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化人的宿命(2)

　　已年過四十的陶淵明，見前途渺茫，只好找了一個“不為五鬥米折腰”的堂皇理由，挂冠而去。早年的陶淵明就有愛好自然的一面，所以，在政治理想破滅之後，他選擇了潔身守志、栖身田園的道路。“引壺觞以自酌，眇庭柯以怡顔。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翹首而遐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鬆而盤桓。”自此之後，他老人家就是在曲曲折折的山谷、高高低低的山丘、欣欣向榮的樹林、叮叮咚咚的泉水中尋找此生的真意了。雖栖身田園，陶淵明仍無法逃避現實，自然災害與社會動亂依然困擾著他。現實的黑暗、醜惡，自身經歷的痛苦與艱辛以及農村的凋敝、荒蕪，更引起了詩人的深思。他在現實世界中找不到出路，只能寄希望於理想之境界，希望有一個沒有壓迫、人人平等、自食其力的桃花源式的理想社會，於是就寫出了《桃花源記》這樣的名篇。但它只是基於一種對幸福、安定生活的向往，他自己當然不可能進入這樣的人間仙境。沖天香陣透長安2001年，應西安市委之邀請，我得以深入“九朝古都”西安，對這片人文厚重的沃土進行深度挖掘。在梳理這座千年古都的歷史人文之時，一個人的命運令我深思——他就是黃巢。鹹陽的乾陵西侧有一個黃巢溝，是當地人民為了紀念黃巢而命名的。關於黃巢起義軍的諸多故事也一直流傳至今。唐朝末年的黃巢是中國古代知識分子中铤而走險的一個典型。《新唐書》說黃巢“世鬻鹽，富於赀”，彼時的鹽業比現在的房地產行業還要暴利。在傳統的農耕社會中，各行業的價值排序是士、農、工、商，商人雖富有，卻沒有社會地位。心性甚高的黃巢怎能忍受世人對商人的如此白眼，於是他發奮讀書，希望經過十年寒窗苦學，可以高中進士，以報效天子、造福百姓。可惜其時運不佳，次次乘興而去，卻回回敗興而歸，一而再、再而三的名落孫山。黃巢的憤懑、不平之氣漸漸顯露了出來，其《題菊花》一詩中寫道：“飒飒西風滿院栽，蕊寒香冷蝶難來。他年我若為青帝，報與桃花一處開”。時值唐朝末年，各種複雜的社會經濟、政治問題像雪球一樣越滾越大，皇家承平日久，天天歌舞升平，前朝覆滅的惨劇經過近三百年歲月的沖刷，在太祖、高宗後代兒孫們的腦海里早已蕩然無存，江山社稷似乎可以與天地共存、與日月爭輝。其實，帝國的內部早已腐爛透頂，官僚機構急劇膨脹，蝗蟲一樣大大小小的官員和他們的部屬們打著天子的旗號，以國家的名義對百姓敲骨吸髓，百般盤剥；農民的命根子同時也是帝國之基础的土地逐漸集中於貴族、官僚及大大小小的地主之手，大批失去土地的農民成為居無定所的流民；朝廷內部宦官集團與文官集團勾心鬥角、爾虞我詐，搞得你死我活；邊境重鎮，手握重兵、大權獨攬的藩鎮諸侯們個個居心叵測、蠢蠢欲動。李唐王朝已是“山雨欲來風滿樓”，搖搖欲墜。黃巢除了喜歡讀書，還喜歡盤馬彎弓，結交四方豪俠之士。他是想幹一番事業，才會頻頻出入科場的。但多年的科場失意，最終讓黃巢忍無可忍了，在他所寫的《不第後賦菊》詩中，其不平與憤懑已變成了陣陣殺機：“待到秋來九月八，我花開後百花殺。沖天香陣透長安，滿城盡帶黃金甲。”這首氣魄宏大、殺氣十足的菊花詩的影響很大。據說，元朝末年朱元璋造反時還將之借鑒了去——“百花發，我心發。我花發，都駭殺。要與西風戰一場，遍身穿就黃金甲。”黃巢這個屢試不第的“秀才”，終於被“逼上梁山”，率領數千人造反了，他自稱“沖天大將軍”。