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7.1 自食其力的薩佈爾•阿里(3)

　　上述調查理論上表明，教育貸款對家庭是否讓孩子上學有著不確定的影響。為了搞清各種有關教育與貸款關係理論的真實性，研究者就格萊珉銀行貸款與借款人子女的入學率提高進行了實證研究。盡管這一研究是基於有限的樣本，但託德（Todd,1996）證實，100%的格萊珉銀行借款人的女孩子入了學。而符合從格萊珉銀行貸款的條件但未參與的家庭的對照組的入學率只有60%。關於男孩子的情況，託德發現，取得助學貸款者的男孩子的入學率是80%，未參與貸款者男孩子的入學率是62%。然後，託德運用更精確的就學率衡量方法，在給定年齡組的情況下，將每一個孩子在校年數作為其應在校年數的百分比，以獲得助學分期貸款對孩子們入學的真實效應。結果再次顯示：獲得助學貸款的孩子們在校年數為62%，對照組的這一比例為44%。託德認為，女孩子的就學年數超過男孩子，“因為8歲的男孩子就可為家庭幹活掙錢”。然而，對這樣一種助學借款者和對照組的比較基於小樣本實證所得到的結論，有著前述諸多的偏差。

　　世界銀行運用更科學的方法所作的研究糾正了這些偏差：科學地選取了更大的樣本以回應第二章所述的各種偏見。根據這一研究，格萊珉銀行對婦女的貸款每增加1%，就可使女孩子的入學率提高1.86%。然而增加對男人的貸款，則對女孩子的入學率沒有影響。但貸款對男孩子入學的作用更大，對婦女和男人的貸款每增加1%，男孩子的入學率分別提高2.4%和2.8%。這表明，盡管格萊珉銀行盡力增強其會員使女孩子獲益的意識，但其會員則更重視男孩子的入學。皮特和孔達卡爾（Pitt 和khandker，1998）認為，這或許是因為女孩子的活動和婦女的活動具有更密切的替代性。當婦女從事自謀職業時，女孩子承擔著做家務活的責任。

　　然而運用同樣的數據和稍有差異的估計技術以及不同的受教育程度的測度方法，傑西卡•蔡斯（Jessica Chase，1997）的研究得出了和孔達卡爾關於男孩子入學的相同結論，她發現格萊珉家庭的男孩子入學的可能性更大，也會受到更高的教育。與皮特和孔達卡爾（1998）不同，她沒有檢驗貸款給男人和婦女如何影響男孩子和女孩子的入學，她也沒發現格萊珉成員對女孩子就學影響的證據。更確切地說，蔡斯（1997）發現教育貸款對女孩子就學的影響是中性的，無論更高教育的需求，還是承擔更多家務勞動的需求，對格萊珉女子學校的在校生數量都無影響。她認為，格萊珉銀行的貸款對男孩子和女孩子的不同影響可能由銀行不能控制的因素所致。如果給某一家庭的一個孩子接受教育的機會而讓另一個孩子待在家裡，那麼，蔡斯認為該家庭可能選擇讓男孩子上學，因為對男孩子的教育投資獲得回報的可能性要大一些。託德的一位被調查者這樣說道：“女兒需要接受一些教育，但不需要太高的教育。如果在女兒的教育上花太多的錢，我們得不到回報，因為她將把她所學的知識及收益帶到了另一個家庭。”由蔡斯進行的有關孩子入學率低的原因的另一項調查得到了同樣的觀點：被調查者中，8%的男孩子回答了“父母不想讓”他們上學，而女孩子中，做出同樣回答的有27%。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基於調查的研究是20世紀90年代初進行的。最近15年來，就孟加拉全國來看，女孩子入學的情況發生了顯著變化。1991年，僅有20%的孟加拉婦女會讀寫，婦女受教育程度是世界上最低的。現在孟加拉女性入學率已超過了50%，而男性入學率為50%。在發展中國家中，孟加拉國是為數不多的女子與男子入學率對等的國家之一。到了20世紀末，孟加拉國的小學的總入學率約為100%，小學教育的性別差異已經消除了。初中教育也有同樣顯著的改善。1994年以來，女孩上初中的人數以每年13%的速度增加，而男孩上初中人數的年增加率為2.5%，這方面的成就主要源於孟加拉國政府為消除入學方面的性別差異而實施了諸多鼓勵措施。

本文摘自《窮人的誠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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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為政策制定者、從業人員，以及大型發展組織詳細介紹了第二代格萊珉銀行。讀者在閱讀本書時可以了解兩個重要的信息：
其一，格萊珉銀行是個充滿活力的組織，它經常開展多項重大改革，不斷改進其模式。它不時地微調和改變提供金融服務的模式，以應對這個領域的變化。這是因為格萊珉是為窮人工作的，其使命就是減輕貧困。然而，貧困是一個動態的現象。人們陷入貧窮的原因變化了，減貧的方式也應變化。為窮人提供金融服務以使他們發揮自己的聪明才智來脫貧，乃是減輕貧困的重要而有效的手段。
其二，無論窮人所處的經濟和社會條件如何艱苦，只要給予他們機會，他們總會還款，他們還會存下很多錢。窮人不需要我們的同情，他們只需要一只援助之手。以金融服務的方式給予援助是最重要的一種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