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文化人的抉擇(2)

　　自古以來，體制內部對文化人的容納總是有限的，更多的文化人只能遊離於體制之外。那些體制外的文化人，靠的只能是家有良田數百畝、商鋪一兩間，或者有親屬做官，若完全靠自己以文化謀生，生存將是異常艱難的，於是，中國文化人才有了演繹不完的悲劇。改革開放以後，文化人的形態變得越來越多樣化，越來越複雜。體制內有文化人，體制外同樣有文化人；而且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體制內的文化人將會越來越少，體制外的文化人將會越來越多。按照我的說法，文化人大體可以分為三類——“圈養動物”、“放養動物”、“野生動物”。所謂“圈養動物”，就是體制養起來的文化人，如教育、文化、科研等機構中完全靠工薪生存的教育工作者、文化工作者、科研工作者等；所謂“放養動物”，就是在體制的保護和控制下覓食的文化人，如政府主管的各類媒體、各類演出團體中的編輯、記者、編導、演員等；所謂“野生動物”，就是在體制之外，完全靠自己到市場上覓食的文化人，包括策劃人、媒體人、音樂人、電影人、廣告人、創意人、娛樂明星等，還包括在非公有制企（事）業單位工作的白領階層。除此之外，還有一類文化人則是如易中天所自稱的“偶爾出去打點野食”的“圈養動物”。他們是腳踏體制內外的兩栖文化人，一邊拿著國家的俸祿，一邊享受著市場的風光，最近自我加冕、集體亮相的“中國十大智庫”里的智囊們，也屬於這類兩栖文人。正是文化人形態的多樣性和複雜性，導致了一場場剪不斷、理還亂的糾葛。不少自稱為真文人的人，俨然以衛道者的身份，指責那些走出體制外的文化人有辱斯文、不配再做文化人；而那些下了海的文化人反過來又嘲諷那些處於體制內的文化人的窮酸與迂腐。從下海至今，盡管我一刻也沒有放棄過對文化的追求，但亦同樣面臨著歸屬的困擾——我究竟是不是文化人？我是誰，我從哪里來當我說自己是文化人的時候，反對我的人站出來說：“你說你是文化人，可是你下海了，而且是在以商業的方式掙錢。”甚至有人說我是“老闆們的幫兇”、“房地產商的幫閑”、“文人的叛徒”。但支援我的人則說我是“文化大師”，說我是在“用先進的文化改造著老闆、改造著社會”，或者說我是“文化人的榜樣，用自己的行動給中國文化人落實了政策”。三年前，易中天見到我時還感慨地說：“志綱兄，你可是給我們文化人掙了大面子了！”文化人如何賺錢的確是一個問題，時過境遷，現在易中天所面對的各種賺錢機會恐怕已經讓他應接不暇了。文化人或知識分子——一個原本不證自明的問題、一個原本十分清晰的概念為什麼變得模糊起來，以致引出了種種糾葛？其實，仔細一想，知識分子身份的日益模糊恰恰證明了這個時代的偉大與恢弘。因為只有在這樣的時代，知識分子才有了前所未有的選擇權和發展空間，才有了多姿多彩的生存形態。漫長的歷史進程中，作為一個群體，知識分子只能在國家意志規定的軌道上運行，除此之外，幾乎沒有做出任何選擇的可能，所以，那時他們的身份識別起來容易而簡單。用個不太恰當的比喻，如果說知識分子像一個靈魂，過去不管願不願意、喜不喜歡他們只能依附於一個軀殼，那麼在“萬類霜天競自由”的今天，他們幾乎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來選擇各種各樣的生存方式。然而，當市場經濟已是洪水滔天、幾乎淹沒了整個中國的每一片土地時，當“天高任鳥飛，海闊憑魚躍”的選擇空間呈現在每個文化人面前時，我們卻發現，還有不少“圈養動物”依然困守在沒有希望的孤島上，或等待著上帝之手的救援，或上演著一幕幕“侏羅紀公園”中的故事。據媒體報道，2006年10月19日，吉林籍作家洪峰的所在單位——沈陽市文化局，在其進行創作時，暫停了其每月兩千元的工資，而其身患癌症的未婚妻正需錢醫治。一氣之下，洪峰公開上街乞讨，以示抗議，由此引發了一場軒然大波。有人表示同情，但更多的人表示的是鄙視與指責。究竟應該怎樣看待洪峰的行為？我的看法是魯迅先生那八個字：哀其不幸，怒其不爭。在這樣一個“天高任鳥飛，海闊憑魚躍”的時代，文化人如果依然走不出圍城，以致身陷困境，就不能不更多地從其自身尋找原因了。我建議洪峰到體制之外、到市場的海洋中去遊歷一番。我相信，他一定會有驚喜的發現。也有一類文化人與洪峰恰好形成鮮明的對比。當市場經濟的大潮呼嘯而來時，他們的腦子轉得很快，並迅速跳入商海之中，不僅與狼共舞，甚至比狼更兇狠。他們在毫不猶豫地抛棄了文化人所固有的迂腐的同時，也抛棄了文化人最可貴的良知與操守，成為地地道道的商人，甚至成為為了獲取錢財可以不擇手段的奸商。我們也欣喜地看到，越來越多的文化人在敏銳地感知著時代的潮汛，從觀念的牢籠中、從體制的圍城中、從象牙寶塔中走了出來，走向了海闊天空，用市場化的方式尋求自身文化價值的實現?他們在咨詢、廣告、傳媒、創意、設計、藝術、出版等文化產業領域找到了英雄用武的廣闊天地。他們在為個人贏得物質財富的同時，也為社會創造了文化財富；在贏得自身發展的同時，也推動著社會的進步。總之，今日之中國，對於文化人來說，既是一個充滿機遇的天地，又是一片混沌初開的天地；既有無數文化人在市場海洋中如魚得水、如鳥在林，大顯身手、創造傳奇，也有無數文人仍然在三岔口苦苦地摸索，在困境中艱難地掙紮，甚至在歧途上滑向深淵。每個文化人，面對前所未有的時代變革，要想求得生存、發展並進而對社會有所貢獻，都面臨著“我是誰”、“我從哪里來”以及“我要向何處去”的問題。因而，梳理一下中國古代文化人的命運軌迹，中國當代文化人所面對的社會、經濟、文化與生存狀態以及展現在我們腳下的條條道路，或許對文化人有所說明。

本文摘自《王志綱社會經濟觀察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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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制外的獨立知識分子身份，長年恪守“丙方的立場”，使王志綱具備了既在市場浪潮中與狼共舞，又在紛繁世事中同流而不合污的觀察便利。本書展示了王志綱作為中國最優秀的商業觀察家的深刻、睿智及人文情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