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形色色的文化人 經濟學家一瞥*(5)

　　個惡搞成為時尚的年代，易中天對“三國”的品評，只能算是最溫和的一種惡搞了。為什麼種種惡搞受到大衆的追捧，能夠引起轟動，成為一種時尚呢？因為現在“上帝”不在了、“主義”沒有了、“權威”被打倒了。在信仰缺失的同時，伴隨著財富滾滾，拜金主義橫行，價值觀的多元化、自我意識的覺醒甚至放大、傳統的颠覆、美醜的颠倒、廉耻定義的改寫……禁锢一經打開，庶民狂歡。出名的欲望使人瘋狂一切來得太快，榜樣的力量無窮。“夢想成真”的召喚，草根英雄的輩出，速成名人的示範，攪起了無數凡夫俗子們成名的欲望。而在市場經濟為主導的社會，成名就意味著發財，正如馬太效應一樣——讓富有的更富有，貧窮的更貧窮。因為舞台是巨大的，只有在聚光燈下的舞者才會受到關註。易中天在這之前也一直在跳，只是這次當聚光燈掃到他時，他跳得格外精彩，以至於燈光定格在他身上，想移開，粉絲們都不答應了。為了爭奪聚光燈，人的兩面性就表現出來了。大家都想出名，聚光燈有限，怎樣在芸芸衆生中突顯出來？靠堅持不懈的努力？成本太高，幾率太小。與已有的名人拼實力，搶地盤？難度太大，要求太高。前面無數成功者的經驗告訴人們：颠覆原有的遊戲規則，不按牌理出牌，反而容易奏效；不擇手段，出一些常人所不齒的奇招怪術，至少也可以在短時間內吸引大衆的眼球。於是，芙蓉姐姐出來了，用下體寫作的木子美出來了，還有一些裸體美女作家，她們都選擇用一種極而言之的方式（包括暴露自己的隐私來獲取名聲）。心理失衡導致逆反但是，畢竟攀一夜成名的梯子上去的人不多，更多的人除了羨慕，只能是憤恨——心理失衡導致逆反，認為這些名人其實也不過就是這麼回事！一邊推波助瀾，一邊心裡又不屑，有人會覺得有些名人以前還不如自己呢，有些人原來不過是坑蒙拐騙之徒，有什麼了不起！於是，沉默的大多數不再沉默。挑戰“名人”、發洩對“權威”的不滿，將長期佔據聚光燈的人趕下台，此時占馬太效應另一端的大多數必然是拍手稱快。“惡搞”這個在特殊時期孕育的怪胎有了成長的溫床，因為它有廣闊的群衆基础、“炒作”的空間和市場。網路能量無限放大在“惡搞”這個詞誕生之前，近似的做法還相當原始，效力也有限。比如漫畫，屬於幽默，一笑了之，殺傷力不大；大字報太極端，反而易引起反感也不易傳播。但是自網路產生之後，這種惡搞的能量就被無限地放大了。因為它像瘟疫和“非典”一樣通過網路爆炸般地傳播，又有如前所說廣泛的社會基础，能夠迅速地引起共鳴，惡搞者本身不僅沒有風險，反而成了明星，帶來了經濟價值。一花引來萬花開，自然會有更多的人也希望用這種手段成名。憎人富貴嫌人貧——你富貴我恨你，你貧窮我嫌棄你，這種普遍心理，在今天被充分放大了。而當這種情緒在網路上蔓延和擴散時，比貼大字報還可怕——人們是隐身在網後的，可以在網上“隨地大小便”，不受約束和制裁。道德約束成為真空禮制君子，法制小人，無為而治治聖人。孔老夫子言“君子慎獨”，說的是一個人獨處的時候，還能夠保持良好的操守，才是君子。但現在君子難求，小人當道，而網路又給這種小人意識、小人行為付贏不付虧，給“隨地大小便”不受處罰者提供了一個廣闊的空間，使得人類的劣根性得到了極大的張揚，而這種張揚又形成了一種社會基础和消費基础，誰迎合了這種社會基础和消費基础誰就可能獲利，惡搞愈演愈烈，就是這麼來的。馮小剛拍了一部《夜宴》，有個女替身演員在影片里有裸體鏡頭，她出書時就借用馮小剛的書名——《我把青春獻給你》，將自己的書起名為《我把青春獻給誰？》，封面就以她的裸體作為背景。人們為了出名真是無所不用其極。你馮小剛可以罵她，但倒過來人家也可以罵你。“長江後浪推前浪，前浪摔在沙灘上”，到處是這樣的現象。這一切都彌漫和充斥著對“權威”、對“神聖”的不滿和不屑。人們一邊在造神，在追星，要成為粉絲；一邊要倒神，因為他們骨子里對神不屑，尤其是在名利泡沫化的時代，成名似乎並不難。在誰都有可能一夜成名的時代，一夜身敗名裂也就是正常的了。水能載舟，也能覆舟嘛！“快餐文化”助長了社會的淺薄化惡搞成風，媒體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大衆是媒體的衣食父母，在一個消費至上的時代，投其所好是最簡單的贏利模式，挑動群衆鬥群衆，制造矛盾和焦點，提升收視率、點擊率是媒體的慣用手法。本來媒體的功能除了滿足大衆以外還有教化的作用，但在市場經濟下，後者已經成為吃力不讨好的事了，誰還願意花大氣力去做。正如孔老夫子當年那樣，面對禮崩樂潰的局面奔走於各國，四處宣講，常被作為嘲笑的對象，在世時生活十分惨淡。