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形色色的文化人 經濟學家一瞥*(3)

　　護，卻又想占有“野生動物”的名分，倒不如真的成為“野生動物”試試，在市場中做一番檢驗。問：回到剛才提到的民間智庫的問題，他們為什麼活得這麼艱難？王：我認為，這是因為他們是從體制內遊離出來的經濟學者，過去從事的是纯學術研究，這種纯學術研究是需要養的。在國外，他們或者在大學裡面做學問，或者被基金養起來。但是，一旦他們成為“野生動物”，就面臨著自己養自己的問題，因為中國還沒有出現像美國的哈默、洛克菲勒、福特基金這樣的資助者，在國內“化緣”很難，純粹靠政府養指標又有限，向國外要，運氣好的能要到一點，但要多了還有政治風險。這就逼著這些機構必須出來“打野食”，必須像“野生動物”那樣參與競爭，優勝劣汰。而書本上的花架子在市場中往往解決不了問題，市場要的是“經世致用”的知識，需要豐富的“臨床經驗”，而這又是他們的短項。所以，一旦遇到一些與市場短兵相接的專案，他們就推不動了。比如，我們曾做過的西部的一個專案，原來就是由國內一家頗有名氣的民間智庫做的。他們的人才隊伍很龐大、很吓人，不少都是國內著名的經濟學者。但埋單的人拿到他們的方案之後，卻一頭霧水——看到了一堆線團，但是找不到線頭，最後只好又找到我們。這些研究機構很想在市場中獲取訂單、將研究成果轉化為收益，但他們先天不足，又很難被市場所接受，這就是他們的尴尬。最典型的就是一家專門克隆美國經驗的研究所，它活得更難。為什麼呢？這就相當於一個剛上學的娃娃，卻要學一個三十七八歲的壯漢的做法，像史泰龍一樣去打拳，像西部牛仔一樣去縱橫江湖，這顯然是很荒唐的。克隆得再像也不如原裝的，學得再好總有師傅在上，所以，這樣的機構能夠活下來就不錯了，因為它是一個“早產兒”。此外，還有一種具有強烈政治情結的民間研究機構，他們本是做政治研究的，但政治研究在今天的中國仍是一個風險很大的“雷區”，更不會有財團願意資助。從體制中遊離出來、從事咨詢的文人除了以上兩類，還有一類，那就是真正面向市場的。但他們往往只能在宏觀、中觀層面發揮作用，因為他們大多缺乏微觀層面的實操能力。因為他們的成長過程大多是自上而下的，沒有經歷過自下而上的過程，他們缺少沉入海底的經驗與閱歷，所以，他們也很難成長為樹大根深的市場化咨詢機構，除非他們認真地補上自下而上這一課。問：在中國，有沒有生存得很好的民間智庫呢？王：我想他們應該是那些真正從市場中闖蕩出來的，是那些純粹的“野生動物”。他們要靠自己的力量生存，就必須熟悉叢林法則，適應殘酷的生存環境。而經過近十年的打磨，凡是能生存下來的必然有其核心的競爭力。比如工作室，我是深有感觸。一個企業特別是一個智力機構，如果能十年不倒，能一直走在時代的前列，一定有其存在的必然性。我們之所以十年來始終處於賣方市場的地位，正是由於我們的本土化以及能夠知行合一的優勢。我們不僅擅長解決市場中大量的現實難題，更在實戰的同時，始終沒有放棄過對理論的研究與探讨。而我們最大的優勢就是立場的獨立、觀點的超脫，既不依附於官，也不依附於商，更不媚俗於大衆。這樣，才能保證我們的公正性、客觀性，才能不斷地積累公信力，為業界提供備受關註的預見與思想。通過親身實踐，通過與市場對接，我們在指導客戶的同時也從中獲取了養分，獲得了對社會、經濟、文化、市場觀察的第一手資料，並由此得出自己的獨立判斷和研究結果。而這些對社會發展大勢的判斷與思考，不僅僅會用來指導我們的服務對象，同時也會對相關行業乃至整個社會起到推動作用。但目前我們的研究與理論探索並沒有被納入傳統智庫的範畴，所以他們對智庫的生存及作用感到悲觀，事實上，民間的各類智庫的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經過市場的歷練之後，正在崛起。問：如此多的智庫難以在市場中生存，問題出在哪呢？王：首先是觀念上存在誤區。我認為，商業思想庫必須經歷一個從形而上到形而下、從象牙寶塔到市場叢林的過程，也就是從理論到實踐、再從實踐到理論的過程。顧問咨詢能力、商業思想庫的地位是在市場競爭中確立的，絕不是自挂勳章就管用的。問：您為什麼認為某些智庫的最大缺陷是脫離實際呢？王：我們是一個猛子紮到海里，經歷了市場經濟的整個過程，從趕小海，到漲潮，再到滔天巨浪，從拼刺刀——解決企業最緊迫的問題，到企業發展、大盤開發，再到城市、區域發展戰略與國家大型專案。我們是從下往上走，而他們是從上往下走，所以他們有落不了地的感覺。我們一直從幕後看戲，他們一直習慣於坐在前台看戲。