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利益相關者概念與戰略管理2

　　對利益相關者的分析主要是在一般層面上進行的，即使阿克曼和鲍爾分析了如何將社會目標和傳統商業目標合而為一，，因此，又回到了ansoff最初的觀點。Hargreaves和dauman（1975）將慣用語“利益相關者審計”改造為更為一般的“公司社會審計”的一個組成部分（鲍爾和fenn，1972）。12社會審計和相關的有關社會業績的文獻的目的在於重新思考對企業的傳統記分卡。社會審計試圖建立社會“平衡表”，從社會成本和收益的角度分析公司的行為。但是，方法論上的問題使得有關社會平衡表和社會損益表的研究成為一種難以描述的研究。

除了這些試圖考察公司的社會責任的思想之外，研究企業和社會利用了大量更早的文獻。歷史學家、政治學家、經濟學家（特別是更為晚近的公共選擇經濟學家）和政治哲學家參與了公司與社會關係的研究。愛潑斯坦（1969）分析了有關公司在美國政治中的作用的文獻，得出了“目前，公司不應屈服於對它們參與政治的性質或程度的特殊限制”的結論。他接下去認為所有的“聯合政治參與者”應受到有關公示和遊說的要求的支配。政治科學法豐富歷史、對這一理論的分析和權力的正義，當然可以追溯到柏拉圖的《理想國》和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然而正如愛潑斯坦（1969，1980）所指出的，研究公司政治行為的學者出奇的少。盡管在政治科學文獻中類似的概念，諸如“選民”（相關評論參見mitnick，1980）、“利益集團”、“公衆”和“公衆利益”早已存在了一段時間，除約翰•R. 康芒斯等“制度經濟學家”外，卻很少有文獻認識到了並去處理現代公司發現自身的複雜性。

對於公司社會責任研究批評衆多，但最為棘手的問題或許是“公司社會責任”的性質是什麼，似乎我們需要這一理論來增對企業政策研究。13公司社會責任往往被視作“正常企業”的“附加”，經理們對這一術語的批評常常是“公司社會責任是好的，如果你能夠擔負得起。”企業的“利潤創造”部分與“利潤支出”部分之間的理論裂隙在學術界得到了反映，管理學派劃分為與“管理中的社會問題”有關的部門和與“企業政策和戰略”有關的部門。14

商業組織目前正面臨著的混亂和外部環境的性質，被認為是經濟的和社會－政治的力量，在此情況下，需要有一種理論框架對這些力量進行整合分析。我們需要認識經濟力量和社會力量之間複雜的關係。孤立“社會問題”，將它們與它們所具有的經濟影響力分離開來，或者相反，將經濟問題孤立出來，似乎它們不會產生社會效果，都會在管理上、在認識上失分。僅僅註意一面就難以處理另一面的問題。不考慮所有這些力量的方法、技巧和理論將難以描述和預測真實的商業世界。

公司社會責任文獻在組織研究中給予社會和政治問題以顯著位置，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它並沒有指出將這些問題整合進公司戰略系統的一般方法。

組織理論文獻

一般來說，在20世紀60年代，利益相關者理論的演進是停滯不前的。例外的是有幾位組織理論家的工作，他們設法認識組織環境關係。然而大多數理論家沒有著意使用“利益相關者”，他們的工作依然保持著不變的知識資源。瑞典的埃里克•rhenman（1968）在其關於行業民主的著作中明確使用了利益相關者理論。15rhenman認為：

我們將運用利益相關者這個術語選定其個人目標的實現有賴於公司，公司又依賴他們的個人或團體。在這個意義上，雇員、所有者、顧客、供應商、債權人以及其他許多團體全都可以看作是公司的利益相關者。

Rhenman的定義類似於SRI的定義，但較為狹窄。在他的定義中，利益相關者包括任何對公司有要求、公司也對他們有要求的團體，而不是任何其支援為公司的繼續生存所必要的團體。Rhenman進而認為公司的“利益相關者”理論可以導致行業民主理論。16rhenman對利益相關者理論的運用與SRI的使用類似。再者，他對一般層次上的利益相關者或者作為特殊團體的利益相關者感興趣。他對這一概念的狹窄解釋用“和”這個詞指出了這樣一個事實：公司和利益相關者必須具有共有權利，這些權利可以排除重要的團體，尤其是政府和對抗性團體，它們依賴於公司而公司卻不依靠它們。17

