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告浙商(1)

　　編者：2004年11月6日，王志綱應邀出席第二屆浙江（中國）民營企業峰會，並在“浙江人經濟促進大會暨浙江人經濟論壇”上發表演講。在與會者對浙商的一片贊歌聲中，王志綱卻提出“以粵為鑒，可知興替”，指出一路高歌猛進的浙商在發展中值得註意的若幹問題。2004年11月6日，王志綱在“浙江人經濟促進大會暨浙江人經濟論壇”上演講。

　　各位嘉賓、企業家朋友們：大家好！我從廣東過來，到了杭州後，有一個非常直觀的感受：今天的廣東是暮氣沉沉、一盤散沙，而今天的浙江則是群情激昂、龍精虎猛。當然，這只是一個直觀的感覺，但是這種表象也能說明，作為先行者的廣東，已經開始給人一種英雄遲暮的感覺，而作為後起之秀的浙江，卻給人一種“激情燃燒的歲月”之感，一種積極振奮的感覺。談這些是因為：其一，我在廣東生活了二十多年，對廣東和廣東商幫有著深入的了解；其二，我在浙江有很多客戶，經常在兩地間來回地跑。這兩個地方，一個是英雄遲暮，一個是龍精虎猛，所以我今天的演講題目就臨時變成了“浙商忠告”或者叫做“忠告浙商”。在這樣的場合講這些話聽起來似乎與今天的氣氛不太吻合，但是，“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知得失”。但願廣東的昨天和今天能夠對浙江有一個很好的啟發。粵商為鏡知興替我講兩個大話題。第一個話題，以粵商為鏡，可知興替。在講這個問題時，我們首先要清楚，中國的市場經濟到現在，可以說整個源頭、整個實驗田，都是從廣東開始的。而廣東的真正高潮期是在1992～1993年，當時的廣東特別像今天的浙江。1992年鄧小平同志的南方講話，在彻底地改寫了中國歷史、宣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走上了市場經濟道路的同時，也給了備受指責、備受爭議的廣東以極大的肯定和信心。當時我在新華社，跟新華社的老社長穆青同志一起寫了一篇通訊——《風帆起珠江》，這是對廣東的一次正視和肯定。後來深圳市的一篇《東方風來滿眼春》，正式確認了廣東是整個中國改革開放的源頭。接著，中央電視台不惜重金組織了龐大的隊伍到廣東，拍了一個黃金檔節目——《廣東行》。在強大的攻勢下，整個廣東被壓制了十多年的非驢非馬的生活彻底改觀，廣東的自信一下子找了回來。這期間，充斥在廣東媒體的所有報道，題目都是“小廣東長高了”、“全中國喝的是珠江水，吃的是珠江糧啊”，可以說，當時的廣東是名利雙收。在這種背景下，美國人也來凑熱鬧，一位美國民主黨政府的高參，繼一本《日本世界第一》以後，又寫了一本關於廣東的書。“珠三角”的官員們紛紛因此升官，或當省委書記，或當省長，或當縣委書記、縣長；“珠三角”的企業家們也雄心勃勃，氣沖鬥牛。在這種情況下，出現了中國經濟史上非常精彩的一幕幕現代戲，這樣的例子太多了。第一個例子是巨人集團。巨人集團當時在珠海可以說是雄心勃勃，一位中央領導人去了巨人集團以後，留下了這樣一句話：我本人都要來看看“巨人”，我帶來的人也要看“巨人”，希望你們“巨人”長得更高！當時珠海的最高領導，為了落實中央領導的最高指示，經常到巨人現場辦公，希望巨人能活出個樣子來。而當時最能體現出一個城市的雄心和魄力的，就是蓋高樓。當時的珠海市政府給了巨人最好的一塊地，希望它能蓋出中國最高的樓。而這個時候中國最高的樓是廣州的中信大廈，63層。當時有個方案，有關領導看了以後說要超過63層，就變成了64層。但不知何故幾經週折之後最終變成了70層，最後，這個建築的支出超出了企業的支撐能力。蓋樓畢竟還是市場化的行為，有些時候政府可以來支援你，但當你支撐不住的時候，它也不會冒風險來為你埋單，因此巨人只有壯烈地倒下，一朝沉沒。這是一個經典的故事。當然，史玉柱這個小伙子也不容易，居然可以鹹魚翻身，成為中國MBA教材中罕見的案例。這件事我就不多說了。第二個例子就是當時風行全國的太陽神。我記得1993年時，我們浙江的娃哈哈還在辛苦地跋涉。當時他們送了一盒娃哈哈的口服液給我，我拿著忍不住想笑，它的外包裝就像咱們打針用的瓶子，要用小砂輪割開才可以喝，搞不好還會把嘴唇劃破。當時我很奇怪，說你們怎麼還用這個玩意，這是當時浙江的水平。而這時廣東的太陽神已經風行世界，他們是整個中國首先匯入CI的企業，是企業形象策劃的身體力行者，成為了所有企業模仿的對象。就是這麼一個風風火火的企業，在一片莺歌燕舞的過程中，實現了其在全中國的拓展，往返3年下來，現在已經銷聲匿迹了。