他們更多的是依賴於看報表、算數據來找出問題，所以他們對企業、對市場的感覺難免片面；而我們不僅做出診斷，還能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解決方案。有些具有高樓深院背景的文人除了脫離實際之外，還好為人師，但不了解真相，只了解一知半解，難免會誤人子弟。有一次，一位來自北京的、當時名氣很大的學者在廣州與我同台演講，他講的都是一些很大的話題，給我的感覺像一個“街頭革命家”，拼命地鼓動人們去“鬧革命”。他認為，廣東的老闆們只知道埋頭掙錢，不知道什麼是民主。後來我跟他講，今天正是廣東老闆掙錢的黃金時期，他們並沒有感覺到環境的壓制，為什麼要偏離本分去搞“街頭革命”呢？沒想到，這位仁兄當場就跟我吵了起來。情急之下，我說了這樣兩句話：你要想市場化，就必須摒棄你的空洞化；你要想理想化，就不要市場化。果然這位遊離於體制之外、想尋求市場認同的學者由於兩頭不沾邊，很快就銷聲匿迹了。一些從象牙塔里走出來的學者，本希望到市場中實現自己的價值，實現文化的價值，但市場法則是很殘酷的，如果不能讓企業得到實際的益處，企業是不會埋單的。一些人希望把知識賣給“帝王”家即政府，但“帝王”也會不買。這有兩個原因：第一，時機未到，今天各級政府的決策民主還沒有真正地建立起來，主要領導多認為自己比較高明；第二，學者沒能提供出他們需要的東西，從這個層面上來說，問題還是出在自己身上。咨詢業應該說是文化人最合適的選擇之一。“傳道，授業，解惑”既是文化人的使命，也是咨詢業的使命。對於文化人，咨詢業還提供了一條最好的成長通道，美國的一些政治家、企業家就是從麥肯錫、蘭德等著名咨詢機構里出來的。同時，這些著名咨詢機構也為他們提供了一個進退自如的平台。當今中國，正處在數千年未遇之大變局中，這為文化人從事咨詢業提供了一個極其廣闊的天地。如果一個知識分子認為自己足夠優秀，那麼，不妨到這個天地里去闖蕩一番，試一試自己的身手。我看“餘秋雨現象”*餘秋雨是民衆眼中的大師，是才高八鬥、學識淵博、文筆優美的散文作家。20世紀80年代，中國社會地位最高的人無疑首推專業作家，那時誰要是有一個中國作家協會的證件，就肯定會有一種“雖囊乏一文，但終氣傲王公”的優越感，當時判斷一個人品位高低、修養深淺的重要依據就是其文學功底，以至於徵婚廣告中常見的描述是“本人愛好文學”；如果誰在《人民文學》、《收獲》及《詩刊》等主流刊物上發表過作品，就會馬上成為當地的名人，連一向頤指氣使的父母官見了你都會笑臉相迎、稱兄道弟；如果你還是未婚，那麼你即便長得像巴黎聖母院的敲鐘人，也一定能抱得美人歸。20世紀90年代以後，作家的地位每況愈下，許多專業的文學刊物都關門大吉了，碩果僅存的主流刊物也是“白頭宮女在，閑坐說玄宗”。當昔日地位崇高的文學與作家已經鉛華盡洗到如此層面之時，餘秋雨裹挾《文化苦旅》一書橫空出世了。出人意料的是，一本談古論今的書居然成為超級畅銷書，一版再版，並且盜版屢禁不止。餘秋雨仿佛無意間觸動了一個神秘的按鈕，一個阿里巴巴山洞穿越歷史的時空兀然顯形於他的面前，之後《千年一歎》、《山居筆記》、《霜冷長河》、《秋雨散文》、《出走十五年》、《行者無疆》等紛紛湧現，簡裝版、精裝版、國內版、海外版，組合分開，分開組合。總而言之，老餘同志一下子聲名遠播、財源滾滾了。無論是男女老少還是高矮胖瘦之人，無論是領導、老闆還是金領、白領、藍領，無論是城市的還是鄉村的，只要是粗通文墨之人，都會對他那“優美的文筆，纏綿的情感，寬闊的意境，汪洋恣肆的手法”深為歎服。彈性十足的大衆傳媒本來就是社會情緒的風向標、鼓吹手、催化劑，它們見日益衰敗的文壇居然在物欲橫流的紅尘世界中升起了一顆明星，馬上跟進，直攪得飛沙走石、風雲變色。於是，老餘成了媒體的

　　*本文寫於2004年10月，即餘秋雨備受爭議之時。

本文摘自《王志綱社會經濟觀察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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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制外的獨立知識分子身份，長年恪守“丙方的立場”，使王志綱具備了既在市場浪潮中與狼共舞，又在紛繁世事中同流而不合污的觀察便利。本書展示了王志綱作為中國最優秀的商業觀察家的深刻、睿智及人文情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