追求即時滿足和消費享樂主義的生活，從而使傳統道德價值失去了穩定性。但是，隨著我越來越多地了解消費信貸史以及消費信貸對個人理財的影響，我就越來越難以接受這一神話的核心假定。

也可能對那一場信貸革命進行其他解釋。它們通過面對某些事實作為開頭。首先，消費信貸的發明是美國人負債的開始這一說法並不正確。實際上，債務是當年早期移民們的“沉重負擔”，是殖民主義的種植園主們（其中包括喬治•華盛頓和託馬斯•傑弗遜）長期面對的棘手難題，是19世紀的農民和工人們時常經歷的艱辛。［55］一條漫長的赤字河流貫穿美國歷史。它不時漫過堤岸，給政治局勢帶來變化，形成了許多著名事件，如《抵制英貨決議案》（non?importation resolutions）、謝斯起義（Shays?s Rebellion）、19世紀30年代的工匠運動（Workingmen?s Movement）、19世紀90年代平民黨的組建。在其他時候，負債是一條寬闊、隐蔽的河流，匿藏在雜貨店的登記簿和典當商的賬本里，匿藏在肉店的賬單和朋友的記憶中；它盡管沒有出現在私人事務的視線中，但其流量卻不亞於公開債務。從殖民地時期到19世紀90年代，誰不知道在美國生活需要融資，也就意味著負債。

信貸革命與消費文化

失去的經濟美德神話並非是沒有根據的，但是，它掩藏的東西太多了。促使消費信貸興起的行動具有的革命意義比人們原來想像的更大，它將歷史學家置於左右為難的境地——他們必須解釋消費信貸業在20世紀20年代是以什麼方式如此迅速地建立起來，然後被人如此積極地採用的。由於歷史研究中出現了太多“革命”，新發現的“革命”觀點應該受到健康的懷疑論的審視——19世紀商人也對異地可承兌的票據持同樣的懷疑態度。本書的主要論點是，消費信貸是革命性的——但是，我提出，在（革命）這個詞的兩個意義上，它都是成立的。

在常用的意義上,“革命”（revolution）指的是某種激進變革，如法國革命、工業革命和性革命中所表示的意義。所以，當洛倫•巴里茨認為汽車分期付款融資的“革命意義不亞於裝配線”時，他的意思是說，分期付款銷售給美國的理財模式引入了根本性變革。［56］這一點肯定是正確的。但是，這並非全部實情。

與“革命”一詞類似，消費信貸史還有另外一面。在科學界,“革命”具有的意義與其常用意義在一定程度上是相反的。天文學家和物理學家談到作為循環運動的“旋轉”（revolution），例如，恒星和行星在圍繞其他天體的軌道上的旋轉。正是這種天文運動為英國1688年的光榮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第一個被如此標示的事變——提供了相似模式。議會用瑪麗和她的丈夫奧蘭治親王威廉取代了詹姆士二世，這一新政體被認為是英國社會回到原來政體的一次旋轉運動，不是陷入沒有標明的政治水域，而是朝著原來的熟悉港口的回歸。

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消費信貸是革命性的。當20世紀的美國消費者將負債作為一種生活方式時，他們沿襲了17世紀的殖民者、18世紀的種植園主以及19世紀的農民和小商人的做法。這一點常常被忘記，但是，從早期移民踏上美國的普利茅斯岩石那一刻到今天，美國夢通常需要一種對未來的處置權。

在失去的經濟美德神話中全然不見這一真理。於是，消費信貸史——當它被提及時——通常被視為一個中斷和破裂的史話，是對過去理財方式的一種否定。本書對此表示異議。我發現，一些連續性也同樣引人註目。

輕鬆付款神話

如果說連續性之一是，債務作為一種主要的家庭財務策略早在消費信貸出現之前就已存在，那另一種連續性便是，?被認為敵視源於匮乏時代“傳統”價值的“輕鬆信貸”環境下，財務克制並未消失。在消費文化中，謹慎、節省和勤勞保存了下來；它們的持續存在說明，消費文化在何種意義上並非僅僅是享樂主義。消費文化潮流並非沿著相同方向前進。它們可能總體上朝著滿足物欲、脫離清教主義的“現世之中的”禁欲主義的方向運動，但是，這股潮流並非只有一個方式。存在著回流和退潮流。假如不是如此，消費文化就不可能經久不衰。消費作為世界上的一種存在方式形成了其自身的限制機制和控制機制，它們使消費文化能夠對社會起到整合力量的作用。其中最有效的機制之一就是消費信貸。

