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是文化人(2)

　　我理解，因為詩本身的表現形式多樣，尤其是在現代社會，很容易使一些連文字都沒有過關的人，自認為能寫出好詩來，而且他可能還會聲稱自己創造了新的流派。

　　記：這個問題比較複雜，我不大贊同他的這句話。從20世紀80年代初期到現在，中國真正比較前衛、有沖擊力的思想最早都是從詩開始的。

　　王：他這句話的意思，我是這樣理解的，他本來是一個很有造詣的詩人，為什麼他要自殘手足呢？就是因為這個行道太容易泥沙俱下、魚龍混雜了。像當時郭沫若很痛苦地講到屈原時，說黃鐘毀棄、瓦釜雷鳴，他是在歎惜真正的棟梁反而毀棄了，那種破磚爛瓦卻像雷一樣地鳴叫。我現在從事的策劃這個行業也是魚龍混雜、泥沙俱下，也有這個問題。有些人抓著自己的頭髮向上飄，也可以蒙蔽一些人。他自己砸了牌子後，人們就開始質疑，產生出對這個行業的否定，所以，我們給自己定了個原則，即如履薄冰、如臨深淵。我們是不能出問題的，如果我們出了問題，那這個行業真是沒戲唱了，因為在這個行業中有很多人是極不負責任的。

　　記：詩歌界也是如此，有一大批瞎混的人，我昨天還寫了一篇文章，把這種人臭罵了一頓。從20世紀80年代起，詩歌界連續出現過詩人發瘋、自殺、殺人的事件。這樣的東西給人們尤其是給年輕人帶來了很不好的影響。

　　過渡時期的文化人

　　記：剛才您提到您是一個處於過渡狀態的文化人，“過渡”這個詞很有意思，過渡到韓愈所述境界的這個過渡期，可能正好是中國文化人的轉型期，中國文化人所必須要走的一段路。您認為，在深圳，成功的文化人能不能對中國文化人的這種過渡起到一種推動作用？

　　王：深圳是中國的深圳，這個問題拷問的應是全國，深圳只是先導性的。我看待任何問題，從來都不用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方式。我不會過多地批判深圳，我也不會過多地恭維深圳，因為存在即合理。我希望通過這個讨論，你能拔出蘿蔔帶出泥，圍繞這個問題發散開，使每一個人包括商人們，感到文化原來與自己也有關聯，使人們向往文化，哪怕只是附庸文化。附庸雖然仍是一種庸俗的表現，但比起那種整天陷入醬缸一樣的狀態，它畢竟是一種進步。從這個意義上講，今天文化中可談論的題材是非常多的，文化會是一個熱門話題，而且肯定是大題材。只是我們沒有把它呼喚出來、整合起來，沒能體現出文化的力量。文化的力量與商業的力量是不同的，商業的力量是金錢，文化的力量則是一種呼應、一種號召。

　　記：您到了深圳，經過了與商業的對接，這對於擺脫中國文化人慣有的依附性有什麼作用呢？

　　王：我想，我個人的實踐，應該能圓滿地回答你的這個問題。但我認為，目前它的作用還是有限的，畢竟只是我個人解決了這個問題。只有當整個中國有更多的人解決了這個問題時，才是一種革命性的變化。

　　記：從這個角度講，我也不認為單個人就可以改變中國的狀況，這是不可能的。但深圳是否提供了這樣的一種文化榜樣及導向？

　　王：我不認為是深圳提供了這樣一種導向，而是人的行為本身，有意無意地提高了深圳的層次。因為人們所做的，在北京、上海、成都甚至其他任何內陸城市都具備這種可能性。比如賈平凹，他在陝西生活得很舒服，他的《廢都》出來後，別人看到的只是表面上的一些爭論，而我看到的則是被慣壞了的文化人的失落，是文化人用“手淫”的方式對社會的報復。我不是針對個人德性的好與壞，而是指當一個人處於一個行業領頭的地位時，他的意識和行為，就代表了人們對於這個行業的感受，就相當於風向標。

