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文化人的轉型(1)

　　餘秋雨是不是知識分子？我想沒有幾個人會持否定態度。但這個曾貴為戲劇學院院長的大知識分子，卻一會兒在電視台主持節目，一會兒又與影視圈明星同台獻藝，且老當益壯絕不遜色。易中天是不是知識分子？應該也不會有人持異議。但歷史上哪兒有過這樣的教授，一會兒在電視台說書，一會兒又在大衆聚會上簽名，人氣指數不亞於“超女”，粉絲團爭逐不遜於明星。長江後浪推前浪，秋雨中天聯袂行。就知識分子層面來說，他們絕對是大知識分子；但從文化層面來講，他們卻颠覆了傳統意義上知識分子的概念。貶方的人稱其斯文掃地，褒方的人卻認為他們與時俱進。這不由得使人想起了胡適之，想起了林語堂，想起了張恨水，這些在中國近代社會轉型時期人們爭論的焦點和指標性的人物，他們亦是新舊雜陳的非驢、非馬類人物。非驢非馬時代，文化人的多樣選擇面對千年未遇之變局，我們進入了一個非驢、非馬的時代。文人圈豈能不變？用變化的眼光來“掃蕩”這個動態的文人圈，盡管難上加難，但卻意義非凡。故本人不揣冒昧，嘗試打理一番。新中國成立以後，知識分子的處境曾為之一變，但卻仍被長期排除在社會的主流群體之外。在反反复复的政治運動中，知識分子也幾乎總是被列為整肅的對象。直到中國進入改革開放時代，鄧小平同志響亮地提出了“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才終於將“臭老九”們納入了社會的主流群體。中國的知識分子終於進入了真正的黃金時代。如今，在這個財智平等的社會中，中國知識分子終於可以打破頭上的緊箍咒，終於可以跳出“自古華山一條道”的窘境——人生的道路再也不是只有官場一途，人生的憂慮再也不是懷才不遇、生不逢時。在當今時代，知識分子可以真正地“天高任鳥飛，海闊憑魚躍”。只要你是一匹千里馬，那就一定會有你可以馳騁縱橫的萬里草原；如果你是一只雄鷹，那就一定會有你可以任意翱翔的無邊苍穹。在這個時代，如果仕途不通、道路坎坷，你可以去商海中自由搏擊，如聯想的柳傳志、華為的任正非，他們都在廣闊的商海中建立了一番驚天動地的非凡業績；如果你當不了老闆或者不想當老闆，也可以憑自己的一技之長安身立命，當一個職業白領或金領，如各大公司的總經理、總監、部門經理等；如果你性格沉靜、以鑽研為樂趣，可以在高等院校、科研機構等進行學術研究，不僅可以廣受尊重，還可以有一個體面的生活；如果你甘願當一個自由職業者，過著黑白颠倒的小資生活，倒也自在潇灑；當然，你也可以像我們一樣追求一種另類的生存——既是公司，也不是公司，既是老闆，也不是老闆，不是官員，但官員要請你出謀劃策。文化人的活法各不相同，千奇百怪，正是這個變革時代的基本特徵。市場經濟所催生的財智時代，為中國知識分子提供了廣闊的選擇空間。但這是否意味著，當市場經濟的大門豁然洞開之時，中國的文化人便可以輕而易舉地踏上一條通向幸福的陽關大道？事實並非如此。過去的二十多年中，在中國的社會大轉型之中，中國的知識分子走過了曲曲折折的道路，許多人走通了，卻也有許多人依然在困惑、迷茫中艱難摸索。我們不妨一看。改革初期，知識分子掃描1979～1989年，整整10年，那時的知識分子，大多與商業無緣，也無不以社會批判為己任，似乎人人都為古老的民族而走上了神聖的祭壇。他們從西方的思想庫中拿來了許多“洋槍”、“洋炮”，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阿奎納、笛卡爾、休谟、康德、黑格爾、叔本華、尼採、海德格爾、薩特、雅斯貝爾思、波普爾等大家的書風行一時；啟蒙主義、現實主義、現代派、存在主義、荒誕派、魔幻現實主義等文藝作品畅銷不衰……一時間，傷痕文學、知青文學、尋根熱、文化熱、批判熱等熱浪滔天。當然，這10年，也是官方旗幟鮮明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及反對精神污染的10年。這10年，可以稱之為中國經濟、社會、文化反思的“激情燃燒的歲月”。1992年，面對西方的經濟制裁，面對國內一些人因蘇聯解體與東歐劇變的複雜國際環境而對改革開放提出的質疑，鄧小平同志毅然以一個老共產黨員的身份開始了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南方考察，並發表了石破天驚的講話。自此，困擾中國經濟社會幾十年之久的“姓資”與“姓社”的問題被他的這一路講話消融得幹幹淨淨。“市場經濟”這個歷來與“萬惡”、“肮髒”的資本主義緊密聯繫在一起的經濟學概念，在中國開始具有了合法的身份。一時間，古老的中國鋪天蓋地地飛舞著金光閃閃的钞票，於是，全國人民不管男女老少，都不約而同地向“錢”看齊了。