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文化人的抉擇(1)

　　在我們讨論“誰是文化人”這個話題的時候，以網路、IT產業為代表的知識經濟的浪潮已經以雷霆之勢席卷了整個中國，數字英雄們一夜之間成為了億萬富翁的神話，令很多人特別是北京的新聞界及中關村IT業的人士們欣喜若狂，一些知識分子們甚至歡呼“知本家”的時代到來了。有感於此，1999年8月在深圳召開的知識經濟論壇上，我首次提出了“財智時代”這一概念。走進財智時代為什麼是財智時代？財智時代是相對於西方知識經濟時代的中國式解讀。當西方已經完成工業化進程、昂首走向知識經濟時代時，古老的中國像一條正在穿越時空隧道的巨龍，盡管龍頭已經開始與世界對接，

　　1999年8月，王志綱在深圳知識經濟論壇演講，針對西方

　　知識經濟的提法，第一次提出了“財智時代”的觀點。

　　伸向信息時代、知識經濟時代，但龍身卻還在工業化的過程之中，龍尾則尚處於落後的農業文明時代。巨龍翻身，三種文明同時升騰、激蕩。在農業文明、工業文明和後工業文明並存的中國，出現的是一個既非純粹的知識經濟時代，也非往昔財為主、智為仆的財富時代，而是一個財智平等、以財求智、以智生財、財智相融的特別時代——財智時代。它的一個簡單標志就是，知識由經濟的配角變成了經濟的主要推動力量。過去，中國的知識分子一直是作為社會的一種附庸和陪衬而存在的。在漫長的社會演化歷程當中，知識分子是一個無根階層，從來都沒有自尊、自信的本錢。我一直在思考這樣的問題：知識如何才能成為經濟？擁有知識的人，如何才能成為主流社會的代表？如何才能確立自尊、自信、自立、自強、自持這樣的“五自”？如何才能改變千百年來形成的文人無行、同室操戈、文人相輕等種種弊端？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認為，知識經濟給今日中國送來的第一份大禮就是中國的知識分子開始找到自信了。面對新時代的壺口瀑佈作為一個下海十幾年的知識分子，我常常由衷地慶幸：慶幸自己，遭遇了一個非常偉大的時代、一個數千年未遇之大變局。這個時代，就像萬里黃河一樣，歷經九曲十八灣，來到秦晉高原的壺口，平緩的巨流慢慢聚攏，突然間水勢驟變，奔騰直下三千尺，挾泥裹沙、波濤翻滾，氣勢磅礴，聲聞數十里，可謂“滔天巨浪從天下，奔騰萬里任自由”。下海的時間越長，對社會的感悟越深，我就越發強烈地感受到：在中國數千年的歷史長河之中，能夠與今日相比的，只有“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春秋戰國時期。那時正是中國社會的政治格局、文化生態、經濟形態以及與之相匹配的價值取向、道德規範，大轉型、大碰撞以及重新調整、塑造的時期。而正是這種轉換所帶來的“混亂”，使得各路諸侯、各種利益群體，尤其是所謂的知識精英有了廣闊的博弈空間與選擇的可能，於是才產生了鬥智鬥勇的合縱連橫。政治上，群雄競起、逐鹿中原；文化上，百家爭鳴、百花齊放，於是形成了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文化高峰，才有了光照千古的諸子百家及其偉大實踐。那些為各路諸侯稱霸或自保而設計的形形色色的理論與實踐，沉澱之後，客觀上就構成了中華民族賴以立基於世界民族之林的文化之源的主要部分，雖然是寶藏與泥沙共生，但時至今日，其依然熠熠生輝、光彩奪目。自秦始皇統一中國、漢武帝“獨尊儒術”以來，中國社會就像一條平緩的河流，雖然遇到過險灘窄谷，也遇到過一些波瀾，但都不至於翻天覆地，社會政治及生活形態週而复始。與此相適應，知識精英也大都是“述而不作”，詩人、墨客吟詠的，也多是人生際遇的感慨、作客他鄉的愁緒、離別的傷感、望穿秋水的情思。士大夫中有才華又有抱負的人，雖然也提出過一些獨立的思考、超越的理想，但很快就被各種方式的統治之術壓制下去了。人們都承認自己是孔孟之徒，可是人們離真正的孔子、孟子以及老子、莊子、墨子、韓非子等這些獨立思想家的峰巒卻是漸行漸遠了。改革開放之後，知識分子又遭遇了一個更宏偉、更氣勢磅礴的黃河壺口：經歷了漫長帝制時代的半停滯狀態，經歷了一百多年來反對外族入侵和內部壓迫的革命鬥爭，特別是經過了新中國數十年的艱難探索，中國終於從閉關鎖國走向了改革開放，從無休無止的政治運動走向了“韬光養晦”、全力以赴搞好經濟建設，從僵化死闆的計劃經濟走向了靈活開放的市場經濟，從一個幾乎只能縱向傳承文明的時代走向了猶如喇叭口一樣的交融互動、八面來風的新時代。正是由於經歷了這樣的大轉型、大碰撞、大調整、大整合，沉睡多年的中華民族迎來了一個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新時代。