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是文化人(3)

　　時代給文化人提供了一個廣闊的天地，能不能航行好，關鍵在自己。第二，我講“吃飽了撑的才需要文化”是極而言之的。人類上千年的發展史，從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到封建社會再到現代社會，人們都是從追求生存、發展，再到追求品位和精神的，從這個意義上說，當人們解決了生存問題之後，就是不斷提高的過程，人們對文化的渴求以及文化需要的廣闊空間給文化人創造了廣闊的天地。做不好，不能被社會承認是我們自己的問題，不怪別人。第三，在現在這個歷史時期，特別是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給很多文化人提供了釋放和裂變的機會。信息時代和高新科技給白手起家創業的知識分子（廣義的文化人）提供了諸多可能，同時資訊媒體的發達使得大量的舞台需要文化人去佔領。把文化精品放上這些貨架，有價值、有美感的內容將是最稀缺的資源。電視觀衆動辄上億，報紙雜志的發行量也有上百萬份，這就給文化人釋放自己提供了廣闊的空間。只要你有本事，就能得到社會的廣泛承認，只要被社會承認，金錢肯定是順帶的結果。經濟基础解決了，你就會有更大的空間去施展、實現自己的文化追求，如此說來，我認為深圳應是比較適合現代文化發展的、實現文化人價值的天地和舞台，比如餘秋雨，搞戲劇史的人在這里找到了感覺，我認為是不難理解的。

　　文化人如何處理文化與商業之間的關係

　　記：傳統的說法是文化人包括從事商業的文化人，我們要重新定義這個時代的文化人。我認為，現在能夠代表這個時代文化人形象的應該是像您這樣具有時代特徵的文化人，既能繼承文化傳統又能夠兼容商業的東西。

　　王：文化人如何處理文化與商業之間的關係，我認為有三種方式：第一種，是用排斥法，你剛才講到很多詩人自殺、變瘋、殺人，除了不被人理解之外就是一個精神問題，就是適應不了這種轉折期。第二種，從文化起家介入商業，而後彻底的商業化，這種文化人已經不能被稱為文化人了，他們已經彻底地改行，純粹經商去了。我也認識很多原來相當不錯的文化人，他們現在搞房地產、搞貿易，他們的整個思維、價值尺度都彻底改變了，追求的就是效益最大化、掙大錢，當然，這也是正常的。第三種，就是我們一直追求並尋覓的第三種生存狀態——不僅靠知識、智慧解決了生存問題，而且生活得很體面；自立、自信、自尊、自強，同時又不放棄文化追求，仍舊在進行著文化的創造或者從事著文化產業。

　　記：通過商業的渠道來創造文化？

　　王：這可能有兩種方式：一是有的人本來就從事文化事業，但現在是把文化作為一個產業來經營，能量和影響比他當初大多了，因為他的操作方式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過去文化人的做法多是一種個人行為。但現在通過商業的力量把它放大了，企業行為可以使文化成果產生裂變，在產生更大影響的同時可以產生出巨大的經濟效益。這種文化企業家，可能就不是純粹意義上的文化人了。二是像餘秋雨這樣的文化人，自己還在進行文化苦旅、在做自己的文化，但同時，他也已經在商海中找到了別人對他的認同，這種認同可以讓他衣食無憂，當然，這也是很多文化人所追求和羨慕的方式。至於我，我想我是一顆糖豆，外面的一層糖衣是我必須與市場對接，裡面才是我的價值追求——文化。這就是我給工作室的定位，既是公司又不是公司，我強調工作室的屬性是一個思想研究機構。博士、碩士從全國到工作室來工作，如果掙不到錢，沒有體面的生活，我們就不可能進行崇高的探索；但我們又不能完全是公司，如果是這樣，我們就必須以效益最大化作為我們的唯一目標，就會失去我們的方向和價值追求。因此，我們不完全是公司的定位使我一輩子賺不了大錢，也使我可以盡可能地去進行一些文化上的、思想上的探索，出版書籍為社會提供一些精神食糧，很多人認為我是“教會徒弟，餓死師傅”，我說我的目的就是為了教會徒弟，但是不是會餓死師傅就要看情況了。如果師傅被餓死了，那他該被餓死，因為他被淘汰了。我相信，只要我們不斷地努力追求，我們就會有更大的空間。