這支大軍從山東南下，經淮西、浙西，進福建，入廣州，然後又回軍北伐，轉戰十餘省，後下洛陽，占長安，即皇帝位，國號“大齊”。其後又被官軍圍困，撤出長安，東下中原，最後，黃巢在泰山腳下兵敗自殺。這位書生在十年之間掀起了一個鋪天蓋地的大旋風，卻又於倏然之間夢幻破滅般地消逝了，千秋功過，留與後人評說。路長人困蹇驢嘶中國的不少城市都有湖，但若論起湖來，最能令人浮想聯翩的恐怕只有西湖了，因為西湖在湖光潋滟之餘，還蘊藏著濃郁的人文因子。而說到西湖，人們自然就會聯想起大文豪蘇轼。當年，我到廣東惠州的西湖一遊時，偶然間讀到了原安徽省委宣傳部副部長、現代著名書法家賴少其的一首遊惠州西湖的詩：“西湖复西湖；再放海南島，終於死歸途；若是媚俗輩，何來詩千古。”這首詩正話反說，意味深長，不禁使人聯想起東坡居士那屢遭貶谪、千里奔襲、路長人困、富於傳奇的一生。惠州西湖與杭州西湖都與“才高八鬥，風流倜傥”的蘇東坡結下了不解之緣。這位宋代的大文學家，曾被貶谪到惠州待了三年，並在惠州西湖岸邊留下了愛妾王朝雲的墓及一座“六如亭”（所謂“六如”即如夢、如幻、如泡、如影、如露、如電）。今天的惠州西湖在北宋時被稱為豐湖，蘇東坡是最早稱豐湖為西湖的人。蘇東坡?後，人們就逐漸將豐湖稱為西湖了。六如亭的亭柱上有一副楹聯，不知是否真的出自蘇東坡之手。這副楹聯是：“不合時宜，唯有朝雲能識我；獨彈古調，每逢暮雨倍思卿。”這副楹聯既有對愛妾王朝雲的懷念，又飽含了對詩人一生坎坷際遇的感歎。每次面對景色旖旎、風情萬種的西湖，我於情不自禁之中都會回味起東坡居士那首脍炙人口的詩——《飲湖上初晴後雨》：“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林語堂先生曾贊歎說：“西湖的詩情畫意，非蘇東坡的詩思不足以極其妙；蘇東坡的詩思，非西湖的詩情畫意不足以盡其才。”林語堂只欣賞到了蘇轼的文採詩思，其實，蘇轼還是一位務實而有作為的官員。他每到一地，都會惠民建樹。比如，在杭州時，他不僅於大災之年請朝廷減免貢米，挽救了數以萬計人的生命，而且還主持大修了西湖的水利工程，使葑草鹹水為患的杭州，變成了“人間天堂”。蘇轼是一位性情耿直、豪放的人，經常無所顧忌地在詩詞中畅論自己的政見，抒發自己的不滿，但也正是這種性格屢屢為他惹禍招災。他自己曾說：“吾一生典八州”（一輩子在八個州做過主官、屬官或閑官）。確實，蘇轼的一生就是在多次入朝、貶官、再貶官、再入朝中度過的，飽嘗宦海沉浮之苦。但也就是在這沉浮之中，顯示出了他人格的可貴。有些歷史學家把他說成是保守派，理由是他曾經反對過王安石的變革。但實際上，當保守派重新掌權、對新政不分青紅皂白地一律廢除時，蘇轼卻堅決地反對，他認為，推行中已經證明確實利國便民的新政，不管是誰倡導的，都應繼續實行。為此，他又一次被貶逐於外地。他最後一次被貶，是從邊遠的惠州到了天涯海角的儋州（在今海南島西部）。就是在這個他幾乎因貧病交加丢了性命的蠻荒之地，他還在《和陶勸農》詩（依陶淵明《勸農》的詩韻所寫）中寫道：“咨爾漢黎，均是一民。鄙夷不訓，夫豈是真。”歷代封建朝廷及官府對海南島黎族的政策是非“剿”即“撫”，而東坡先生卻提出，漢族、黎族是一樣的百姓，是平等的，歧視黎族的看法是沒有根據的，此外他還勸黎族兄弟們要學習種植稻谷。在那個時代有這樣的觀點，是很了不起的。可惜的是，他被從海南島召還時，已經６５歲了，且於第二年就病逝毗陵（今常州）。