站在新時代的壺口瀑佈，我們能強烈地感受到兩股強大的力量：一個是財富，另一個是智慧。放眼今日之中國，財富浪潮“驚濤拍岸，卷起千堆雪”，民衆壓抑了數千年的逐利之心像火山爆發一樣噴薄而出，人人都追求財富，個個都渴望財富。市場經濟無形之手以不可思?的神奇魔力迅速改變著古老中國的方方面面——經濟、文化、政治意識、價值觀念、法律制度、審美趣味、道德原則，個體生命獲得了前所未有的選擇路徑及發展空間。當新時代的壺口瀑佈以震天撼地的氣勢在我們面前展開的時候，一個歷史性的課題也擺在了每一位文化人或知識分子的面前——在這個數千年未遇之新時代，知識分子當如何確立自己的人生方位？如何選擇自己的生存方式、創造方式、發展方式？又當如何實現自我生命價值以及文化價值的最大化？探索文化人的獨立生存之路當有人問我，為什麼敢於舍棄新華社這塊金子招牌光著屁股下海時，我曾經說過這樣的話：“我自認為是知識分子中比較優秀的一員。如果連我下海都失敗了，說明中國知識分子沒有救了；如果中國的知識分子沒有救了，中國就沒有救了。如果中國都沒有救了，淹死我一個人又算得了什麼呢！”這雖是調侃之語，卻也是我的真心話。客觀而言，促使我毅然下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原因，是我希望通過自己的親身探索為中國的知識分子蹚出一條新路——一條改變中國文化人數千年歷史宿命的新路。幸運的是，我沒有被淹死，而是帶領我的團隊走通了這條路——我把它稱為“第三種生存”。也就是既非入仕做官，也非單纯經商。而是以商業咨詢的方式進行文化研究和文化傳播，憑借智慧和文化的力量在贏得財富的同時，也贏得尊嚴；既創造物質財富，也創造精神財富的路徑。而在這一過程之中，尤其是在《大盤時代》出版之後，有人曾指認我是房地產商的幫閑，甚至說：王志綱要申請“知識分子”、“哲學家”、“思想家”等稱號，我堅決驳回。實際上，大家爭論的核心還是：誰是知識分子？什麼是知識分子？中國的知識分子在市場經濟中應如何定位？這的確是一個歷史性的課題。它不僅關乎每一位知識分子的命運，也關乎一個民族的命運。在探尋這一課題之前，我們必須回答一個問題，那就是如何定義文化人。首先要說明的是，我這里所說的文化人是一個廣義的概念，是一個與知識分子具有同等內涵的概念。但廣義並不意味著含糊，一個科學的定義必須反映出事物最本質的屬性，由這種最本質的屬性所決定的事物一定具有特定的外延或邊界，而不是漫無邊際。此外，一個科學的定義還應體現出特定時代的要求。那麼，在新時代下，我們應如何重新定義文化人呢？文化人形態的多樣性文化人的定義，是一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問題，一百個人可能有一百種說法。按照《辞海》的解釋，文化人是讀書能文的人，知識分子是有一定文化科學知識的腦力勞動者。按照這種定義，連小學生都是文化人，因為他們也會讀書、能作文；老闆們則成了最優秀的知識分子，因為今天成功的老闆，不僅要具有一定的科學文化知識，而且一定要會動腦子。顯然，這樣的定義沒能抓住文化人或知識分子最本質的屬性，寬泛得沒有邊界了，也沒能反映出當今時代對這一群體最本質的要求。那麼，文化人或知識分子究竟應該怎樣定義？我所理解的文化人，就是以文化求生存、以文化為職業、以文化處世立命的人。有文化的人就是文化人嗎？未必。如果他不是靠文化求生存，而是靠文化之外的東西謀生的話。有知識的人就是知識分子嗎？未必。如果他不是靠知識處世立命就不能算。在計劃經濟時代，體制內有文化人，而體制外沒有文化人。因為只有在體制內，人們才能從事各種文化工作，才能從事知識的傳授或傳播工作。因而，所有的文化人，教師、記者、編輯、文藝工作者……都是領工資的，都是被體制“圈養”的。而文化人一旦被排斥到體制之外，即使是像王蒙、張賢亮那樣有文化的人，也只能是右派或“四類分子”，而不可能是真正的文化人，因為他們只能靠體力勞動來求生存，而無法以文化或知識來安身立命。

本文摘自《王志綱社會經濟觀察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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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制外的獨立知識分子身份，長年恪守“丙方的立場”，使王志綱具備了既在市場浪潮中與狼共舞，又在紛繁世事中同流而不合污的觀察便利。本書展示了王志綱作為中國最優秀的商業觀察家的深刻、睿智及人文情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