而此時的娃哈哈，通過農村包圍城市，通過20年的艱苦跋涉，通過浙江商人所固有的優點，從市場匯入，從終端匯入，從農村到城市，從低端到高端，終於形成了銷售網路，而且開始敢於向大東家，也就是市場讨價還價了。第三個經典案例是健力寶。1992年，我曾經跟健力寶的老闆一起到過上海，住在西郊賓館，當時每天趕去求見的有時甚至高達上百人。“廣東商人”這塊金字招牌，等於是李嘉誠、霍英東的化身。不管走到哪里，所有的達官顯貴都會趨附於前，所有的消費場所都當我們是座上賓。而現在看來，這種盛況全部在今天的浙江表現了出來。當年我在新華社曾經寫過一篇報道，提出廣東有“四小虎”，即順德、中山、南海、東莞這四個經濟強市。“廣東四小虎”，事實上起了支撐廣東經濟的作用，在“四小虎”中我比較推崇的是順德，為什麼是順德呢？是因為它的鄉鎮企業。我最不看好的是東莞，因為當時的東莞是村村點火、戶戶冒煙，沒有獨立的知識產權，沒有獨立的制造能力、設計能力和研發能力，是用自己的“肚皮”給別人“生娃娃”。當時排名次的時候，東莞不服氣，說為什麼我排在第四，為什麼不是第一？但今天的東莞已經非常有實力了，東莞的人口只有六七十萬，而據2003年的統計東莞的民間存款有2 000億元。東莞這些年之所以能夠持續發展，是因為它在20年前就已經有意無意地介入了全球一體化，也就是說它並不是一個世界工廠，而是國外的一個車間。那麼，當世界經濟發生重大轉變之後，這個車間還會繼續存在下去嗎？其實在研究東莞的時候，我也一直在研究浙江。今年我去了三次溫州，通過對溫州企業進行深層次地研究，我深深地感受到，東莞的末路越來越近了。為什麼呢？因為東莞沒有自己獨立的知識產權，沒有自己獨立的市場闆塊。而且，有些東莞人通過當地主富起來以後，已經過上了“手不能提，肩不能扛，女人搓麻將，男人包二奶”的生活。一旦產業經濟進行調整，這些路將會越走越窄。非常令人痛心的是，這些現象在浙江也已經開始出現。以這個故事講清楚這一道理，就是要忠告今天的浙江商界。今日之浙江下面，我們談第二個大話題，談談今日之浙江，我覺得有五大現象值得在座的企業家們思考：第一，如何看待“普天之下，舍我其誰”的問題。說實話，浙江經濟是在被壓抑中成長的，1992年，我來浙江採訪，當時浙江的最高領導，說了一句實話，他說：“溫州的日子好過，我的日子就不好過，我的日子好過，溫州的日子就不好過。”他當時非常矛盾，因為那時的溫州是個另類，是資本主義路線的典型。但也正是這種情況，促成了浙江人的低調、務實。當人們把目光都盯在廣東身上的時候，浙江有了20年的封閉和累積，溫州也真正地完成了一個由小到大、由“蝌蚪”到“青蛙”、由流通業到制造業、由假冒品牌到創造品牌，到重新整合，再到資本運營的過程。到現在全中國都不敢小看浙江了。我不擔心浙江人會被小看，反而擔心浙江人會被大看、被高估。浙江商人是當代的英雄，難免會孤芳自賞，但一定要記得前車之鑒，昨天的廣東人就像今天的浙江人，但願明天的浙江人不會成為今天的廣東人。第二，“大雞不吃小米”的問題。說實話，浙江商人是吃小米長大的，總是幹別人不願意幹的事情。我在中國見到過很多浙江商人，他們原來都是彈棉花、修鞋或是做別的小生意的，真是“千家萬戶、千山萬水、千言萬語、千辛萬苦”。這個過程，給浙江人提供了很多時間及空間上的發展機遇，所以才造就了今天浙江人雄厚的經濟實力，但是，今天的浙商已經開始進入浮躁期。前不久，幾個溫州老闆找我，跟我進行了一次長談，他們說的事情，吓了我一跳。他們問我：“王先生，您在中國這麼有影響，能不能跟我們合作一把，一起炒城市，我們可以當場簽字。”他們說炒樓太慢，而炒城市兩三個億就能炒到兩三百億。我說我明白你們的意思，就是說這個地方的水已經燒到了98度，只差兩度就到沸點了，但人家不知道是怎麼回事。你們在口袋里帶一把柴，順便把你們自己的面條、餃子、馄饨也帶上，先把柴加進去，燒到水一開，就把自己帶的面條、餃子、馄饨下進去，然後全部都撈出來扛著就走，是不是這個意思？

本文摘自《王志綱社會經濟觀察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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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制外的獨立知識分子身份，長年恪守“丙方的立場”，使王志綱具備了既在市場浪潮中與狼共舞，又在紛繁世事中同流而不合污的觀察便利。本書展示了王志綱作為中國最優秀的商業觀察家的深刻、睿智及人文情懷。