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是文化人(1)

　　如果說，我在新華社當了10年記者之後決定“下海”只是想為知識分子的獨立生存闖出一條道路，那麼，《謀事在人》出版之後文人“下海”則已成蔚然之勢，至今朝，知識英雄更是遍地開花——用知識創造財富不再是為“正統文化人”所不齒的旁門左道，財智雙全的精英們已成了社會的中流砥柱。從人們為一個點子價值幾十萬感到驚歎，到人們對一位教師在納斯達克身價20億不以為奇，其間只經歷了短短的10年。如果說，在市場經濟初期，知識分子沒有錢是高尚的表現（因為那時候更多的是“不三不四”發大財），那麼，在市場經濟的後期——知識經濟時代，知識分子若還不能體現自身的價值，就應懷疑他的才能和知識的真僞了。面對時代的“壺口瀑佈”，知識分子和文化人的命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讓我們困惑的是，在新時代下，傳統意義上的知識分子和文化人應如何定義？早在8年前，就曾有媒體到我的創業之地——深圳銀湖水簾洞採訪我，當時他問過我這樣一個問題：在如今這樣一個時代，到底誰是文化人？其間還提到，關於對“餘秋雨現象”如何看。2006年，央視《對話》欄目又邀請我就“易中天現象”發表點看法，包括幾年前曾有人對我的知識分子身份提出質疑，從而，使我對“中國的文化人”這個話題保持了一貫的關註與思考。今天，當我再談文化人這個話題時，感到早年的這段對話，還是很有意思的，故放在開頭。

　　誰是文化人*

　　記者（以下簡稱“記”）：我們現在正在拍一部有關文化人的片子，想聽聽您的意見，您認為誰是文化人？

　　王志綱（以下簡稱“王”）：誰是文化人？李白是文化人，孔乙己是文化人，今天的餘秋雨也是文化人。“文化人”有多種界定方式，但我認為主要有兩個層次：第一，他是靠文化為生的，就是我們通常所說吃文化飯的。李白在文學上的造詣是大家公認的，但不管他的造詣多高深，他還是離不開吃飯。今天，誰是文化人？餘秋雨、金庸應該是，大家都沒有疑義。但盡管餘秋雨著書甚豐，海內外名氣很大，但他卻有一個非常大的困惑。昨天晚上我看他的書，其中有不少是對嫉妒的感受。為什麼他對嫉妒會有如此深的感受？是因為同中國歷代的文化人相比，包括同現代的許多文化人相比，他太成功了，特別是在生存能力方面。這就反衬出一個問題：我們的很多文化人在生存能力方面還不太成功。很多人罵他，因為他經常出入於上海的電台、電視台作評論員、評榜員。中國的文化人一直很可憐，所謂“皓首窮經”，從來沒有說話的

　　* 本文是1999年6月深圳電視台記者就文化人的話題對王志綱的專訪。

　　機會。餘秋雨說自己有機會通過電視、通過大衆傳媒讓更多的受衆接受文化，本來是件很愉快的事情，但最後連他自己都感到有點江郎才盡，不是他說的多了，而是他“發現自己有點撑不住了”。這句話說得很精彩。我們很多文化人攻擊另一些文化人上電視做節目，可能犯了一個可笑的錯誤，就像清朝末年的官員們經常爭論的官員們應不應該坐火車的問題一樣。再過30年，學者肯定能用這種媒體傳播文化。第二，我認為，真正的文化人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應是韓愈所講：師者，傳道、授業、解惑也。他們是社會的良心、社會的脊梁，他們所做的一切已超越了生存的壓力，而是為了影響和推動社會的前進，甚至是為了提高一個國家的國民素質和品味，這也就是我所稱道的真正意義上的文化人。在深圳，文化恐怕只是一種陪衬，像是人們茶餘飯後才想起來的、用來擦嘴的一塊餐巾，但餘秋雨這樣的大文化人卻在深圳找到了藏身之地。餘秋雨每到一地，都會有一些入鄉隨俗的說法，也有許多恭維深圳的話，但我認為，有一句話倒是他思想的真實流露，那就是他比較欣賞深圳人際關係的疏離，“疏”是疏遠，“離”是離開一定距離。餘秋雨長期生活在上海這樣人口高度密集的城市里，在獲得名利的同時，他也受到了許多超乎常人想象的傷害。而深圳則是人口“大沙拉”，人們來自天南海北，英雄不問出處，各自為生存忙碌，顧不得管別人的閑事。因此，深圳正是這種傷痕的最好撫慰處。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按道理來講，餘秋雨的書賣得這麼火，也算是一位大學者，他的到來本應成為一道風景線，成為人們關註的話題。但奇怪的是，僅是媒體把他的到來作為“深圳不是文化沙漠”的論據，而整個社會卻毫無反應。這也是深圳這個城市性格中的一個有趣現象，即“人人為自己，上帝為大家”。文化回歸到它的本位上去，這個本位就是“吃飽了撑的”。從中國古代的三皇五帝到現在，特別是在中國處於農業社會之時，文化只是宮廷中的消遣，皇帝和達官顯貴吃飽了沒事幹才有工夫去欣賞文化。從李白到後來的文人，哪一個文人不依附於權貴，又有哪一個文人不依附於朝廷？“李白鬥酒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皇帝呼來不上朝，自稱臣是酒中仙。”這都是發牢騷之語。皇帝真要用他了，他馬上精神振奮，“朝辞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那時的《將進酒》之類也全是牢騷之作，這其實是一種吃不著葡萄說葡萄酸的心理，是中國文化人的悲哀。