在同一時期，幾位組織理論家研究組織與環境之間的關係，因為單纯依靠考察組織內部的組織分析似乎沒有足夠的解釋力。20世紀60年代早期，威廉•埃文開始發展“組織設定”理論，這一理論分析一個組織“與其環境中的組織網的互動”。埃文（1969）假定了幾個概念和可用於研究跨組織現象的假設，認為大多數組織研究集中於組織內部關係，這應該進行更換。埃文的工作導致了大量繼起的跨組織關係研究，有經驗研究也有理論研究，這里我就不予綜述了。18

大約在此同一時期，卡茨和卡恩（1966）發展出了幾個重要的理論模型，提倡組織研究採用“開放系統?方?，這種組織研究致力於確定大系統與其組成部分之間的組織關係，而且，經由emery和trist（1965）對組織的第二秩序環境的研究，環境要素之間的關係會影響組織。詹姆斯•湯普森（1967）對組織的經典研究复興“委託人”理論，把它作為選定外部團體的一種方法，並且利用了dill（1958）的組織“任務環境”概念。湯普森極其簡單地將這一概念規定為：“我們正在和這樣一些組織一塊工作，它們處於影響它們的環境中……”

正是“這些很重要的團體”的概念強調了利益相關者理論，從戰略管理的立場來看尤其是這樣，因為前面章節所描述的對商業環境中的經理的關心應該就是對這些“很重要的”的團體的關係的管理。Mahon（1982）明確認為，湯普森預先使用了利益相關者概念，如果考慮他關於公司社會責任的觀點的話。勞倫斯和lorsch（1967）提出了一個“分化和聯合”模型，由此將組織細分為更小單位來處理外部環境的特殊部分，而來自這種分化的態度和信念，以及聯合的任務或“存在於個部門之間的協作狀態的性質，需要通過環境的要求而達到各種努力的聯合”。19van de ven、埃米特和koenig（1979）回顧了組織環境文獻，提出了幾個理解發展中的研究的元概念框架。

最近，pfeffer和salancik（1978）回顧了這方面的文獻，提出了一個組織－環境互動模型，這一模型取決於對組織資源和組織對提供這些資源的環境要素的相關依賴性的分析。但是他們沒有明確定義“利益相關者”，他們聲稱：

我們的看法是，組織生存到這種程度以至它們是有效的。它們的有效性來源於對要求的管理，尤其是組織依賴它們提供資源和支援的利益集團的要求。20

他們進而主張一種“激進的”組織外部觀，在這種觀點中，理論家向環境尋求組織理論的大多數解釋力量。他們認為，一般來說，盡管有許多人主張有研究外部環境的必要，卻極少有理論家發展出使得環境進入組織方程式的理論。他們根據資源和依賴性給利益集團所下的定義，與SRI的利益相關者概念極其相似。

還是在最近，nystrom和starbuck編輯出版了兩卷本的論文集，其中包括有幾篇評估認識組織－環境關係的藝術現狀的文章。特別重要的是奧爾德利希和whetten（1981）的一篇論文，在這篇論文中，他們分析了組織的“人口”及其演進的概念，提出了據說“超越”了“組織設定”概念和註意利益相關者的網路分析。Pennings（1981）分析了“戰略上相互依賴的組織”概念，提出了一套戰略，組織可以利用這套戰略去處理隨相互依賴性產生的不確定性。文集中的其他論文，以及卡茨、卡恩和亞當斯（1980），van de ven和喬伊斯（1981）所編輯出版的兩卷文集中的論文，都是為利益相關者理論在應用於戰略管理上的發展提供了豐富的思想資源。但是，我的目的不僅是回顧文獻，還要揭示利益相關者理論的知識之根。