他的輝煌只是在其身後，統治者們為了重建禮儀，才將其從故紙堆中捧了出來，成為“大成至聖先師”。他在世時成為“喪家之犬”，陳國斷糧，三月不知肉味，生活無著，只能靠帶徒弟教書換取幾條幹肉。在大的潮流下，一般人只能是隨波逐流，偶爾有一兩個人想發出一點正常的聲音，也被罵得一塌糊塗，有人剛說了一點“超女”的不是，污泥濁水，鋪天蓋地而來，於是，他縮回去了。因此也出現了圓滑的人，如王蒙、劉心武之流，這些人都在迎合。媚俗不是單個現象，而是一個大的背景，在這個大背景下，產生“易中天現象”是很正常的。本來《三國演義》、《水浒傳》、《紅樓夢》作為名著，在中國有著崇高的地位，不管是說書，還是電視劇，都是“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對所謂“正面人物”的忠義加以贊歎，對所謂“奸臣”給予鞭撻。盡管它只是正史時代的一本小說，但其起碼體現了中國文化的一個傳統和魂魄。就如同電視連續劇《水浒傳》中，劉歡的“好漢歌”所唱的“你有我有全都有……”，有一種氣勢。這時出現了“易中天現象”，對“三國”時期的正史——《三國志》，也有了另一種不同的解讀方式，相當於向傳統和權威挑戰。現在不是時興惡搞嘛，不是對正統的東西不屑嘛，這種以通俗和商業化的語言談“三國”的方式，果然迎合了大衆的喜好，叫好聲一片。隨即媒體又是一通攪和，便與時尚挂上鈎了，也正好迎合了這個時代的消費主流。大衆呼喚精神回歸大衆一方面對惡搞報以快意的掌聲、起哄以及推波助瀾，對闆著面孔的說教和所謂的正統嗤之以鼻，但背後對那些淺薄和低俗的明星實際也很厭煩，他們只不過是大衆發洩對現實的不滿、彌補精神空虛的道具和木偶，這些木偶盡管顯得愚蠢、可笑，但畢竟他們摘下了人格面具，比一些道貌岸然者可愛。在這種精神極度空虛和饑渴的狀態下，突然有一個身居象牙塔的人跳入凡尘，用大衆喜聞樂見的形式，寓教於樂，談歷史、品名著、分析人性，並與現實生活結合起來，以古喻今、以今論古，讓男女老幼聽得很過瘾，拍手稱快。先是被故事吸引，之後變為對易教授的崇拜，庶民們似乎找到了精神導師。誰說庶民狂歡都是低俗的，大衆也是向往高品位的東西的。這是一個悖論，在學術界指責易中天不嚴肅、媚俗的同時，大衆反而覺得他們正在追隨文化，接近高雅。因為這畢竟比一直以來吸引著大衆眼球的衆姐姐們和形形色色的惡搞高雅得多。“易中天現象”的個人因素“我是草根我怕誰”有一天，我看中央電視台播放的易中天與王志的對話，王志有意提出刁鑽的問題，有點咄咄逼人，但被易中天這個老江湖的一套太極掌頂了回去。你說我滿嘴跑火車，有辱斯文，我拿出一付“我是草根我怕誰”的架勢，搞得問話者自己反而很尴尬。易中天說起來還真算是草根英雄，算是沒按傳統軌迹“混迹”到學者隊伍中的。作為中學老師，他在新疆教了多年書，錯過了上大學的機會，其後直接報考研究生，進入了學者圈。加之他自稱反專業，稱自己是學術上的“流寇”，涉獵學科頗雜，而身為“圈養動物”，又時常到圈外“打點野食”，自然不被圈內的人引為同類。趕上這麼一個庶民狂歡的大時代，他比起科班出身的學者更加如魚得水。就像王朔颠覆了小說原本高雅的語境一樣，“我是流氓我怕誰”。這樣的人闖入學者圈，砸碎了“貞節牌坊”，你說我庸俗，我本來就是俗人，這一來反而搞得學究們沒有辦法了。這實際上也是一種惡搞，是對正統的一種惡搞。這種人不是書齋裡面的呆子，實際是披著羊皮的“狼”——學者，但出身江湖。他們不把別人當回事，也不會把自己看得很神聖，但他們卻吻合了社會的潮流。關公戰秦瓊，看起來不相關的、根本就扯不到一起的東西，他硬是把它們扯到一起來了。講到“三國”故事的時候，劉備成了老闆，諸葛、關、張成了職業經理人，用現實的人情世故，演繹古代的忠義故事，通俗易懂，所以盡管上海大學中文系教授葛紅兵認為“易中天‘歪品’三國，把嚴肅的事情變得娛樂化、庸俗化、粗俗化”，也不得不承認易中天對普及“三國”知識做出了巨大貢獻。

本文摘自《王志綱社會經濟觀察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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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制外的獨立知識分子身份，長年恪守“丙方的立場”，使王志綱具備了既在市場浪潮中與狼共舞，又在紛繁世事中同流而不合污的觀察便利。本書展示了王志綱作為中國最優秀的商業觀察家的深刻、睿智及人文情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