　　我屬於哪類文化人

　　記：您覺得自己屬於哪類文化人呢？

　　王：我是處於過渡狀態的文化人，這可能與我們現在所處的時代有很大的關係。第一，我是解決了生存問題的文化人；第二，我是繼續以文化為業的文化人，盡管這個文化帶有很大的經濟成分，但我一直都把追求文化作為自己生命中最崇高的目標。你們所了解的，只是靠給企業做策劃吃飯的我、作為學者與商業結合得很成功的我。其實，這只是冰山一角，我開拓這種生存方式是想給中國的知識分子探索出一條路，這條路就是第三種生存，即出污泥而不染，在自尊、自立、自強的前提下，能繼續追求自己的文化。我一直是這樣做的。為什麼現在我躲在水簾洞里，二郎腿一跷，就有老闆們魚貫而入，聽我怎麼講，照我說的辦呢？這就是文化的力量、知識的尊嚴。當然，這可能也同我的經歷有關。我始終處於一種主動的地位，為老闆師，而不是由財大氣粗的老闆來規範我。在這種前提下我們就有可能做兩件事：第一，給文化、給知識張目；第二，牽著老闆從庸俗走向高雅。這兩點我們都做到了，但目前還不夠。因為只有少數人這麼做是不夠的，必須在全社會大範圍地做，喚起文化人千百萬，發揮我們每一個文化人的影響。那麼，什麼樣的人是文化人呢？我認為有兩種：一是靠文化生存的人，文化是一種職業。這種人中值得稱道的是巴金，他在計劃經濟時代也從來不要工資，單靠自己的稿費吃飯，這一點我很佩服。他靠什麼？靠的是實力，一般人是做不到的。而最高層次的文化人，靠自己的精神和影響推動社會前進，這才是真正的文化人。很多人都想成為這樣的昆侖、北鬥，能達到這個高峰的卻極少，但它並不妨礙人們朝這個方向努力，這是一種精神的跋涉，一種靈魂的拷問，一種對美的追求。從這個意義上講，真正的文化人是一個民族的良心，是一種社會操守的倡導者、率領者。從這個角度來看，你的這個題材可以成為大作品。這個問題實際上是在拷問每一個文化人，試問，13億中國人中的3億文化人哪一個沒有經歷過這種血與火的考驗？

　　文化人的追求

　　記：我採訪過餘秋雨，感到你們的不少東西有共同之處，包括你們的這種行為即儒家所講的：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您剛才提到的傳道、授業、解惑，他也有這種想法。盡管在一些場合有人罵他像電視台的鞠萍姐姐，但他不管是走到哪里，都在傳播他的思想。我認為，您的行為也帶有這種特性，當然您不僅是通過語言，還有行動。

　　王：我認為，其共同的東西叫水滿自溢，像這個杯子，我們把水不斷地註入裡面，它就會流出來，浸盈到週圍。有的人具有的東西可能一杯水就差不多了，有的人則可能還有大量的水，在這種情況下，他要普濟衆生，是很自然的事。

　　記：在這一點上，你們所推崇的東西和我所在的圈子里所推崇的東西完全不一樣，就像一般情況下儒家的東西在中國文化史上屬於正派，而道家的東西屬於邪派一樣。搞美術的歸於邪派，是因為他們根本不管什麼兼濟天下的事，連獨善其身都不會考慮，他們崇尚的是一種快樂原則，他們的一些後現代的東西更是如此。

　　王：詩人是比較脆弱的人群。他們不像海燕、高山的鬆柏一樣是經過雷霆火閃後生存的。詩人的東西是一種靈性的暴露，他也要水滿自溢，他也要把自己內心的東西表達出來，但這種表達基本上是一種不經社會鍛鑄的自我表達。從這個角度講，在這個變化的時代，詩人是很脆弱的。當社會不需要詩的時候，詩人就變得非常可憐。有位大詩人跟我說過一句話：詩歌使文學淺薄。

本文摘自《王志綱社會經濟觀察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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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制外的獨立知識分子身份，長年恪守“丙方的立場”，使王志綱具備了既在市場浪潮中與狼共舞，又在紛繁世事中同流而不合污的觀察便利。本書展示了王志綱作為中國最優秀的商業觀察家的深刻、睿智及人文情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