一般來說，組織理論文獻並未提出為組織設定執行方向的框架。一般來說，它只是在盡力進行描述。在組織理論文獻和戰略管理文獻之間，在系統理論和公司社會責任文獻之間，極少有明確的“吻合”。21這些研究主流的每一種都與戰略管理的利益相關者方法的建構有關，我將在這一研究以及其他人的洞察的基础上來發展這樣一種方法。然而，其結果不許可以應用於第一章所讨論的問題；也就是說，公司經理如何開始在他們目前所面臨的環境中進行認識和管理？我的方法具有內在的“管理性質”。它是一種“理論”，或者更確切地說，是一個“框架”，這一理論或框架首先與管理行為有關，其次與組織行為有關。

戰略管理的利益相關者方法

盡管利益相關者理論發展史，表面上看來是相對較為簡單的，這一理論可以用來將豐富法文獻配合起來。每一個主要研究領域的主要問題都不是相互排斥的。制定公司計劃和計劃系統的問題，認識公司在社會系統中的作用的問題，公司的社會責任和需要以一體化理論解釋大組織及其環境的問題，對於經理和組織組織研究者都是極其重要的。在整合這些圍繞組織戰略理論的問題中的某一些，在整合組織如何能夠塑造自己、採取行動使自己與外部環境密切結合的問題上，利益相關者理論都是有用的。

任何戰略管理模型都必須處理許多關鍵問題。下面所列的問題都是可以部分地根據利益相關者來認識的問題。

組織的方向或使命是什麼？（戰略方向）

•完成使命的路徑或戰略是什麼？（戰略方案制定）

•為將要執行的戰略配置的資源或預算是什麼？（預算）

•如何確保戰略在按既定軌道執行或者在控制中？（控制）

•執行戰略所必需的宏觀系統和結構是什麼？（結構和系統）

下一章將依次讨論上述每一個問題。表2．2是戰略管理過程示意圖，，可以用於描述許多大公司的實際的戰略管理過程。Lorange（1980）詳細解釋了這些戰略任務。Schendel和hofer（1979）按照這些任務對戰略管理研究進行了分類，說明了戰略管理“範式”，而弗里曼和lorange（1983）為認識和發展有關戰略管理過程的新研究問題提供了探索方法。

從“戰略規劃”到“戰略管理”的概念轉變意味著一種重要的朝向行動定位的變化。僅僅為利益相關者所關切的事項做規劃完全是不夠的。可以被?行和控制的方案和政策，必須是這些計劃的結果。同樣，公司經理必須以“戰略眼光”來幹工作，也就是在公司方向的保護下工作。經由給予經理和研究者一個認識在混亂環境中如何回答絕大多數美國公司的戰略問題的框架，利益相關者理論可以用來豐富我們從外部和內部商業環境的變化對每一個戰略任務的認識。

盡管有如上所引的這麼多研究，追問組織理論家和經理是否需要一個“新”概念，如“利益相關者”，仍然是合理的。盡管這種批評廣受歡迎，我可以回答說，它們對於我們如何認識世界是很重要的。通過使用“利益相關者”，經理和理論家一樣將這些團體視作有“股份”的人。“利益相關者”意味著“合理性”，盡管在這些團體對公司的要求不適當的意義上，經理們也許會覺得它們“不合理”，他們最好還是按照它們影響公司方向的能力給予它們“合理性”。這樣，“合理性”在管理的意義上就是可以理解的，它意味著在利益相關者身上“花費時間和資源是合理的”，不管他們的要求是否適當。

當然，這里所讨論的合理性是一個寬泛的概念。是不是所有的利益相關者都對公司的資源擁有同等的“合理的”要求權？公司的商品和服務的分配問題是否留給市場去解決？或者，這個問題是否可以借助利益相關者團體的政治“力量”來解決？就目前而言，我將暫時擱置這些問題，但這並不是說研究它們不會獲得豐碩的成果，而是我認為，首先我們必須認識較弱意義上的“利益相關者的合理性”：如果你做一個有效率的經理，你就必須考慮到利益相關者。如果我們能夠將這些問題，與從政府到所有者到顧客的多個團體結合起來，那麼，在回答利益相關者理論所提出的政策問題上，我們將處於一個較為有利的位置。22

