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形色色的文化人 經濟學家一瞥*(1)

　　說起文化人，經濟學家們應該算是一個不小的群體。但近年來，這個群體在備受大衆和輿論關註、熱捧之後，曾一度出現不少責難和圍攻，核心是對經濟學家的誠信提出質疑，指責他們已淪為商人的工具，濫用話語權，應該為改革進程中出現的各種問題和失誤承擔責任。雖有人稱他們是忍辱負重，不應當背這個黑鍋，但經濟學家群體內卻鮮有人回應，以致媒體指責經濟學家集體失語。為什麼經濟學家這一群本來在高樓深院中做學問的人們，卻受到大衆輿論的格外關註甚至圍攻呢？因為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暴露出越來越多的矛盾和沖突，需要經濟學家們拿出對策和解決方案，需要他們預測走向、指點迷津。由此，經濟學家經常被政府、媒體、企業等各方面捧為座上客。大大小小的經濟學家們忙著在全國各地跑場，爭著在各種熱鬧場合和媒體上亮相，對各行各業發表看法和觀點。按他們自己的說法是：對政府政策層影響有限，但對輿論的影響卻不小。不少老百姓炒股、買房都以他們的話為參考，“受益匪淺”。但根據有心人整理出來的各種“經濟學家語錄”，常有今天打昨天嘴巴的事情發生，讓人啼笑皆非。歌德曾說：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歌喉，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鳥兒。同樣的道理：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英雄，每一個時代都有每個時代備受追捧的顯學。何謂顯學？顧名思義，就是顯赫一時的學說、學派。一位知名的經

