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7.1 自食其力的薩佈爾•阿里(2)

　　早期，格萊珉銀行為了促進兒童教育曾資助中心建立學校。每位貸款超過一筆的借款者每週要向兒童福利基金捐助1塔卡，用以建設校舍、支付教師工資或者購買課本。學校的教師都是會員的子女或者當地的青年。每天早晚，中心都提供基本的教育指導，包括閱讀、寫作、算術、體育和啟蒙教育等。銀行員工說明會員建立這些學校並招聘教師，還會分發從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得到的免費課本。到1990年，各個中心共建立並管理著大約4 000所這樣的學校。然而，隨著公立學校在農村地區的迅速擴大，父母們也傾向於把子女送入公立學校，這些學校已經變得可有可無了。

　　一般認為，通過貸款增加的收入被用來支援子女的教育，增加了借款人子女的教育需求。不過，從理論上來說，增加貸款對子女教育的具體影響尚不清楚。這是因為子女既是“消費品”又是“生產品”：家庭通過擁有子女而獲得滿足，並通過在家庭企業中使用他們創收而獲得滿足。通過貸款引起的收入增加可以使兒童上學的需求增加，也就是理論上所說的“收入效應”。貸款有利於擁有並使用更多的資本，也可以提高孩子們的勞動生產力。送孩子們上學顯然比讓孩子們在家勞動更加“昂貴”，即所謂的“替代效應”。盡管如此，從長期來看，孩子們提高的勞動生產率將增加家庭的收入。這導致借款人撫養更多的教育水平更高的子女。

　　由於貸款直接增加了借款人的收入和財富，也使他們想要更多的孩子。另外，包括格萊珉銀行在內的許多小額貸款機構，也提供非信貸類的服務或者中介服務，如假期培訓、組織說明、旨在改善健康水平的社會發展指導、文學、領導技巧、社會規範等輔導。蔡斯（Chase，1997）指出非信貸服務也能通過提高服務對象的福利而提高對子女教育的需求。

　　威迪克（Wydick，1999）明確了小額貸款對子女教育的兩個作用。他把第一個稱為“家庭勞動力代替效應”。威迪克指出貸款通過增加資本提高了家庭勞動力的生產率，因此增加了送子女去學校的成本。這回應了前面提到的“替代效應”。他把另外一種效應稱作“家庭企業資本化效應”。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貸款放寬了對營運資本的要求，家庭會通過雇佣勞力來代替子女勞動。基於瓜特梅拉（Guatemala）的數據，威迪克發現貸款途徑和入學這二者間的相關性並不是明顯為正的。

　　馬爾達納多、岡薩雷斯•維加和羅梅洛（Maldanado、González?Vega和Romero，2003）指出了關於貸款可以影響教育的幾條途徑。研究顯示，當家庭由於危機而面對收入的中斷時，家人傾向於讓孩子退學回家幫忙。通過提供經常性和緊急性的貸款及建立可產生收入的資產，馬爾達納多和其他合作者相信通過運用小額貸款機構提供的貸款可以減少兒童由於不幸事件而退學的概率。他們稱之為“風險管理效應”。這些研究者指出由於貸款而可能產生的新增經濟活動也增加了對童工的需求。這類似於威迪克的“家庭勞動替代效應”。Maldonado及其合著者把兒童入學需求的增加稱之為由微型金融機構提供的非信貸服務引起的“教育效應”。不過，馬爾達納多和合作者的實證工作顯示出小額金融機構主要通過收入和風險管理渠道來增加孩子們的上學機會。

　　該研究小組同時指出，與男人相比，婦女更希望子女接受教育，小額貸款機構面向婦女提供的信貸有助於增強其在家庭中做出子女入學的決定，該研究小組還認為，婦女在家庭中話語權的增強和地位的改善，會使其子女的入學率提高。他們將這一現象稱之為“性別效應”。就孟加拉國來看，有著不同的性別效應，增加貸款及與之相關的經營活動使婦女減少了做家務事的時間，她們不做的這些工作必須由孩子們來做，很大可能是由女孩子來做，這就使女孩子們的入學率降低。

本文摘自《窮人的誠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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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為政策制定者、從業人員，以及大型發展組織詳細介紹了第二代格萊珉銀行。讀者在閱讀本書時可以了解兩個重要的信息：
其一，格萊珉銀行是個充滿活力的組織，它經常開展多項重大改革，不斷改進其模式。它不時地微調和改變提供金融服務的模式，以應對這個領域的變化。這是因為格萊珉是為窮人工作的，其使命就是減輕貧困。然而，貧困是一個動態的現象。人們陷入貧窮的原因變化了，減貧的方式也應變化。為窮人提供金融服務以使他們發揮自己的聪明才智來脫貧，乃是減輕貧困的重要而有效的手段。
其二，無論窮人所處的經濟和社會條件如何艱苦，只要給予他們機會，他們總會還款，他們還會存下很多錢。窮人不需要我們的同情，他們只需要一只援助之手。以金融服務的方式給予援助是最重要的一種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