與湯普森（1967）的主張符合一致的是，“利益相關者”應該是指“有影響的團體”，或者更正式地說：

組織中的利益相關者（依據定義）是指任何能夠影響公司目標的實現，或者受公司目標是否實現影響的團體或個人。

從我在第一章所表述的觀點來看，為什麼能夠影響公司的團體應該是“利益相關者”，答案是很明確的。在某種意義上，戰略管理的關鍵是為公司制定發展方向。戰略管理方法必須考慮能夠影響公司的發展方向及其執行的團體。但是，由於並非所有影響公司的團體自身都受公司影響，對於“受公司影響的團體”也是利益相關者這個問題，並不是很容易理解的。我之所以下這麼一個對稱性的定義，是鑒於公司最近幾年所經歷的變化。20年前對公司的行為並無影響的團體，現在對公司產生影響了，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公司忽視對它們的影響的行為造成的。因此，通過稱這些受影響的團體為“利益相關者”，繼起的戰略管理模型對未來的變化保持敏感，能夠將新的“外部變化”轉變為內部變化。理解這一定義的一種方法是把利益相關者概念看作是企業戰略和公司的社會反應性問題的保護傘。要做一個有效的戰略家，你就必須與這些影響你的團體打交道，而作為回應（以及從長期有效性來看），你必須與受你影響的團體打交道。

以這種形式使用利益相關者理論的研究早就有了，我將在這里作以簡要綜述，並在下一章重新回到它們各自的觀點。

Sturdivant（1979）調查了高級經理的價值觀與公司的利益相關者不同這個問題。他使用了一種事先測試工具——stuedivant－ginter調查表，調查了一個大樣本的行動主義者團體。Sturdivant發現，以這一工具來衡量的話，經理和行動主義者的價值觀具有根本區別。

Sonnenfeld（1981）對林業產品行業進行了調查，試圖界定公共問題以及對這些問題的反應的全部序列。他測算了每一個有利益相關者的功能部門的互動時間的多寡，調查了對公司對公共問題的反應有確定看法的利益相關者。Sonnenfeld的研究是第一個運用系統調查方法和訪談資料對一個行業進行深入分析的研究。他的研究成果對於認識戰略管理模型對公共問題做出反應的能力大有說明。

Chakravarthy（1981）研究煤炭行業的幾家公司對環境變化做出反應的能力。他所研究的問題比此前的研究更加深入，因為他部分地利用利益相關者理論發展出一個企業和公共問題適應模型。邁爾斯（1982）對煙草行業進行了深入分析，試圖將這一理論熔合進戰略管理、“顧客”和商業之間的關係。Tiffany（1982）分析了鋼鐵行業自20世紀初以來的發展，分析表明複雜的互動和有意識的戰略在利益相關者團體管理被放在適當位置。

Emshoff和弗里曼（1981）報道了對新英格蘭電話公司的一次特別採訪，採訪的是一個為利益相關者問題所纏繞的問題，並對管理開始發展出了幾個描述性的觀點。Emshoff和弗里曼（1981）在對美國佈魯爾協會和飲料集裝箱的立法問題的臨床研究中，採用一種特殊的管理方法。Emshoff和finnel（1979）在另一個分析戰略制定的臨床研究中運用了這一理論，mitroff和emshoff（1979）、mason和mitroff（1982）在他們的公式和“戰略假設分析”測試的方法中運用了這一理論。Emshoff（1980）將利益相關者分析和戰略假設分析整合進了一個一般性的戰略制定模型。弗里曼和里德（1983）認為，利益相關者理論可用於認識公司的管理方法爭議，弗里曼（1983）把利益相關者理論用作戰略管理的保護傘。

在下面的章節中，我將繼續停留在這一?究的主流之中，並利用上文所引的文獻來豐富它，通過將利益相關者理論發展成一種戰略管理方法來擴展它。這樣做，必定需要對範圍更廣泛的、從戰略制定到組織結構的戰略任務進行分析，並且需要另外增添許多概念。我的重點始終放在戰略管理上，也就是說，利益相關者理論如何可以用來豐富我們對組織是怎樣以及應當怎樣設定執行方向的認識。

