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形色色的文化人 經濟學家一瞥*(2)

　　他此舉不僅引起了這些企業的強烈反彈，也在中國經濟學界乃至普通老百姓之中引發了一場前所未有的“地震”。盡管不少主流經濟學家認為郎的觀點偏激、荒謬，但奇怪的是，郎鹹平卻贏得了90%以上網民的支援及相當一部分經濟學家的聲援。作為遠離紛爭的江湖之人，我原本與這場論戰無幹，但我卻無法躲開它的滾滾硝煙。前不久在“珠三角”演講時，台下就有聽衆朋友將這個問題抛給了我，問我如何看待“郎顧之爭”以及有關“中國經濟學家集體失語”的說法。據我從旁觀察，應該是雙方各打五十大闆。首先看郎鹹平。其一，郎先生似乎是搏出了位。從嚴格意義上講，他的作為更傾向於一位精到的金融與財務分析專家，而要說清楚中國的經濟問題，不僅需要經濟學家的眼光，還需要政治家的智慧以及對中國國情、中國文化的深刻洞察與準確把握。而這些，長期在海外及港台地區工作的郎鹹平都不具備。按照他的說法，他是用數據說話的，他試圖憑借國外的那套財務分析方法來診斷國企改制中錯綜複雜的問題，並給出藥方。經他計算，國有資產在改制的過程中的確存在著被低價賤賣以及嚴重流失的問題，但他並不清楚問題背後的複雜性。結果，他捅破了一個他根本回答不了的問題，打開了一個他根本駕馭不了的魔瓶。其二，如果他到此打住也算明智，但他偏偏不懂得見好就收。結果就引出了他的第二個錯誤：以不準確的信息推出荒謬的結論。他選擇在香港及深圳上市的幾家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進行了比較，於是便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國有企業的效益比民營企業好。誰都知道，能到香港或深

　　*本文寫於2005年3月，即郎鹹平備受關註與爭議之時。

　　圳上市的國有企業大都是國有企業中的佼佼者，基本上是那些擁有最優質資產且把持著壟斷性行業的公司，它們並不能代表國有企業中的大多數。他用看似科學、嚴謹的計算與分析手段，對一些本來就不準確，甚至是錯誤的信息與數據進行了加工及分析，難免會得出荒謬的結論。根據這些以偏概全的信息，郎先生進一步推論——既然國有體制並不遜於民營體制，“國退民進”的所謂“產權改革”就完全沒有必要。因而，他大聲疾呼：國有企業的產權改革應立即叫停。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無論是發展中國家還是發達國家，除了少數特殊行業，“國退民進”都是躲不開的課題、擋不住的大勢。所以，小道理必須服從大道理，而不應該用局部否定全局，更不能逆潮流而動。那麼，為什麼說要各打五十大闆呢？相對於經濟學界的某種堕落，郎鹹平雖有某種局限性，但他敢於跳出來，畢竟精神可嘉。按道理，對於這樣一個功力有限的“外來者”發出的挑戰，知情的國內學者們本來三拳兩腳就能夠破解，但奇怪的是，在長達一兩個月的時間裡，卻無人敢回應，使得郎先生大歎孤獨。原因何在？是因為有些經濟學家的屁股不幹淨。他們有些人或是企業顧問，或是企業名義上的獨立董事，其實他們根本不獨立，甚至是弄虛作假的合謀者。一位良心發現的經濟學者，曾在一次會議上公開忏悔：前些年，他曾說明不少企業做過假賬。而郎鹹平當初敢這麼做，是因為他還是幹淨的，他不是既得利益者。要進一步判斷這場爭論的是是非非，我們還必須搞清楚一個前提：當今中國對經濟學家有著怎樣的期待？當今中國正處於數千年未遇之變局，正在進行著前所未有的社會轉型。這是一個需要思想而且應該產生思想的時代，正如春秋戰國時期產生了諸子百家的偉大思想一樣，當今時代理應產生較之春秋戰國時更博大、更深刻、更多元的思想。一個民族只有首先完成思想的起飛，才能完成經濟、社會的全面起飛。事實上，中國改革開放過程中的每一次突破無不以思想的突破為先導。面對時代對思想的呼喚，在當今社會備受尊崇的經濟學家應該扮演什麼角色呢？首先是先進思想的提供者，當然不是玄學式的思想，而是解決問題、推動歷史的思想。但經濟學家僅僅成為思想的提供者還不夠，他們還應是思想的激發者，激發起整個社會的思考——當所有人都學會思考時，這個民族才是真正強大的。從這個意義上講，真正的思想者應該是閃電、是雷霆，總能用耀眼的光芒撕開重重的黑幕、照彻茫茫的黑洞，總能用振聾發聩的聲音喚醒昏睡者。正如雷電必有陰陽兩極，真正的思想者也有陰陽兩極：一極是勇氣，一極是智慧，二者不可或缺。處於轉型期的中國，有太多的黑幕與黑洞，股市問題、國資問題、腐敗問題……然而面對這一切，我們的經濟學家都做了些什麼呢？當然，中國的問題並非僅靠經濟學家就能解決，但不管怎樣，不能為一個民族發展中存在的問題提供科學的分析與有效的解決之道，不能提供電閃雷鳴式的思想，就不能說我們的經濟學家是真正稱職的。與郎先生相比，中國的任何一位主流經濟學家可能都比他更加了解國資黑洞、股市黑幕等問題，但最終站出來?聲疾呼的，卻是這位並不十分了解中國國情的“郎監管”（股民們對他的稱呼）。正是國內經濟學家的缺位（至少是未能盡職），為郎鹹平——來自海外、來自港台地區的“狼”留下了“嗥叫”的空間，也使他發出的聲音產生了非同凡響的回應。創造這樣的效果固然需要智慧，但更需要勇氣，郎鹹平的最可貴之處或許正是這種勇氣。網民們幾乎一邊倒地成了郎鹹平的支援者，這一現象同樣值得反思。一般來說，網蟲多是有點閑、有點錢、卻沒有權的人，所以他們天生是權力的挑戰者。也許有人會對郎鹹平的偏激、狂妄反感，但這恰恰是他的一種策略。他本人對稱其為“炒作”和“要借機出大名”的說法毫不避諱，甚至有點沾沾自喜。網民們在為這個來自民間的“中小股民的保護者”歡呼的同時，很快地就看到了他作為廣告代言人的巨幅照片出現在霓虹閃爍的高樓大廈之間……我認為，這一切更像是他精心導演的一幕熱鬧的假面舞會。無論是把自己打扮成佐羅式的鬥士還是把自己打扮成荒謬偏激的怪人，都是為了吸引更多的眼球、更多的參與者，好讓這場舞會更熱鬧、更精彩，並最終提高自身的知名度。說郎鹹平導演了一場熱鬧的假面舞會是否是想否定郎鹹平的價值呢？並非如此。在寓言故事《皇帝的新裝》中，誰都知道皇帝沒有穿衣服，但最該說出真相的人，卻偏偏不敢站出來說破，而郎鹹平就像故事中那個童言無忌的孩子，雖然不知道皇帝為什麼不穿衣服，但他畢竟說出了真相。而在一個需要思想、更需要激發思想的時代，郎鹹平成功地扮演了一個頭腦風暴的激發者、引爆者的角色。也許採用怎樣的方式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對國內沉寂的經濟學家的警醒與沖擊。中國經濟的改革與發展需要經濟學家的獨立見解，需要經濟學家積極參與、診斷病症、開出良方。如果由於種種原因，甚至是由於自己的屁股不幹淨而對中國經濟的現實問題、重重黑幕、種種黑洞視而不見或束手無策，那麼，經濟學家集體失語的尴尬難免會重演。而令他們難堪的，可能不只是一個郎鹹平，還會有張鹹平、李鹹平、王鹹平等跳將出來。