當時的風雲人物禹作敏有幾句流傳甚廣的名言：“擡頭向前看，低頭向錢看；只有向錢看，才能向前看。”自1992年始，在之後十多年的時間裡，中國人的價值取向完全地逆轉了。20世紀80年代的大學才子，是那些所謂“有思想、有見地?能言善侃之人”，這些青年才俊，即便皮鞋開口、書包破爛，但卻依然可以傲視群雄，依然是女生們首選的追求目標；而在20世紀90年代，所謂的“才子”是那些先富起來的人，誰的腰間最早挂上BP機、大哥大，誰最先在外租房並裝空調，誰就可以橫著走路、傲視同侪，當然他也是女生最心儀的“白馬王子”。80年代的顯學是文史哲；90年代以來的顯學是經濟學、IT、網路、通信等經世致用之學。80年代四處義務講學的是文史大師；90年代以來遊走於四方、佈道斂財的則是經濟學家。80年代的作家是最受人尊敬的群體，以至於徵婚啟事上多有“本人愛好文學”一條；現在的徵婚啟事上多的是“有車有房，事業有成”。90年代中葉以來，除了影視媒體之外，官方已大大地放鬆了監管的力度，80年代的熱血青年們所欲追求的言論、思想自由等大部分都已實現，只可惜流水落花春去也，再也沒有多少人關心“文化”、“思想”了，這也是大部分的文學期刊、文史雜志要麼破產，要麼在寂寞中慢慢消亡的原因。90年代中葉以來，備受媒體追捧、吸引世人眼球的還有一類明星，那就是我們的商人——企業家，他們獲得了數千年來從未有過的尊宠和榮耀。與此同時，大批隐藏在各種體制內相對成熟而又苦悶的知識分子們開始借市場經濟的東風，紛紛跳入商海之中。而這些下到海中的知識分子，因各人的景況、環境、條件及際遇的不同，呈現出了形形色色、五花八門的生存狀態。屬於“野生動物”的文化人他們有的借船出海，空降航空母艦；有的折騰灘塗，弄得一身污泥；有的駕駛一葉扁舟，出沒於波濤洶湧的大海；有的投身於各種各樣的企業，“明修棧道，暗渡陳倉”；有的修成正果，有的折戟沉沙；有的風骨猶存，有的人格嚴重分裂。兩年之前，我在南方一座城市打高爾夫球時偶遇一老兄，初見覺得該人面熟，寒暄之後，才知此君原來就是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名動中華的一位報告文學作家，其時，他那一篇篇充滿激情、筆鋒犀利、鞭辟入里的作品是熱血青年們的最愛。當時在一起打球的是一群當地的老闆，這些剛從“流氓”變成“紳士”的老闆們自然不知此君原為何方神聖，只有我知道他是誰。不過非常奇怪的是，他完全沒有“他鄉遇故知”的驚喜——這麼多年過去了，還有人記得他。從他的眼睛里，我讀到的只有冷漠與拒絕，就像一個混迹於人群的特工突然被人識破了身份一樣，尴尬異常。之後我們又碰見過幾次，但因話不投機，未能成為朋友，卻反倒比陌生人更陌生。後來，從朋友處得知，這位昔日曾寫過諸多頗有正義感、責任感及社會良知作品的作家，不知是看破紅尘還是備感失望，於20世紀80年代中期通過關係移民海外。其間，他與一位太子黨結為了夫妻，搖身一變成了海外商人，投資房地產。當然，不管他的背景如何，他這個老闆在我的眼中，是無法與當地的房地產巨鳄們相提並論的。不過，讓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一位非常有才華的人，一位優秀的知識分子，其人生軌迹為什麼會發生180度的大轉彎，而且將之前的東西丢得幹幹淨淨，不留一點痕迹？他與過去的決裂是因為他對變化的現實不滿卻又力不從心，還是因為他對中國乃至世界、人類的前景極其悲觀，而讓“虛無主義”佔據了靈魂？在巨變的社會中，這是不是部分知識分子必然的宿命？前一段時間，工作室的策劃人員自惠州回來，商談專案之餘，他們談及在當地有個大師級的策劃人很有名，說此君不但擁有博士頭銜，而且還精通陰陽八卦，實踐經驗也非常豐富。我一聽就笑了，這個人我認識，並且我們二人的關係還不錯。此君乃湖南農村人，既聪明，又勤奮。大學畢業後，去了廣州的一家報社，兩年之後覺得沒有意思，又重回大學讀了研究生，學哲學。畢業後，他再次到廣州的另一家媒體去當記者，1992年鄧小平南方講話之後，他毅然辞去公職下海，到了惠州。

本文摘自《王志綱社會經濟觀察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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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制外的獨立知識分子身份，長年恪守“丙方的立場”，使王志綱具備了既在市場浪潮中與狼共舞，又在紛繁世事中同流而不合污的觀察便利。本書展示了王志綱作為中國最優秀的商業觀察家的深刻、睿智及人文情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