管理理論註釋

我認為，管理理論實質上是說明性質的，但不是在說明是無根據的，對現實組織的說明無關係的意義上。這里發展出來的利益相關者模型是說明性的，在它說明了組織的經理的理性行為的意義上。“如果你想進行有效的管理，你就必須系統地考慮你的利益相關者，”是一種說明，但是，它與“你應該與批評家進行溝通”具有根本上的不同。23對於前者是否比後者更為適當，我並無確切把握。但我的確認為，經理必須理解的二種描述所闡釋的價值命題。而且，制定企業水平上的戰略的關鍵的確就在於認識這些價值陳述。

好的管理理論是實用的，也就是說，它們是與幹實際工作的經理有關係的。它們不僅預測將會發生什麼，使得經理依據預測作出調整，而且解釋一定的（與理論有關的）現象的存在以及這種現象轉向另一種現象的關係。利益相關者方法研究影響組織的團體和個人，研究對這些團體和個人做出反應的管理行為。我希望，對下面章節中的細節的註意可以恰當地解釋為弄清楚利益相關者方法的實踐含義和範圍的努力。由於好的理論是實用的，我們經常說這樣一種恰當性有損於“嚴密性”。但是，我認為，這個觀點忽視了一個邏輯點。任何不具有邏輯性或理論嚴密性的理論或模型都是不實用的。它不能保證經理們將從中得出的結論是有效的。理論的真不必經受經驗的檢驗。但是，理論觀點的經驗證據越多，我們對理論的信心也就越大。經驗對理論的支援作用，在建構和證實理論上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理論的嚴密性比經驗的支援更加緊要。我的目的是發展出戰略管理的利益相關者方法的嚴密陳述。不過，我將致力於建構方法而不是可以引以證明理論的經驗研究。我認為戰略管理中理論太少，而我希望運用利益相關者理論為它增添適量的理論觀點。

小結

利益相關者理論在其歷史發展過程中在許多學科中得到了發展。戰略規劃、系統理論、公司社會責任和組織理論的文獻，都可以用來發展戰略管理的方法。我曾經說過，需要對利益相關者下一個綜合性定義，它是指可以影響公司目標的實現或受公司目標是否實現影響的團體。而且，我已經推測到，戰略管理方法，諸如在下面章節中所發展出來的方法，必須是對有效管理行為的理論嚴密的說明。

註釋

1．追溯“利益相關者”的準確起源是極其困難的。Ackoff（1974）把這一術語的創造歸功於ansoff（1965），引證了ansoff書中所列的abrams（1954）、cyert和march（1963）的參考書目。Mason和mitroff（1982）將之歸功於rhenman（1968）。《管理科學的應用》的匿名鑒定人向我指出，這個概念起源於SRI，我在emshoff和弗里曼的著作中得到了正式的確認。不久後，SRI國際公司的威廉•羅伊斯博士在與我的私人通信中，細述了Lockheed的ansoff、羅伯特•斯圖爾特、marion doscher和20世紀60年代早期的SRI的事情。斯坦福大學的Kirk hanson教授後來向我指出，rhenman寫作《工作場所的行業民主》時正在斯坦福大學做訪問學者。1980年夏天我到SRI國際公司的旅行，以及同羅伊斯博士、阿諾德•米切爾博士的談話，澄清了許多歷史問題。從那以後，他們非常熱情地讓我分享一些原始檔案，在此我向他們、SRI國際公司致以謝意。

2．威廉•羅伊斯，私人通信。

3．Ansoff（1979）、海斯和艾伯納西（1980）、charan和弗里曼（1980）以及其他許多人，都認為有必要將社會政治問題與經濟、技術問題結合起來分析。“經濟”分析和“社會”分析之間的裂隙在理論上一向具有任意性，或者至少從作為經濟學之基础的現代公共理論問世時是這樣（von neuman和morgenstern（1946））。理性的代理人偏好多種東西，其中只有一些可以用美元來衡量。理性這個概念比一些企業理論家所僞稱的要寬泛得多。例如，可以參見謝林（1960，1978）、佈坎南和圖洛克（1965），以及其他許多“決策理論家”的著作。