　　哪類文化人適合在深圳生存

　　記：您覺得適合在深圳生存的是哪幾類文化人？或者說，在深圳將會產生一些怎樣的文化人？

　　王：我認為，適合在深圳生存的文化人，首要的一點就是他們的生存能力必須極強。這包括以下幾種人：第一種是具有某些行業特徵的，比如畫家、藝術家，因為這里有現成的渠道及文化產品市場，尤其是這兒的位置靠近香港，比之內地很容易使藝術變現，而有了錢，衣食無憂又可以進行更高層次的創作；第二種是像我這樣的人，實際上也是以文化為業的，但這種文化具有商業效益；第三種是傳媒從業者，包括影視、雜志、報紙，他們也從事文化，但這種文化比較容易商業化，他們可以用商?的包裝實現自己的文化追求。我認為，深圳要想成為一個真正的文化城市，政府就應該為這些進行文化探索的人提供一個孵化器，有了適宜的溫床，文化的種子才能生根發芽，而有了厚實的文化土壤，一個輕浮的城市才能變成一個厚重的城市。我們這種人不會怨天尤人、自生自滅，但那些搞學術研究的文化人，政府必須扶持他們。

　　記：您是否同意別人稱您為“儒商”？

　　王：我想儒商是指一種以儒雅的方式來從事商業運作的人。但我認為，直到現在，我還算不上嚴格意義上的商人。我與人做生意的原則很簡單，那就是緣分，話不投機半句多，有錢賺我也不會做。這也說明，骨子里我還是文化人，因為商人是沒有跟錢過不去的。

　　記：知識經濟與一般的市場經濟有什麼不同呢？我理解的市場經濟是純粹靠商業行為取得經濟效益的經濟；而知識經濟中，知識本身可能就有價值，它就是一種資本，人們確實需要它。您的工作室已經是這種狀態了。您靠自己的智慧來產生效益，而這種智慧本身就是非常有價值的東西，您卻還要跟他們讨價還價地談生意，您是怎麼想的？

　　王：你的這個問題很有意思。我們生產的產品可能像畫家畫的畫一樣，懂行的人才能掂量出它的價值。因為畫家不是畫匠，他的作品是獨一無二的，是原創，不是臨摹，更不是複製。現在有些裝飾畫是流水作業甚至是機器複製出來的，成行成市，就不值錢了。因此，雖然看起來都是從事藝術工作，但卻有畫家與畫匠、畫商之分，從這個意義上講，我是個畫家。

　　知識經濟時代，文化人的轉變

　　記：知識經濟時代到來時，文化人也面臨著一種轉變，不論是心態上、素質上，還是技能上都面臨著調整，不能再按照我們傳統意義上的文化人來定義了。

　　王：文化人的歷史淵源，使他們一直作為依附階層存在。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知識分子不是一個獨立存在的階層，這話有其一定的道理。但當市場經濟到來時，有些人要獨立生存就會遇到很大的障礙。我向來認為人才有兩種：一種是自用之才；一種是被用之才。自用之才比如餘秋雨，他有自己的品牌，像一艘小船可以自己劃行；而有些人才是偏才，他需要組合。現在我的工作室有二十多人，他們都感到很充實，因為工作室為大家提供了舞台，提供了一種分工協作的機制，他們每個人都能發揮出自己的特長，釋放出自己的能量。生活中有很多的文化人，他們不可能有自己的獨立品牌，卻又不甘於搭船，所以，始終找不到感覺，像浮萍一樣，漂浮在水上面，連生存都很困難。我們下一步要探索的，是如何把工作室的品牌與一些文化產業相嫁接，比如網路、出版、影視，他們都需要我們這個思想庫，都需要我們提供內容。企業家們有很強的操作能力，可以與我們形成互補。一些培訓、教育機構也找我們合作，想通過我們的實踐讓更多的企業老闆、白領獲得新的知識。所以，我認為，做出了一種市場認可的東西之後，還需要走分工協作的道路，走產業化的道路，實現一種嫁接或整合。在這個背景下，可能就會有更多的知識分子、文化人找到自己的位置，就不用再為五鬥米折腰，為生存而奔波，他們完全可以在這種分工、協作中完善和釋放自己的專業才能及追求。我相信，如果有更多的智力機構像我們一樣不斷地探索，至成百上千家之時，就可成為星火燎原之勢了。

本文摘自《王志綱社會經濟觀察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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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制外的獨立知識分子身份，長年恪守“丙方的立場”，使王志綱具備了既在市場浪潮中與狼共舞，又在紛繁世事中同流而不合污的觀察便利。本書展示了王志綱作為中國最優秀的商業觀察家的深刻、睿智及人文情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