　　新形態文化對中國文化的貢獻

　　記：那麼，您能不能概括一下，深圳這種形態的文化對中國文化有哪些貢獻？

　　王：我認為，在文化方面，深圳至少能夠提供以下幾點：第一，它沒有過去的思想包袱和負擔，更像一個朝氣蓬勃的小伙子，初生牛犢不怕虎，敢於提出很多新穎的東西來，可能這種東西略顯淺薄，但這種東西對整個中國的文化有啟迪的作用。第二，它是一個移民文化，如果說廣州是一煲粥，那麼，深圳則更像一盤水果沙拉，看起來是在一個碗里，但一個是一個。人們來自五湖四海，但不管他的原始目的是什麼，他都有一個赤裸裸的目的——掙錢。“時間就是金錢”確實是深圳的真實寫照，人們的生活節奏特別快，這也造成了前面所說的人際關係的疏離。常有人問我廣州好還是深圳好，我回答無所謂好壞，廣州就像一棵老榕樹，根深葉茂，但它也有很多枯枝敗葉；深圳像移植過來的一個盆景，非常工整、漂亮和精致，但根基很淺。從這個意義上說，尺有所短、寸有所長，關鍵看你選擇什麼。第三，深圳是新建城市，最早接觸並向世界學習，具有超前性，對全國來說，有借鑒意義。第四，深圳給不少中國的知識分子、文化人提供了一個學會獨立生存、通過市場實現自己人生價值的重要實踐場地，一個與市場對接的跳台和跳闆。我對今天深圳的文化尚不過於樂觀，因為文化必須經過積澱，要像百年老酒一樣窖藏，但我對明天深圳的文化倒是十分看好。我相信，一種有潛質的東西假以時日，一定可以變成一種真正的瓊漿玉液，它的芬芳自然會彌漫出來。

　　記：這方面已經有兩種觀點：餘秋雨認為深圳這種地方有可能給文化人開辟一條新路，而且他也已經在這兒買了一套房子，準備做點兒事；梁曉聲等人則認為，在深圳有一種靈魂無依的感覺，也有一些文化人認為深圳沒有文化，讓文化人無法生存下去。

　　王：你的這個問題很好。其實，他們的回答都是真理，只是各種文化人的特性不一樣，因此，他們的回答形成了一種尖銳的對立。什麼樣的文化人適合在深圳生活呢？梁曉聲所代表的，是一種“稀粥文化”，像一鍋熬制得非常好的粥，湯米已經融為一體了，這是一種把自己的生活底蘊作為創作源泉的人，他們就像“安泰”一樣離不開大地母親的懷抱，他們只有在自己已有的文化土壤上面才能生根、開花、結果，找到自己的創作源泉。因此，他的回答是對的，因為深圳是一大盤沙拉，梁曉聲同志肯定找不到感覺。那麼，餘秋雨為什麼認為深圳好呢？因為他是另一類文化人，他不需要體驗生活，他需要的是“文化苦旅”，他就像遠足的僧人一樣，取到經後可以把行囊一背，找一個沒有人干擾而且資訊發達的地方來整理他的行囊。深圳正好給他提供了一個這樣的天地，他當然說深圳好。另外，還有一個最核心的問題，深圳適合生存能力強的人。餘秋雨講學、出書，這已足夠使他體面地生活了，因此，他把深圳作為寓居的地方，他像蜜蜂一樣飛出去，採了花粉，再回到蜂巢中釀造他的蜂蜜。但這兩種文化形態，無可厚此薄彼。拿我來說，我既不是純粹的商人，也不是一個純粹的文化人。我倒是很喜歡深圳的這種“人人為自己，上帝為大家”的狀態，沒有救世主，組織、社會、政府既不會來關懷你，也不會干預你。在這里，我們追求一種獨立的生存。所以，我既不覺得深圳非常好，也不覺得它很壞。我只是寓居在此，也許明天我一拍屁股就走了。

　　新時代的文化特徵

　　記：在您的話語中，我已經感覺到我們對文化的理解有一些不同了。您剛才說您不是一個純粹的文化人，前面也談到“文化就是吃飽了撑的”。但我做這個選題，就是試圖尋找這個時代的文化傳人，我不認為您不屬於文化人，這個時代有代表性的文化人跟傳統意義上純粹的文化人應該是不同的。任何時代的文化都有一種主流的東西，這個時代的主流文化應該是怎樣的一種形態？尤其是在知識經濟已經到來的情況下，文化人到底應該有一種怎樣的形態，是不是應該具有時代的特徵？

　　王：這個問題非常好。我認為這個時代有三個特點：第一，市場經濟洶湧澎湃，給文化人提出了一個現實的要求，那就是文化人首先必須要解決自己的生存問題。市場經濟就像汪洋大海，有許多生活之舟在上面航行，每一個文化人都是自己命運風帆的掌握者。

本文摘自《王志綱社會經濟觀察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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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制外的獨立知識分子身份，長年恪守“丙方的立場”，使王志綱具備了既在市場浪潮中與狼共舞，又在紛繁世事中同流而不合污的觀察便利。本書展示了王志綱作為中國最優秀的商業觀察家的深刻、睿智及人文情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