立於長江岸邊，俯瞰滔滔江水，眺望如畫江山，遙想當年的東坡居士，心中總是情不自禁地湧出他的豪放詩句：“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週郎赤壁。亂石穿空,驚濤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最令人心馳神往的還有東坡居士於初秋那個幽靜的夜晚，駕舟畅遊於赤壁之下的長江水面時寫下的千古名作——《赤壁賦》：“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年輕之時，蘇東坡與他的弟弟蘇子由路經渑池，在路上他們騎的馬死了，於是二人騎著瘸腿的驢到渑池的一座寺院寄宿，並在寺壁上題詩。若幹年後，蘇東坡又經過此地時，當初接待他們的老僧已逝，寺里為老僧的遺骨修了一座新塔，而當年東坡兄弟題詩的牆壁上後加的泥皮已經脫落，舊日的題詩又露了出來。他在百感交集之中寫出了如下的詩句：“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复計東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壞壁無由見舊題。往日崎岖還知否，路長人困蹇驢嘶。”或許，用這首詩來描述蘇轼的坎坷一生是最恰當的。盡管他是曠世奇才，文壇泰鬥；盡管他為官清正，政績卓著；但他卻依然無法逃脫一次次地被貶官、被放逐的命運，他一生之中的多數時光都跋涉在艱險崎岖的路途中。他迷戀老莊，崇尚禅宗，只是要為自己在苦悶與壓抑之中尋求一條解脫之道。表面看來，他曠達樂觀、诙諧幽默，但誰又能讀懂他內心深處的痛苦呢？有詩為證：“缺月挂疏桐，漏斷人初靜。誰見幽人獨往來？缥缈孤鴻影。驚起卻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一代英才、千秋巨星落得如此境地，怎不令人扼腕歎息！從屈原、陶淵明到李白、杜甫，從黃巢到洪秀全，從蘇轼到辛棄疾，一代代的中國文人為什麼會反复重演著這種種人生的悲劇？這是因為他們從未獲得過獨立生存的空間與自由，他們只是依附於專制體制之上的“毛”，因此他們無法擺脫自己的宿命，而這一宿命又決定了在漫長的封建時代中國知識分子的依附性、軟弱性及其他種種局限性。一個全新時代的到來，為中國知識分子擺脫歷史的宿命提供了一個良機，我們還有什麼理由再去猶豫、抱怨、蹉跎呢？有什麼理由不滿懷熱情地投入其間，去體驗、去創造、去推動呢？談到這些年的最大感受，我常說：“感謝時代，讓我們躬逢中國千年未遇之變局。20年的時間，我們經歷了前人不曾經歷過的風雲，或者可以說，我們活一輩子相當於前人甚至於後人的幾輩子，值！”

本文摘自《王志綱社會經濟觀察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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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制外的獨立知識分子身份，長年恪守“丙方的立場”，使王志綱具備了既在市場浪潮中與狼共舞，又在紛繁世事中同流而不合污的觀察便利。本書展示了王志綱作為中國最優秀的商業觀察家的深刻、睿智及人文情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