　　2005年，同為演講嘉賓的王志綱與郎鹹平在北京一演講現場。文化人與咨詢業*問：在談到中國的咨詢業時，您的一個觀點是：中國的咨詢業正面臨著一個春天，面臨著發展的大好機遇。但在《民間智庫的弱勢生存》這篇文章中，作者卻認為中國民間智庫正面臨著困境，他們也在做咨詢，但他們仿佛處在寒冷的冬天，生存十分艱難。他們認為，能夠生存下來就是他們最大的成功，其境況與工作室相比，可以說是冰火兩重天。工作室為什麼會如此不同？這篇文章認為是因為政府沒有給他們提供一個合適的生存環境。僅僅是因為這個原因嗎？王志綱（以下簡稱“王”）：最近助手也推薦了這篇文章給我看，其中談到的智庫包括天則經濟研究所、世界與中國研究所等，在國內都還是比較優秀的，它們的生存這麼困難，是我之前沒想到的。而我說我們面臨著發展的大好機遇，也是我們所切身感受到的，可能是因為我們離市場最近——“春江水暖鴨先知”。現在找我們的不僅是民營企業，還有越來越多的政府部門。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是經濟基础決定上層建築，按照這一觀點，經濟結構、經濟形態、經濟水平決定了國家形態、社會形態和文化形態，這也包括文化人的生存狀態。正是因為有了市場化的改革，正是因為有了體制外的天地，一些從事文化工作的文化人才從體制內走了出來，從事跟市場對接的咨詢業，這是一個大的時代背景。由此也形成了一個二元結構式的中國顧問咨詢業，一個是體制外的，一個是體制內的，包括最近自挂勳章的“中國十大智庫”。這說明，他們也與易中天一樣，雖然是“圈養動物”，但也想偶爾出來“打點野食”，並且希望這種“打野食”的方式更加市場化、經常化，既能享受體制的俸祿，也能享受市場的風光。輿論的批評是有道理的——你本來吃著國家給的俸祿，屬於“圈養動物”，享受著特殊的保

　　*摘自2006年媒體在採訪王志綱時涉及的有關咨詢業的話題。

本文摘自《王志綱社會經濟觀察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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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制外的獨立知識分子身份，長年恪守“丙方的立場”，使王志綱具備了既在市場浪潮中與狼共舞，又在紛繁世事中同流而不合污的觀察便利。本書展示了王志綱作為中國最優秀的商業觀察家的深刻、睿智及人文情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