　　*本文發表於2005年12月，即經濟學家在社會上備受爭議之時。

　　濟學家曾總結道：原始社會的顯學是巫術，所以巫師在那時擁有至高無上的地位——其實即便在今日科學昌明的時代，在亞洲、非洲、拉丁美洲一些封閉的部落里依然如此；歐洲中世紀的顯學則是神學，羅馬教廷擁有生殺予奪之大權，佈魯諾就是被其宗教裁判所活活燒死的；而在中國的帝制時代，顯學則是孔孟的儒家學說，國家選賢任能的科舉考試使用的也是其經典的“四書”、“五經”；十七至十八世紀的歐洲，顯學則是哲學，物理學家牛頓、笛卡爾，數學家萊佈尼茲等都以哲學家自居，康德、黑格爾、馬克思更是公認的哲學大師；到了20世紀，尤其是進入70年代後，歐洲的顯學是經濟學；而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後，中國異軍突起的顯學也是經濟學。從1840年的鴉片戰爭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一百多年的時間，高懸於國人頭上的兩把利劍就是“亡國滅種”，與之相對應的顯學就是探讨、研究中國如何“救亡圖存”的學說、理論，如哲學、歷史學、文學、政治學、社會學等，傳統國粹自然也是研究和實踐的一大方向。蔡元培、章太炎、梁啟超、王國維、陳獨秀、陳垣、魯迅、熊十力、陳寅恪、胡適、梁漱溟、馮有蘭、金嶽霖、郁達夫、徐志摩、老舍、沈從文、梁實秋、巴金、錢鐘書等人就是代表，其中沒有一個是經濟學家。建國後到改革開放前，中國知識分子的顯學也是文學、史學、哲學、社會學等學科，主流地位中仍沒有經濟學的立足之地。經濟學在中國成為社會的顯學，認真算起來只是從1992年確立市場經濟的主體地位以後，所以，目前經濟學家的異常火暴就像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糧食、商業及供銷系統的唯我獨尊一樣，都是“時也，命也”，跟個人的努力、才華沒有多大關係。與經濟學家打交道多了，我經常在恍惚中看見他們的神色——矜持，儒雅中遮掩不住的自傲，就像在物質極度匮乏的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賣食品、賣生活物質，尤其是賣肉的人臉上顯露出的自得神態一樣，當然他們畢竟是文化人，外表還是溫文爾雅的。一個行業的催生靠的是天時與地利。經濟學成為顯學，天時就是改革開放所帶來的千年未遇之變局，是市場經濟框架之確立，今天經濟發展的水平已經成為決定一個國家在國際上地位高低、價值大小、有沒有話語權的最重要因素。地利，就是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進入“深水區”，靠“摸著石頭過河”完全無法適應殘酷的市場競爭環境，也無法有效地提升一個區域、一個城市，乃至一個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大則國家的發展戰略與走向，中則區域經濟與城市經營的提升，小則一個企業的生死存亡，都離不開經濟理論的指導，加之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學家不僅登堂入室，而且紛紛進入政府成為國家的行政首腦，更大大地推動了這一波浪潮。克林頓是美國歷史上在經濟方面最有作為的總統，兩任財政部長魯賓、薩默斯及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號稱“三駕馬車”，為美國重執世界新經濟的牛耳立下了汗馬功勞，他們三人都是頗負盛名的經濟學家。2004年，在黨派混戰中脫穎而出的印度總理也是國內非常有名的經濟學家。學者從高牆深院中介入火熱的生活，本來是社會進步的表現，但目前的隐憂是許多顯學大師經常“越界飛行”，並且樂於成為大衆傳媒追逐的明星。在不同行業的許多商業性演講場合，常常會看到一些經濟學家熟悉的身影,他們講的多半是泛泛的東西，大道理多而接觸實際少，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理論多,而有針對性的內容少，往往讓台下的老闆們感到摸不著頭腦。但他可是拿了主辦方給的勞務費就走人，管不了那麼多。據圈內人說，有的人最高紀錄是一天跑五場。演講似乎已經成為他們賺取外快的一個主業。有一位名氣不小的學者，經常被邀參加各種論壇。他的一個最重要特點就是唱反調——如果大家都說經濟“過熱”，他必定說“過冷”；反之，如果大家都說經濟“過冷”，他必說“過熱”。不少人說“地產泡沫嚴重”，他就說“根據世界主要城市的發展經驗來看，沒有泡沫或泡沫很少，無傷大雅”。學者從書齋走向社會，用自己的專業知識與市場對接，本無可厚非，但卻不能成為四處逐利、搏名的商人，更不能違背自己的學術精神。一位嚴肅的學者不管他怎樣活躍，總要保持自己學術研究的一貫性，也就是說他的一切社會實踐都應圍繞著自己的學術研究，絕對不能為了成為媒體眼中的明星或者為了區區幾個孔方兄，就隨便追逐熱點，越界飛行，今天說“熱”、明天說“冷”，今天打自己昨天的嘴巴。如此，中國這些精英級的知識分子不就成了遊走於四方的託钵僧、到處化緣的遊方和尚，或者是某些拼命走穴的通俗歌星了嗎？過去我們常說“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領風騷數百年”，殊不知社會發展速度驚人，已經成了“各領風騷三五年”。目前的中國，年老的顯學大師們仍然“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中年的則正欲“乘長風破萬里浪”，而新近崛起的年輕一代顯學大師們已經喊出了“今日長纓在手，何時縛住苍龍”，或者“問苍茫大地，誰主沉浮”？聽這些年輕的學者縱論天下風雲，感覺到他們身上的確有一股初生牛犢不怕虎的氣勢，就其年齡、經歷而言，客觀地說非常難能可貴。不過“聽其言，觀其行”，我始終有種印象揮之不去。什麼印象呢？打個比方，就像一幢房子，一般而言應有三個層次：框架結構，外牆及裝修。他們給我的印象就像房子的裝飾、裝修一樣，遠遠一看，色彩、線條、圖案非常漂亮，工藝也不錯，但是往近處看，就不難發現他們對自己所裝飾、裝修房屋的框架結構、功能用途知之甚少。這讓我想起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幾件事。有學者向當時的國家領導人提出價格雙軌制的建議，原本之意是想在計劃經濟的框架之下，尋求改革的突破點，不想這一建議推行的結果是產生了大批的“官倒”，腐敗盛行，使改革開放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其後，這個價格雙軌制的發明者借用恩格斯引用過的德國大詩人海涅的話說：“我播下的是龍種，收獲的卻是跳蚤。”經濟學是一門實踐性、經驗性都極強的科學，而中國的一些“經濟學大師”們最大的缺陷就是普遍脫離實踐，閉門造車，關在書齋中潛心研究西方大師們的理論，當他們所知、所感的現象與這些大師們的理論有某種程度的吻合時，便興奮得像發現了真理，馬上在媒體上傳播。所以，他們對中國經濟社會的判斷、看法與見解，更多的是一種一時、一地的感悟，缺乏的是系統、理性、戰略的思考。20世紀80年代中國的一位領導人曾不無感慨地說：經濟學家總希望他們的建議被政治家接受，從而揚名天下，但政治家卻要對實驗的結果負責。中國的經濟學家什麼時候才算成熟？什麼時候才能夠對中國的經濟現象及走勢有長期、穩定、成熟、理性的認識，並因此在世界學術論壇上有一席之地，而不是成為大衆傳媒的明星？正如美國一位著名的經濟學家所說的那樣：如果誰能將中國的經濟現象解釋清楚，一定能獲諾貝爾獎。我們期待著。我看“郎顧之爭”*如果讓老百姓投票評選2004年中國經濟學界年度風雲人物的話，郎鹹平肯定會以高票當選。他先是炮轟格林柯爾，接著又將質疑國企產權改革的矛頭直指那些重量級的企業家——海爾老總張瑞敏、TCL老總李東生。

本文摘自《王志綱社會經濟觀察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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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制外的獨立知識分子身份，長年恪守“丙方的立場”，使王志綱具備了既在市場浪潮中與狼共舞，又在紛繁世事中同流而不合污的觀察便利。本書展示了王志綱作為中國最優秀的商業觀察家的深刻、睿智及人文情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