4．這里關於定義在理論中的作用的警告是合適的。奎因（1960） 認為“句子面對的並非只有經驗法庭。”奧斯汀（1961）、wisdom（1953）和維特根斯坦（1953）和語言足額學文獻對定義在語言中的作用進行了複雜精致的分析。

5．商業政策簡史的“範例”可以參見ansoff（1977）、hofer、murray、charan和pitts（1980）以及schendel和hofer（1979，1979a）。

6．對環境分析作為一種戰略任務的分析參見utterback（1979） 。

7．多視角戰略規劃和管理文獻的範例參見abell（1980）、ansoff（1979a），ansoff、declerk和hayes（1976），格蘭特和金（1979），hofer和schendel（1978），lorange（1979，1980），波特（1980），shcendel和hofer（1979），vancil（1979）。

8．系統理論的準確起源很難確定。當然，巴納德（1938）是一個創始者候選人。不過，問題解決的系統觀可以追溯得更遠。笛卡爾（c．1628）認為，在他的常遭嘲笑的“理性方法”中，分析（將事物解析為其組成部分）與綜合（通過考察事物作為部分屬於哪個整體來建立事物）是結合在一起的。將系統方法與傳統哲學結合起來的努力參見churchman（1971）。

9．關於界定集體戰略這一概念的最近嘗試參見astley（1981）。

10．文獻多如牛毛，這里不可能一一加以評述。對文獻的評論參見carroll和beiler（1977）、sturdivant（1977）和post（1978，1981）。

11．美國這一時期的評論的範例觀點參見border（1981）、calleo（1982）、halberstam（1969）、schlesinger（1965）和懷特（1982）。

12．對“利益相關者審計”的不同用法參見弗里曼、banker和lee（1981）以及本書第四章。

13．Keim（1978，1978a）提出了一個啟發公共品理論的有趣觀點。

14．盡管不可以作為專業組織選擇組織它自身的方法的東西非常多，應當註意的是，從知識分子的立場來看，這樣一種組織原則傾向於擴大“商業問題”與“社會問題”之間的裂隙。

15．Mason和mitroff（1982）錯誤地把發展利益相關者理論的功勞歸於rhenman。感謝Kirk hanson教授給我在追溯rhenman對利益相關者理論發展的影響上所提供的說明 。

16．非常奇怪的是，rhenman（1973）並沒有使用利益相關者理論。

17．在rhenman的定義中，如果我們用“或者”替代“和”，可以得到一個與貫彻本書始終的概念相類似的概念。

18．應用這一理論的例證有一些可以參見hirsch（1972）、terreberry（1968）和evan（1972）。

19．勞倫斯和lorsch（1967），第11頁。我將在第八章中將利益相關者理論的這一含義應用於功能主義管理。

20．Pfeffer和salancik（1978），第2頁。

21．Rhenman（1973）是一個例外。

22．利益相關者合理性這個比較寬泛的問題，以及最終的現代公司的合理性問題，超出了本書的範圍，是與W.M.埃文合作進行的研究專案的主題。埃文（1975）在一個真正的利益相關者框架中提出了這些問題。

23．康德（1787）區分了假言命令與絕對命令。現代公司的合理性與假言命令有關，諸如“如果你想最大化市場份額，你就必須與消費鼓吹者打交道”。這樣的句子是規範的，不是絕對的。means-ends關係以及“理性的”與“道德的”之間的關係經常被誤解。較新的關於這種聯繫的文集參見sen和威廉斯（1982）。

本文摘自《戰略管理——利益相關者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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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化時代，對於公司的外部要求在增多，而公司應對的內部彈性卻在降低。公司管理人員處於重壓之下，飽受質疑和攻擊。如何正確處理和協調公司內部各利益團體之間，以及公司與外部各利益團體之間的關係的問題日益突出，利益相關者概念由此浮出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