大多數接受“小額輕鬆付款”誘惑的人發現，負債生活將足夠多的外界克制強加在他們頭上，消費文化從其自身的魯莽支配力量中得以保留下來。分期付款融資使借款人受到嚴格的還款時間安排的約束。消費信貸以這種方式限制了消費主義內部的享樂主義沖動，同時又維護了諸如“預算”、“儲蓄”、“努力工作”——甚至還有“節儉”——這類傳統價值的關聯性。由此可見，消費信貸對個人理財所起的作用類似於弗雷德里克•W.泰勒（Frederick W.Taylor）的科學管理理論對工廠里的工作慣例產生的影響。它將嚴格的外生財務克制強加在消費者頭上，以便改善他們在成為消費者的“工作”過程中的效率。由於“輕鬆付款”結果並不那麼輕鬆——需要工作和克制來支付它們——消費信貸容易使美國人將消費視為“工作”，這就促進了以生產為導向的社會轉向以消費為目的的社會。通過保存許多與19世紀生產文化價值的關聯性，它使消費文化不太像享樂主義者的樂園，而更像馬克斯•韋伯（Max Weber）的被克制理性的“鐵籠”。［57］

正如菲利普•里夫（Philip Rieff）所提出的，文化秩序是由控制和釋放構成的。控制是用來禁止反社會行為的道德要求；釋放是經過小心控制的許可，旨在改變和破壞這些要求，從而使個人能夠承受必須將群體目的置於首位所帶來的壓力。里夫相信，傳統基督教的控制已經走到盡頭——“信教人士天生就會被救；心理學者天生就被滿足”，西方社會正處於一種美妙新文化的邊緣，該文化——至少暫時——幾乎完全是由釋放構成的。但是，里夫幾乎對此持確定態度：經過一定時間以後,“治療性”消費文化將會形成其自身的有效控制。經濟、社會和道德三方面的克制對社會的存活和繁榮興旺都是必要的；沒有哪一種可生存的文化會僅僅鼓吹擺脫這類克制的釋放，所以它必然會進行這樣的控制。［58］

傑克遜•李爾斯（Jackson Lears）借鑒了里夫提出的引起爭論的分析，然後脫離了他說明闡述的這一觀點：消費文化的興起是一種簡單的線性轉換，從以克己的生產為定向的社會，轉到以自我放縱為定向的社會。與之相反，李爾斯認為，消費文化“不是享樂主義的騷亂，而是對控制與釋放之間緊張狀態的現存平衡進行排序的一種新方式”。李爾斯是在研究現代企業廣告的過程中得到這一觀點的；現代企業廣告是一種重要的社會權威，其信息常常被視為強調愉悅、物欲、豪華以及物質主義——換言之，強調擺脫傳統道德準則的享樂主義的釋放。但是，李爾斯發現，在企業廣告中，物質論的享樂主義主題並不占有支配地位，弱於其他的節制信息——這些信息相當於“控制言辞”，勸告人們控制自己的物欲，以便獲得“個人效率”——身體強壯，心理健康，與他人處於富有成效的關係之中，以及諸如此類的東西。［59］這是一個令人感興趣的觀點，充滿思考消費文化的新路子的期望。但是，我們既不應讓解釋的鐘擺蕩得太遠，以至於低估在消費文化中大量存在的享樂主義，也不應高估廣告“控制言辞”的實際影響。

消費信貸史提供了一個更具體的個案，讓我們將消費文化理解為許可與限制之間緊張狀態的一種平衡。直到最近，這些更顯而易見的許可已被大加強調，這肯定是可以理解的。就消費信貸而言，許多學者——如丹尼爾•貝爾、克里斯託弗•拉施、大衛•塔克爾等等——已經正確地察覺到消費分期付款信貸構成了消費文化發展的最為明顯的方式：它使美國公衆能夠購買昂貴的耐用消費品；沒有信貸，他們中的大多數人要麼沒有能力，要麼不會去購買這樣的東西。消費信貸機構實現了廣告商們無力完成的任務——這就是給人們提供了手段，將他們消費昂貴商品的美夢變為即時現實。簡而言之，信貸造就了大衆消費者。

本文摘自《消費信貸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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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生動地講述了18世紀以降的大衆消費生活史，對汽車、冰箱等現代耐用消費品如何借助消費信貸融入大衆生活更有極為詳盡的描寫。同時，作者又以大量史實和有力論證，向“消費信貸侵蝕了傳統價值”這一觀念提出了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